邪教兴起的背景

六、邪教兴起的背景

从20世纪中叶起，邪教在全球恶性膨胀，邪教活动愈演愈烈。美国国会专门研究恐怖主义的卡兹曼认为：“世界将面临的最危险的不是职业恐怖分子，而是一些具有宗教狂热的异端教派。”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形形色色的邪教滋生蔓延，危害社会。那么，邪教兴起的背景是什么？

（一）宗教信仰的异化

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不同的宗教，包括不同的教派，都是回应社会中不同的信仰需求或者是精神上的需求。可以说，宗教的产生与兴盛有其巨大的社会需求。当今世界，信仰宗教的人数多达几十亿。但是，由于正统宗教在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下趋于衰落，在一些方面无法满足人们的信仰需求。当既成宗教不能发挥其正常的社会功能，也没有提出新的规范或价值观时，邪教即采用更具有“魅力”的说法诱惑百姓，并乘势假借原有宗教教义之名而起，有的邪教教主则以更新宗教教义之名而起，蛊惑信徒加入邪教。大多数邪教都有此特征。20世纪末，各类宗教都处于变革之中，一些邪教教主乘机借宗教名义，编造歪理邪说，操纵控制信徒，建立自己神国，满足自己私欲。但对于普通教徒，由于他们已自觉或不自觉地皈依邪教，很难看清邪教的邪恶本质。更由于他们在邪教组织中满足了自己的信仰需求，而这种信仰又是不需要理解为前提。在这种信仰中他们得到了对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的敬畏，由此获得了精神的慰藉、安宁，消除了生活中存在的恐惧感。可以说，绝大部分邪教徒在教主的欺骗下，不自觉地通过加入邪教，信仰崇拜邪教教主来满足他们对宗教信仰的需求。

（二）长期的传统和浓厚的文化基础

中国有着多神崇拜的历史传统，各类宗教的传播发展也此起彼伏。巫文化在我国历史上根深蒂固。巫者，在观念上视自己为神的附体、转世或为灵的再显、化身；在行为上采取迎神、跳神、降坛、念咒语、唱灵歌与诵灵文等仪式。当代的邪教教主无一例外地称自己为某某神、祖的转世，或让其信徒尊他为某一神灵的化身。^[47]“法轮功”邪教教主李洪志自立为宇宙“主佛”。不少邪教组织在仪式上为了通灵，便大唱灵歌、跳灵舞或放声哭泣、呼喊以释其灵能。李洪志原生长于萨满文化氛围中，留恋萨满教，极力宣扬万物有灵论，万物有灵论是萨满文化最重要的信仰。中国巫文化，不仅表现有浓厚原始巫风的低级形态，还有如抉鸾、架乩、降坛等高级形态，再与阴阳五行思想相结合，就使得中国巫文化不同于其他国家、民族而自成为一体的强大而悠久的巫文化系统。

当代邪教有着深刻的教门文化烙印。中国民间教门历史相当悠久，从汉末太平道始已有2000年的传统。特别是明清教门文化独具一体，它在中国乡土下层民众信仰中有浓厚土壤，至今仍在邪教组织中秘密延续。明清教门文化，从其教理、信仰看有如下几个主要内容：（1）无生老母信仰与“八字真言”；（2）三阳变换与劫变观念；（3）三佛轮流掌管开盘思想；（4）精气神修炼的内丹心性法。民间教门文化中“末世灾劫已临”与“新佛”应出世当主的思想对下层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三）社会的动荡与转型

社会的动荡也是造成邪教兴起的重要因素。韩国是东方国家“异端”或邪教组织众多的国家。1945年朝鲜半岛分裂，1950年又发生朝鲜战争，持续的战争和社会动荡导致了各种思想之间的冲突加剧。传统思想遭到破坏，人们价值观念混乱，给邪教的兴起以可乘之机。俄罗斯从20世纪90年代邪教开始泛滥，这其中也源于苏联解体的社会动荡和大变革。

从我国来看，邪教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沉渣泛起，不断膨胀，这与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的转型有密切的关系。农村改革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失范，基层权力弱化，人心涣散，主流价值失落，使邪教势力趁机死灰复燃。特别是落后偏远地区，迷信、巫术文化传统久远，社会土壤浓厚，有利于各种邪教势力的滋生发展。据有关部门统计，80年代以后，全国各地的邪教组织及会道门，每年都以10%～30%的速度增加。

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社会更加复杂。社会结构的变革，引起利益格局关系的调整，出现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表达方式的多样化，医疗、教育改革导致居民生活负担加重，国企改制，大批国企职工分流下岗，城市弱势群体扩大。原有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与日益多元化的价值观矛盾加剧。体制转轨中社会出现无序现象，市场经济运行法则出轨，渗透到社会公共领域，拜金主义横行，人心失衡，权力腐败，侵害群众利益，造成社会矛盾激化。价值的窘困与情感的冲突，形成过渡时期社会心理的无所适从和抑郁沮丧。“善”发育不良，“恶”畸形膨胀。极少数野心家趁东方宗教文化神秘主义在世界兴起，气功健身热浪席卷全国之机，假借气功与宗教的名义，自我神化，散布邪说，控制信徒，聚敛钱财，危害社会，邪教滋蔓突出。

（四）贫穷与失意

从邪教信徒的构成来看，处于贫穷、失意状态的人占绝大多数。从我国教门发展的历史观察，下层群众构成了教门信徒的主体。处于贫穷状态的人群，基本温饱难以解决，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时刻担心天灾人祸会降临。他们有着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而通过正常的途径是很难实现这一愿望的，邪教给他们设计了美好的未来。出于改变现状的需要被各种各样的邪教所网罗。“法轮功”邪教打着“真善忍”幌子，以祛病健身为诱饵，引诱弱势群体。韩国异端教会信徒很多是贫困人口。同样，在贫穷人口集中居住的地方常会有更多的异端教会。一些失意的人也易陷入邪教。这些人或事业上失败，或离婚，失恋，或人际关系存在问题等。他们往往感觉被社会抛弃，被边缘化，生活无人关心，心灵无人慰藉。一旦邪教动员就会加入其中。

（五）信仰危机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信仰是人类的“高级需要”。科学越进步，教育越发达，社会越是富裕，公众对信仰的需要也就越强烈。20世纪是一个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物质生活丰富的世纪，但同时也是一个传统宗教世俗化、人情冷漠化的世纪。传统价值观衰落，相当一部分人生活得比过去更加空虚、隔绝和孤独，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反而意味着友谊、爱情、义务、集体精神、个人关怀的结束。而传统宗教及传统价值观对解决这些问题又无能为力，邪教的欺骗性教育及给予“人情温暖、保护、希望和安全，即受害者所需要的一切”的许诺，正好满足了这些人的需要。“安全”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邪教宣扬“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加入邪教可以获得拯救，使妇女、老人、疾病者及对未来没有信心的人容易成为邪教组织的受害者。20世纪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和长期的冷战、剧烈的变革使许多人一时难以适应，对未来没有信心。邪教组织声称可以提供和平、安全和对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些人为逃避现实加入邪教。

（六）神秘主义教义对人们的吸引力

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的发展水平不可能解释一切现象，而神秘主义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存在数千年，人们对神秘主义的向往长盛不衰。近几十年以来，人们对神秘主义的追求达到了狂热的程度，特异功能、气功、巫术、超自然力等带有神秘色彩的东西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几乎所有的教主宣称具有特异功能或超自然力，可以和神直接沟通，几乎所有的邪教都用光怪陆离的神秘主义吸引和控制教徒。“法轮功”头目李洪志就宣称自己有“四大特异功能”。日本“奥姆真理教”、美国的“天堂之门”及“科学教派”也是此类最典型的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