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兴起的社会背景

第二章　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大学危机

从世界范围来看，新自由主义是近30年来影响全球大多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社会思潮，它不仅给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而且也使大学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尽管早在20世纪30年代，新自由主义就以凯恩斯主义批评者的立场呈现于世人面前，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都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其理论主张从未被主流社会所认可。20世纪70年代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陷入经济增长停滞、社会矛盾激化的困境，然而这次全球性危机却给新自由主义提供了走上社会前台的历史契机。英美两国开始尝试采纳新自由主义有关经济社会改革的建议，其成功经验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借鉴，由此使得新自由主义成为主导全球大多数国家发展经济、增强社会活力的主流理论。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以提高效率为目的的社会公共事务改革也迅速波及大学。乔姆斯基认为，从依赖于公共和私人的资金角度来看，大学是一个寄生组织。大学在管理上所受的烦扰、监督、职责与所有国家福利单位是相似的。^[1]因此，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大学所面临的危机与社会其他公共部门是一样的。

第一节　新自由主义兴起的社会背景

任何一种思潮之所以能兴起，都在于能契合时代需要。虽然新自由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但早在20世纪30年代，学术领域就汇聚了一批研究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受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凯恩斯主义是当时经济学研究中的显学，更是主导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社会思潮，因此那时的新自由主义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影响。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学者坚持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与主张，不为外界环境所纷扰，甘于寂寞，积极探索，深入、认真地研究着新自由主义。到20世纪70年代，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领域逐渐形成了好几个学派，并且其理论积淀也日趋成熟，为其走上经济社会大舞台作了充分的学术储备。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涨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危机，这预示着以扩张性经济政策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不再奏效。尽管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缓解社会矛盾、提高社会福利方面有了显著改善，然而一旦面临经济发展止步不前、甚或严重倒退的局面，逐年攀升的社会公共支出就成了政府的沉重负担。凯恩斯主义一词在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社会不再具有肯定的意义，而是缺乏活力、效率不高的代名词。随着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各阶层纷纷开始批评与检讨凯恩斯主义，从此新自由主义从学术领域走向了现实社会。

一、新自由主义兴起的经济背景

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经济主张，它作为凯恩斯主义的对立面而成为政府应对经济滞涨的理论依据。凯恩斯主义认为，之所以发生经济危机，是因为市场中的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政府应该运用预算和货币政策来加强对需求的管理，以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面对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凯恩斯主义发挥了巨大作用，将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从濒临破产的边缘解救回来。凯恩斯主义还认为，经济增长、就业扩大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一种交替关系。假如经济增长、就业状况良好，即便出现通货膨胀，也是能够接受的。但到后期，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大面积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这让凯恩斯主义无能为力。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石油危机成为引发新一轮危机的导火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之前，美国一直奉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很少干预经济运行。然而，1932年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一改以往的自由放任传统，推行罗斯福“新政”。从此，凯恩斯主义成了政府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杜鲁门的“公平施政”更是“新政”的扩大和延续；尤其在肯尼迪主政期间，他提出“新边疆”施政纲领，实行长期赤字财政政策，继续扩大社会需求，改善社会福利。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使政府卷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越来越深，有资料表明，1929年，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中的就业人数，只占以工资和薪金收入为生的非农业人员总数的9.8%。而到1975年，各级政府吸收了1480万工作人员，占靠工资和薪金收入为生的人员总数的19%。政府部门对国民收入总额的贡献，从1929年的5.8%，上升到1973年的15.5%。1929年政府部门购买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0强，1975年则上升为1/5强。当一个国家的地方、州和联邦政府雇用全国19%的非农业人员、占国民收入总额的15%、购买占国民生产总值22%时，政府活动显然会影响国家经济活动的水平和方向。^[2]同时，政府承担的各项社会福利开支更是与日俱增，数据显示，用于公共计划、退伍军人计划、教育、住房、模范城市、人力训练、合法援助及各种各样的生活福利开支，从1950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9%，上升到1974年的18%。^[3]

作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也无法幸免于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之外。1973～1979年，美国的年平均产出增长率仅为2.12%，远低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在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失业率仍在不断增加，政府财政支付规模还在逐渐扩大，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不容乐观。1980年，美国联邦社会保障开支总额为3033亿美元，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保障，总开支为1911亿美元，占63%，包括老年和遗嘱保险、残疾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事故补偿等。其次是公共援助，总开支为429.5亿美元，占16.2%，包括公共援助、补充保障收入、社会服务以及食品券等项目。此外，保健和医疗项目开支133亿美元，占4.4%；退伍军人项目开支212.5亿美元，占7%；教育补助为129亿美元，占4.2%；住房补助66亿美元，占2.2%；其他福利包括职业训练、儿童营养、儿童福利等，总额为87.8亿美元，占3%。^[4]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81年的36个财政年度中，其中27个财政年度有赤字，为弥补赤字，联邦政府大量发行国债，每年支付的利息约占联邦开支的10%左右。

英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与美国有着相似之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国政治形势急速“左转”，1945年工党击败保守党而上台执政。在艾德礼主政期间，以费边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作为政府改革的指导思想，进行了一系列温和改革。先后通过8个国有化改革方案，使煤炭、钢铁、运输等基础产业部门实行国有化，大量社会资源流向国有企业，这为政府控制物价、抑制通货膨胀提供了条件，也为社会积累了财富，为提高社会福利创造了条件，使得英国经济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低速持续增长。“国有化”有利于政府加强对经济的控制，但存在着企业效率不高、管理体制落后等弊端。“福利国家”是工党改革的另一个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建立起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这有助于改善人民社会水平，然而英国在重视社会公平的同时却忽略了社会效率，产生了财政压力过大、个人责任意识下降等不良后果。据统计，1951～1982年社会福利支出增长了2.7倍，而国内生产总值只增长了约1倍，同期社会福利支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4.4%跃升为29.4%。^[5]例如，英国政府教育基金资助大部分学生接受免费初等和中等教育，90%的大学生可以获得政府津贴。事实上，从1973年开始英国经济就开始萎缩，1974、1975年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年负增长，众多公司、企业倒闭，到1975年失业率突破两位数。充分就业、需求管理等带有明显凯恩斯主义特点的经济政策已经难以为继，这成为工党下台的前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涨是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通病”，因此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与英美两国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上台执政，被视为新自由主义走上了经济社会前台的标志。1979年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胜出，在撒切尔夫人组阁执政的10年间，她推行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措施，如国有企业私有化、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等，使英国经济迅速走出了滞涨的阴影。在发达国家中，英国1982～1989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3%，增长速度仅次于日本，其通货膨胀率也从两位数降到较低水平。撒切尔夫人在经济社会改革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她的经济政策和措施被人们称为“撒切尔主义”。其后，英国政坛上不管是保守党还是工党执政，在国家经济政策方面基本上都奉行新自由主义路线。

1980年里根当选为美国第40任总统，其后，里根政府抛弃了主导美国经济社会发展近50年的凯恩斯主义，采纳新自由主义中供应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经济主张，通过稳定货币供应量、减少政府开支、减轻税负、减少政府干预等措施，美国经济终于在1983年迎来增长高峰，走出了持续13年的滞涨。在里根主政期间，美国经济逐渐好转，但财政赤字却仍在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总统主政的时候，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3.1%，失业率下降到4.2%，通胀率下降为1.6%。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两高两低”现象，即高经济增长率和高生产增长率，低通胀率和低失业率。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昆说，无论什么时候，年景好了，政治家们都排起队来居功自傲。民主党说目前的繁荣是克林顿财政责任心的结果，而共和党说应该感谢里根，他限制了政府而释放了企业家的创新力量。^[6]然而，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美国的经济政策都遵循着新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

英美两国采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措施，为全球资本主义国家摆脱经济滞涨提供了经验，并且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也因此流传开来，成为新自由主义兴起的经济背景。

二、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政治背景

20世纪60年代，保守主义开始在西方国家复兴，严格意义上说，它不是一种思想流派，而是对当时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所作出的反应。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社会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欧洲的“福利国家”和美国的“伟大社会”运动先后受挫，人们对凯恩斯主义表示不满，政治形势开始“右转”，不少拥趸凯恩斯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投向保守主义阵营。他们要求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推行私有化，回归传统的自由市场社会。

罗斯福新政以后，为缓和社会矛盾，美国在改善社会福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客观上保持了社会稳定，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反却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导致社会下层阶级产生了不思进取和自暴自弃的观念。此外，为改善社会福利而征收的高额税赋，还挫伤了高收入者的劳动积极性，阻碍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保守主义者认为，人们在才智、品性等方面都存在个体差异，这势必导致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不平等，所以真正的平等应该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上的平等。只有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才可使人们尽可能地发挥出自己的才能，最终也才能最大限度地推动社会进步。所以，保守主义主张削减社会福利，保障个人享有自由平等地参与经济社会的机会，以此来改善个人的生存状况。

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普遍加强了政府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然而也存在政府过度干预的风险。哈耶克指出：“如果所有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含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7]当欧美经济陷入滞涨状态后，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政府干预扰乱了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反倒使经济状况趋于恶化。凯恩斯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在对待政府干预问题上有着严重分歧。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的作用不是无限的，市场会失灵，因此政府应该干预和调节经济。而保守主义则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经济，认为不适当地扩大政府权力将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并且还会损害个人自由权利，即便是公共事务也适宜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因此，保守主义主张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比政府更为有效。此外，市场机制能分散政府的决策权，防止形成全能国家，进而可以最大限度保证个人自由。

在欧美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过程中，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政党纷纷当选执政，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当选执政，标志着保守主义在政治上的胜利。20世纪80年代，保守主义成为西方最流行的政治思潮，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保守主义的流行又有着密切关联。首先，它们在一些基本主张上有着近乎相同的诉求。例如，经济上强调市场机制，反对国家干预；主张削减社会福利，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等。又如，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她提出了“把英国从一个依赖的社会转变成一个自立的社会”的口号，然后大幅削减社会公共开支。其次，这一时期的保守主义不同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保守主义，因为它糅合并汲取了传统保守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政治上新保守主义的兴起无疑与经济社会改革中的新自由主义遥相呼应。

有学者曾指出，保守主义的实质是自由主义。保守与自由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正如著名学者雷蒙·阿隆在其回忆录中所写道的，在英国、法国这类自由民主国家中，只有自由派才是真正的保守派，他们只想着保守自由的状态，保守代议制度，保守传统的价值准则，保守欧洲文明的原则。真正的自由派不仅要保守公民的政治自由，而且要保守其经济自由。^[8]

三、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文化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经济繁荣，科技进步，新文化不断涌现出来，时代的快速发展使既有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面临着多元化的挑战。然而，在“冷战”氛围下，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心存戒心，意识形态控制甚严，以至于“麦卡锡主义”一词就等同于政治迫害。美国作家诺曼·梅勒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是“随大流和消沉的时代，一股恐惧的臭气从美国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中冒出来，我们患了集体精神崩溃病。人们没有勇气，不敢保持自己的个性，不敢用自己的声音说话”^[9]。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向纵深推进，社会思想文化受到技术理性的主宰，致使社会活动出现异化，同时人的主体意识也开始觉醒。在垄断国家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同时，欧美国家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深化，贫富分化、性别歧视等社会问题不但没有得到缓解，甚至还出现恶化。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反叛运动就是这些社会矛盾与问题在文化领域的反映。

美国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说：“在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并不是严格按照年代划分的，而是一个从五十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的时期。”^[10]这段时期是美国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时期，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反战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都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些运动具有共同的特征，即要求民主和自由。以青年大学生为主体的反叛运动席卷欧美诸国，不满社会现实的年轻人，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对社会进行挑战。这群反叛青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生活，另一类以激进的政治态度攻击社会主流制度。“垮掉的一代”、“嬉皮士”就是前者的代表，“新左派”就是后者中的政治活跃分子。前者以放荡不羁的生活寻求“超脱”社会，而后者则谋求改变社会，尽管两者表现形式迥然不同，但“解放”是他们的共同口号，体现了自我解放的意识，他们以其实际行动冲击和解构着社会的主流价值。“新左派”成员米尔斯和古德曼等人指出，美国社会富足的表面下掩盖的是阶级不平等，认为“自由主义己成虚妄”。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瓦解了传统的价值标准，改变了当时欧美各国的社会价值取向，成为文化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西方学者看来，20世纪60年代是思想解放和文化复兴的时期，西方社会在文化上开始向自由传统回归。

在文化“反叛”运动之外，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还表现为对技术文化统治的不满。马尔库塞指出，工业社会的一体化和极权化使人产生“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整个生产机构以及它所生产的商品和所提供的服务，构成一种强加于社会全体成员之上的社会制度”。^[11]技术理性成为主导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个人的主体性精神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更加脆弱，人类社会面临异化的危险。美国学者迪克斯坦曾借用劳伦斯的话说，“我们时代的整个庞大体制必须去除”。而新自由主义肯定个人自由权利，宣言多元价值取向的思想，无疑契合了反抗资本主义技术文化统治的需要。

另外，新自由主义的学术研究成果开始为学术界所肯定，而且逐渐为社会所接纳。《通向奴役之路》是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的成名作之一，他在书中指出，福利国家不是为个人自由在战斗，而是朝着专制的方向在前进，其无意识后果必然会带来集权主义。为了个人的自由，必须反对计划体制，减少国家对个人事务的干预。应该说，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西方社会的文化风向是一致的，这也是新自由主义能被西方社会认可的基本前提。在资本主义社会深陷滞涨的情形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一批新自由主义学者先后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且一些国际组织，如OECD、IMF、WTO等国际机构也开始将新自由主义奉为它们的经济理论基础。

四、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

20世纪后期世界经济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使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全球化不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当前人类社会无法置身其外的现实。尽管对全球化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全球化无疑首先就是经济的全球化。美国经济学家大卫·M·科茨认为，全球化进程所致的世界资本主义竞争结构的改变是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最重要原因。他指出，在全球化进程加剧了大公司、大银行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尽管管制主义从长远看更能有效地促进资本积累，更符合大企业的长远利益，但它们却更急功近利，更倾向于支持任何减轻税负、放松管制、使其能够自由地与全球对手进行有效竞争的措施。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大企业、大公司不再支持国家干预并转向新自由主义，才使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治经济政策大行其道。^[12]

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滞涨是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一个负面案例。这次滞涨与以往发生的经济危机有着明显的区别，美元贬值、石油危机是诱发经济滞涨的全球性因素。20世纪60年代晚期美国经济发展缓慢，综合国力明显下降，为应付庞大的国内开支及战争经费，美国大量增发货币，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输往国外，致使出现“美元过剩”的不良后果，进而导致世界黄金价格暴涨。因此，美国不得不在1971年宣布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结束了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霸主地位。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将原油价格提高了两倍多，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带来严重冲击，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为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受1973年石油危机影响，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显著减慢，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在寻求走出经济滞涨的困境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不约而同地转向新自由主义寻求解困良方。

全球化首先在于打破各国之间阻碍流通的壁垒，实现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跨国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在全球竞争中占据着优势地位，自然要求不受限制地在全球谋取利益，宣扬最大限度的经济自由化是其根本利益的反映。在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中，生产、贸易、资本等的流动需要有一个世界性的规则。主张“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一切经济活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自然受到全球化利益既得者的青睐。因此，新自由主义成为构建新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指导思想，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即以新自由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以新自由主义为依据，形成了一系列以市场为导向的理论，即华盛顿共识。

第二节　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

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它成为主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潮。思潮是一个社会在某一时期中所共有的思想蔚为风气，个人被其影响而不自觉，所以被称为思潮的思想，便成为一个社会现象，能支配各个人的行为。思潮不是少数人的思想，而是社会的共有的思想。^[13]新自由主义能够成为西方世界所普遍接受的主流思潮，不仅在于它缓解了凯恩斯主义政策给资本主义国家所带来的危机，而且还在于它对整个社会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与主张。除了在经济上掀起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浪潮之外，它还给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带来了观念上的“革命”，致力于提高西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效率。当代大学已不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而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站，是为社会发展与进步提供高深知识的地方，它的公益性自然无法否定，但这并不能成为其躲避新自由主义社会改革的遁词。

一、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

新自由主义在继承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上发展而成。它和其他自由主义一样共享某些基本的价值观念，比如坚持个人主义立场，强调个人的价值和权利；以个人自由为基本出发点，要求建立民主政治保障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经济上要求人人有平等权利进入和参与市场，自由交易，以实现资源的充分配置与合理利用。应该说，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主张延续了自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他们相信以个人私利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市场社会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在没有外部阻碍的情况下这种社会将走向繁荣。在个人与国家、自由与民主、放任与约束、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等关系上，自由主义显然具有个人、自由、放任、市场、效率的偏好取向。

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冲击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取代了古典自由主义，然而仍有一批学者坚守自由主义立场，继续研究自由主义。1936年美国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的《良好社会原则的探究》，被视为新自由主义思想发展中的重要代表作。1938年，哈耶克、米塞斯等26位学者在巴黎召开了以“自由主义的危机”为主题的李普曼著作讨论会，会上产生了建立新自由主义学术团体的思想。到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分化成了好几个不同的学术流派，使新自由主义变成了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狭义的新自由主义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广义的新自由主义包括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产权理论的代表人物科斯也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支持者。尽管他们的角度不同，但在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

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发挥市场的作用。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宗旨是：让人人都有平等权利进入市场，自由行动，通过市场价格体系的调整作用，使各个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正好相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人们各自满意，从而使整个社会沿着均衡的轨道稳健地、持续地向前发展。^[14]市场是传递和整理无数信息及合理配置资源的有效机制，市场能自发合理地配置资源。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需要健全的法制保障，借用霍尔姆斯的话来说，它们是自由主义埋在土壤下面的原则；或如北京大学李强教授所言，现代国家原则是新自由主义隐蔽的主题。^[15]

新自由主义主张减少干预国家，尤其反对经济干预，“管得越少的政府才是管得越好的政府”。个人自由是保障市场机制的基础，而国家的干预必然会妨碍个人自由。在个人自由和权利能充分行使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就可以得到有效发挥，“看不见的手”就能使经济获得最佳发展，从而推动社会良性进步。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方面，新自由主义并不赞同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原则，认为政府要采取行动，维护竞争环境，提供私人企业不愿经营，然而却是经济运行必不可少的设施和服务。例如，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并不是一般地拒绝政府宏观调控，问题的关键是国家干预与市场力量谁放在第一。

因此，有人根据英美两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将新自由主义的理想概括为：“（1）资本、商品和服务在市场上自由流动，削减工会力量，让市场调节分配；（2）减少政府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公共福利支出；（3）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自我调节；（4）公共企业私有化。”^[16]如此概括不免有些偏颇，但也基本上表述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主张，但是，我们要避免简单化解读新自由主义的危险。例如，有人将新自由主义概括为“三化”：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这“三化”突出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诉求，然而西方国家所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就是按照“三化”的要求来展开的吗？事实上他们的“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有着其自身的内涵与限定条件，需要对之进行深度解读。所以，在理解新自由主义基本理论主张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并不完全否定国家干预，例如，国家要提供法律、安全等保障，政府最小限度干预市场运行，因为他们也认识到了市场的盲目性，极端的市场是不可取的。弗里德曼就曾说过，他不是一般意义上地反对政府干预。

自新自由主义成为主导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潮以来，便毁誉参半，有人称之为“历史的终结”，有人贬之为“现代极权主义的一个变种（市场主宰的极权）”。我们看到的多是一些批判的评论，例如，哈贝马斯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用经济自由的原则取代民主的立宪主义，“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私人统治来代替公民的政治自治”^[17]。布迪厄指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正在实现的）无限剥削之乌托邦”^[18]，“是一种旨在摧毁集体结构的纲领，其理论纯粹是一种数学上的虚构。它一开始就建立在抽象的基础上，在狭隘的和严格的理性概念的名义下，它把理性取向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同构成它们的应用条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混为一谈”^[19]。具体说来，这些评论都是从某一个方面对新自由主义所作的褒贬不一的评价。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有其进步意义。我国学者李任初客观地指出，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从凯恩斯主义后退，而是在此基础上前进。新自由主义者从凯恩斯主义的失败中，弄清楚了市场失败和政府失败的原因，对市场与政府的局限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因此，与古典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有其自身的理论优越性。^[20]

二、新自由主义的公共事业观

经历了19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后，受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影响，西方国家政府职能逐渐扩大。西方国家采纳了凯恩斯主义推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扩大社会需求来刺激经济发展，政府成了一个向企业订购大量公共产品的巨大需求者。政府不仅要建立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而且还要干预经济运行。随着政府职能扩张，政府规模也不断扩大，政府财政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急剧增长。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全球经济形势持续走低，政府财政收入随之减少，如果政府要维持庞大的公共开支就只有向企业和个人提高税率以增加税收。然而，在经济陷入滞涨的情况下，加税只会让企业活力更加不足，反倒不利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垄断了社会公共服务，成为公共产品的唯一提供者，在排除竞争的情形下，容易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并且政府没有企业那样的盈亏底线，政府管理缺乏成本意识。虽然政府以全能政府的形象展示于公众面前，但政府却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例如，1979年英国公民对公共管理的满意率仅为35%，不满意率却高达54%。^[21]

新自由主义者重申了市场机制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新自由主义沿用“经济人”的假设，把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移用于政治舞台，分析凯恩斯主义指导下公共事务管理中的问题。新自由主义理论把人看作理性的利己主义者，在此理论预设下，认为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动机并不一定都代表公共利益，而有可能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官员又具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在“经济人”动机的支配下，他们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滥用权力，以致损害公共利益。减少政府干预，可以避免发生权力寻租的弊端。此外，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性，公共利益的决策者也无法有效获取社会服务中的供求关系，导致决策缓慢，从而不能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市场”无疑能够引入竞争机制，约束公共服务者的个人私利，使公共决策更为灵敏有效。因此，哈耶克指出：“发展完善的市场是一种使得人们加入比他们所理解的更为广泛深入的过程的有效方式，正是通过市场才使得他们能够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目标贡献力量。”^[22]

新自由主义者要求重建基本的宪法规则，以此约束政府权力。新自由主义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布坎南认为：“公共选择的观点直接导致人们注意和重视规则、宪法、宪法选择和对规则的选择。”^[23]他认为，政府公共管理的失败不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在于约束政策制定的规则出了问题，因此必须改革政府制定政策的规则，以新的政治技术和新的民主形式来约束政府决策。重建宪法规则，可以使公共决策趋于合理，避免政策失误。那么改革的要点就在于进行程序约束和分权。通过权力下放，可以将一些公共事务由中央转向地方，强化地方政府的权力。而在民主制的原则与程序约束下，公众又会更容易对地方政府施加影响，不至于使权力失去控制，可以更为直观、有效地保障自己的权益。

新自由主义主张改革政府内部机制，引入私营部门参与公共事务。有学者指出，政府庞大的官僚机构本质上是有缺陷和无效率的，市场可以提供比政府更好的公共物品和服务。^[24]政府应该打破公共物品生产的垄断性，在公共管理部门内部建立竞争机制。例如，可以设置两个以上的机构提供相同的公务产品，使他们展开竞争来提高效率；或者将某些公共产品的生产交给私人部门。在政府机构内部建立成本管理机制，树立成本管理意识，激励公共部门提高效率，有利于控制不断增长的财政支出。政府部门在转变管理职能的同时，还可以缩减政府规模，精简政府管理部门，裁汰冗员，避免政府机构膨胀。

从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主要国家掀起了公共管理革命，例如，美国的“企业化政府”改革运动、英国的“管理主义”运动、法国的“革新公共行政计划”等，而新自由主义便是其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我国学者姚奇认为，新保守主义的政治主张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影响是新公共管理兴起的政治背景，西方国家内部的财政危机、管理危机、信任危机是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兴起的内在原因。西方新公共管理研究者克里斯托弗·胡德也坦陈，新公共管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管理主义的联姻，“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促进了基于可竞争性、消费者选择和透明等理念和强调激励结构之上的行政改革教义的形成，这些教义迥异于传统军事化官僚制的‘良好行政’的理念，后者强调有序的等级制和消除交叉与重叠”^[25]。因此，新公共管理也被称为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

新公共管理的基本主张有着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印痕。胡德还将“新公共管理”的内涵及特征归纳为如下七个方面：①向职业化管理转变；②标准与绩效测量；③产出控制；④单位的分散化；⑤竞争；⑥私人部门管理的风格；⑦纪律与节约。^[26]尽管不同的学者对新公共管理的特征表述不尽相同，但新公共管理的核心要素大致可以概括为：以市场为导向，以“三E”——经济、效率和效益为目标。具体而言，在分离“掌舵”与“划桨”两种角色的前提下，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政府通过放松市场规制，推行国有企业私营化，采用市场化的手段提供公共服务，允许私营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竞争，改革政府内部管理机制等措施，优化政府管理职能。政府通过加强结果评估与问责，显著提高行政效率。

三、新自由主义的大学观

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现代国家无不把教育列入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范畴。科技和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而高等教育不仅为社会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而且还向社会贡献最新的研究成果。高等教育如此重要，以至于各个国家都极为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迅猛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各国政府对高等教育都给予大量资助，高等教育也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因为高等教育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所需的人才和科技成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没有怀疑高等教育的公共属性。

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对公共产品的属性提出了更为细致的分析，认为公共产品可以分为两种，即核心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如国防、外交、安全等就属于核心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提供；而有些产品则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兼具公共性与私有性，这类产品就是准公共产品，如市政设施、公共服务行业等。那么准公共产品就可以交由私人部门或第三部门来提供。现代国家的发展需要大批有一定素质的合格公民，担此重任的教育部门自然应该属于公共服务部门，所以教育的公共性不容置疑。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教育能够提升个人地位，使之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因此教育也具有一定的私利性，那么教育产品就应归属准公共产品之类。然而，在不同的学者看来，对于教育产品的属性也应分层次看待，如基础教育就更偏向于核心公共产品属性，而高等教育的私有性则更强。总之，高等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或者说具有混合公共产品的性质。

新自由主义认为，既然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市场机制也就同样适用于高等教育部门。弗里德曼认为，应该把政府拨给大学的经费直接用来资助学生，借助学生的自由选择，以实行大学之间的平等竞争。声誉度高的大学就可以从市场上招募来更多优秀的教师，获取更多的资源，竞争将促使大学提高管理效益。市场竞争能够避免大学趋同发展，在竞争的环境中大学会注重突出自己的特点以吸引顾客，这将形成多元化的高等教育生态。哈耶克也反对把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福利来分配，主张大学要收取费用。由于高等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大学就应该根据成本收取一定的费用，避免用全体纳税人的钱来补贴那些已经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否则就侵犯了其他未进入大学学习的人的自由权利，那样也将有损于社会公平。

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主张有限政府的原则，认为任何形式的集权或计划将威胁到个人自由。新自由主义认为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高等教育。集权会使高等教育政治化，高等教育就会服务于统治的政治需要，而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哈耶克反对政府控制教育，认为国家控制教育将会对人们实行专制统治，所以政府不应该成为教育的主要实施者，政府干预还会导致高等教育僵化。外来干预将使高等教育失去健康运行的自动调节功能，难以根据市场行情及时调整，不能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政府干预会导致高等教育单一化，失去多样性，不能满足不同群体的高等教育需求，不符合社会的自然发展规律。政府过度干预高等教育，将抑制其他群体参与和举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丧失必要的资源渠道。因此，限制政府职能，增强市场性质，将有利于改善高等教育的依赖性和惰性。

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各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属性有了新的认识。当然，反对政府干预，并不是否认政府在高等教育事业中的作用。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也决定了政府应该参与其中，只不过政府的作用在于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此外，政府还要发挥监督作用，以提高大学的管理效率和效能。总体来说，在高等教育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赋予了大学更多的自主权，是新自由主义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观点。

第三节　大学制度的合法性危机

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的兴起，不仅对西方社会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其作用也逐渐波及西方社会公共事务方面。大学为社会提供教育服务，在性质上属于公共服务部门，因此西方国家的公立大学以及很多私立大学都能从政府开支中获得财政资助。然而，在新自由主义兴起后，人们对大学的属性、功能等都产生了新的认识。新自由主义认为，高等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不能完全由政府提供财政资助。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开始质疑大学是否提供了有效的高等教育服务。可以这样说，新自由主义改变了西方社会对大学所持的传统看法。

社会学研究发现，在维持组织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都能得到保证的条件下，组织制度也会发生变革，而变革的动因就在于观念的改变致使组织出现制度合法性危机。“组织如果想要在它们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来并兴旺发达，除了需要物质资源和技术信息之外，还需要其他东西。特别是它们还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接受与信任。”^[27]这种认可与信任就是组织得以存在的合法性，而当一个组织不为社会所认可、接受与信任的时候，这个组织就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现代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合法性问题进行过论述，虽然他们对合法性有着不同的界定与阐释，但学者让－马克·思古德指出：“合法性事实上主要与治权有关。合法性就是对治权的认可。”^[28]制度是维系组织存在的基础，当一个组织面临合法性危机的时候，也就是说，其制度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大学制度是大学一切活动得以展开的重要保证，大学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即是大学危机的集中反映。

大学制度的合法性问题源于人们对大学的不认可、不信任，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背景下，大学制度面临着巨大的改革预期，具体而言，大学制度的合法性危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学制度的价值冲击

德鲁克指出：“‘合法性’乃是一个纯功能的概念。根本就没有绝对的合法性。权力只有在涉及基本社会信念时才可能是合法的。‘合法性’的构成乃是一个必须根据特定的社会及其特定的政治信念来回答的问题。一种权力只有在已被社会接受的道德伦理或先验的原则认为正当合理的时候才是合法的。”^[29]随着西方社会的主导思潮从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变，人们的一系列价值判断也随之发生变化。如前所述，属于社会公共服务部门的大学被人们寄予提高效率，更好地满足市场需要的期望。在知识对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年代，大学不可能也无法退回到“象牙塔”中孤芳自赏，大学无法回避市场机制的冲击。

合法性从来都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能用永恒的价值来评价。哈贝马斯指出，一个治权要有合法性，不仅要有正义的价值，还要为人民所接受。事实上，大学制度的合法性历来是以不同程度地满足各个历史时期的需要来获得其合法地位的。大学能从中世纪教权与王权的夹缝中生存下来，原因在于大学奉行学术自治的原则，以学术为其根本使命，并且这一原则能得到教权或王权的认可。文艺复兴后，在主体自由意识觉醒的年代，大学的学术自由原则愈益彰显，德国柏林大学的快速崛起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19世纪的普鲁士是中央集权国家，但“自由”的原则却得到了普鲁士政府的认同，新建的柏林大学开风气之先，“教的自由与学的自由”一时间吸引了众多学界精英，使柏林大学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大学效仿的典型。尔后，美国出现的“赠地”大学，把其合法性建立于大学应服务于社会和国家这一信念之上，给大学制度注入实用主义的理念，使大学走出“象牙塔”，成为社会发展的服务站。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或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大学的合法性地位都有赖于时代的价值信念。大学在其发展的进程中，通过接受这些时代的主流价值而使其具备合法性的地位。

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基础往往代表着大学的合法性来源，如果得不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大学制度就将失去其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的西方社会中，把市场机制引入大学，提高大学效率等价值判断无疑给大学制度的传统理念带来了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冲击。

市场机制动摇了大学的学术信念。新自由主义将高等教育看成准公共产品，认为市场机制同样适用于大学，大学应该根据市场机制来进行资源配置。尽管西方国家的大学一直处于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管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基本上都依赖财政拨款或社会捐赠来维持运行，然而在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主张后，西方政府大幅削减大学的财政拨款，迫使大学不得不靠增加学生学费，通过科研及社会服务等来弥补学校运行经费不足的缺口。西方大学资助政策的变化，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影响了大学的办学理念。尽管每所大学的使命陈述各不相同，但基本上都宣称以知识传承、知识发现、知识转移为其根本宗旨，但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社会环境中，西方大学的实际行动却在某种程度上偏移了既定目标。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为知识而知识不再是西方大学的唯一动机，关注知识的经济价值也成为大学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因此，市场机制对西方大学的影响虽然无形却相当深刻。

将市场机制引入西方大学意味着市场规则介入大学，这与学术共同体的游戏规则有诸多龃龉之处。大学以追求真理为目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一直以来就是学术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若没有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守护，就不可能进行任何真理的探究。虽然自由经济竞争是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但是经济的自由与学术的自由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自由，按照涂又光先生的“三li”说，经济领域以“利”为基本价值追求，而文化领域则以“理”为基本价值追求，不难看出，经济的自由是以“利”为目的指向，而文化领域的学术自由是以“理”为目的指向。两种自由的对决，实质是两种不同价值理念的对峙。

效率观念也冲击着大学的学术信念。以前的大学是没有“效率”观念的，至少对于效率的理解不同于我们今天的理解。20世纪初期的美国学者凡勃伦（Veblen）是这样看待大学效率的，“为了使得他们有更高的效率，当然是指在这个活动领域所达到的效率，大学的行政官员必须站在辅助立场上，服务于组成大学的学者和科学家的需要，适应他们的各种怪癖；如果允许相反的关系发生作用，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浪费和失败。自由是学术和科学工作之首要的、永恒的要求”^[30]。也就是说，只要保证了大学的自由，大学就能以理想的状态运转，也就是最有效率的。而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下，社会对大学的传统信任机制受到侵蚀，大学必须向社会证明自身是有效运转的，而有效的重要标准就是投入产出比。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曾发表过两个对高校管理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报告，一个是CVCP（Committee　for　Vice　Chancellors　and　Principals）在1985年发表的《大学效率研究管理委员会报告》，另一个是公共高教全国咨询委员会（NAB）发布的《优秀的管理实践》。两个报告都反映了政府正致力于使公共部门的各种组织在使用公共资金方面取得更高的效率。^[31]不难看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政府对大学的态度，与对其他社会公共组织的态度没有任何区别，大学的管理处于从学院式向经营式转变的过程中。

二、组织场阈的压力

大学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随着知识重要性的提升，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大学也更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克拉克·克尔说：“大学正被号召去教育数量空前的学生，去响应国家结构的日益扩大的要求，将自己的活动与工业前所未有地融合在一起，去适应并重新开辟新的学术潮流。”^[32]在制度主义研究者看来，这种外在环境就是组织场阈。在制度主义的视角中，组织场阈“是指那些由组织所建构的、在总体上获得认可的一种制度生活领域。组织场阈的结构，不能被先验地确定，一个场阈，只有其制度轮廓形成时才存在”。^[33]迪马吉奥和鲍威尔在深入研究后指出，组织除了为资源而竞争，还要与组织场阈保持一致以获得社会对组织的认可。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动下，社会处于从既有范式向新范式的转型过程之中，随着大学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动，大学面临来自组织场阈的三种制度同形压力，这构成了大学组织场阈的合法性危机。

强制性同形来自于组织场阈中的其他组织向它施加的正式或非正式压力，以及组织所处的社会文化对其所施加的压力，这种压力使组织不得不接受来自外部的要求。从根本上来说，强制性压力源于强制性权力。^[34]削减公共开支，是西方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所采用的重要政策措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高度依赖外来资源的大学不得不向社会大系统中的其他组织学习，采用新的管理方式，因此不少研究者认为，大学变革的起源在于政府大幅削减大学财政拨款，这是大学所必须面对的强制性同形压力。

模仿性同形是组织在面对不确定的环境或自身目标模糊不清的状态下，组织以其他组织作为参照系来构建自己的制度结构。特别是当问题原因不明、解决方法不确定的时候，模仿较为成功的组织是更为经济便捷的可行性方案。^[35]现代大学是一个多目标的组织，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职能，而每项目标都无法采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评价。在重视市场作用、关注效率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影响下，大学如果要获得社会认可，就需要像其他社会公共部门一样来证明自己的效率。尽管大学与其他社会公共部门一样都致力于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但大学和其他社会公共组织有着本质区别。不过，在面临效率考量不确定的情况下，模仿社会公共服务组织的绩效管理方式无疑能为其合法性提供“直观”辩护，可这也会简化大学向社会提供的某些无法测量的精神文化成果。

规范性同形主要源于专业化进程。拉逊和科林斯把专业化理解为“一个职业中的成员集体地界定他们的工作条件和方法以控制生产者的培育，并为他们的专业自治确立一种认知和合法性基础的努力”^[36]。大学是学术组织，学者才是学术的真正评价者，然而当大学成为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时，大学的事务就不再只是学院人的事务，正如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所说的，战争太重要不能完全交给将军来决定。20世纪70年代，一些西方国家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质量产生质疑。大学教育质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社会问题，学院人作为高深知识的守护者，需要建立专业认证以保障大学生获得了基本的学术能力。专业认证的蓬勃兴起，是大学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所采取的一种标准化管理方式。

在组织场阈中运行的大学，必须遵守组织场阈的规则和规范以获得支持和合法性。大学周围组织环境的快速变化，致使大学制度与其生存其间的组织场阈之间存在不平衡，因此大学制度必然要面临强制性趋同、模仿性趋同、规范性趋同的压力。

三、大学制度的有效性质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各国政府把高等教育视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认为，大学现在“不仅是美国教育的中心，而且是美国生活的中心。它仅次于政府成为社会的主要服务者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它是新思想的源泉、倡导者、推动者和交流中心”^[37]。在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24个发达国家中，从1950年至1970年，高等教育入学人数从400万增加到1400万，增加到原来的三倍半。其中日本的入学人数猛增至原有的7倍，法国和瑞典猛增至原有的5倍，其他多数国家增加至原来的3倍或2倍。^[38]全世界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在1950年和1970年之间，初等教育的入学人数增加了211%，中等教育的入学人数增加了465%，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则增加了511%。^[39]

然而当新自由主义思潮袭来的时候，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府都采取了缩减大学财政预算的措施。克拉克·克尔和玛丽安·加迪如此描述这一时期：“美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阶段，如此快地从如此高的顶峰一下子滑到如此深的谷底。对于大学和学院的校长们来说，没有一个时期能像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早期一样美好，也没有一个时期能比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更糟糕。最美好的时代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最糟糕的。”^[40]在撒切尔夫人上台后3天，英国高等教育经费预算骤减1亿英镑，在随后5年里英国政府对大学的拨款减少了17%。正如比彻和科根所描述的：“1981年是政策急剧变化的一年。大学学额的首次明确的削减已不可避免。政府要求大学拨款委员会（SUGC）的成员作出痛苦的决定，是减少学生人数还是减少经费单位……在一次备受批评的决定中……他们决定减少学生人数约20000……各校削减的金额各不相同……大学拨款委员会的分配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与学校的质量评估相结合，从而开始将大学或系分等级，这在1986年履行研究等级测试中极为明显……在五年时间里，14%左右的大学拨款委员会的经费必须依据这些等级所建立的评价等级进行分配。所有英国大学形成一个精英集团的观念被表示值得怀疑。”^[41]政府削减大学的经费预算固然有着财政方面的困难，但也同时表明政府对大学质量与效益的不满。

新自由主义者否定了现代高等教育服务于所有人的较大利益这种假定。他们愈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学术机构，认为学术机构不再是纯粹慈善性的机构，不一定值得获得我们曾给予它们的高度信赖。^[42]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大学不仅为社会提供高层次的现代科技人才，还向社会贡献最新的科研成果。但受大学组织特性制约，瞬息万变的市场信息难以快速地传导到大学中来，大学未必能及时反映市场需求。因此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社会氛围下，有人责备大学没有满足社会需求。在英国，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和保守的政客们首先提出了“衰败主义”来证明对高等教育进行监督是有道理的，论据是大学没有根据实业来进行调整，被看作英国实业衰败的一个主要原因。^[43]

由此，绩效成为衡量西方大学是否有效运行的重要指标，尽管大学的绩效不易测评，但大学也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在大学经费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大学教师终身制首先受到质疑。一方面由于财政缩减，大学运行经费紧张，而大学教师薪酬又占去了大部分学校开支；另一方面，人们也开始质疑给大学教师支付的薪酬是否保证了他们都在有效工作。在双重压力之下，大学教师终身制面临改革的压力。把绩效考核引入到大学教师管理中来，以确保大学教师有效工作，这是大学内部管理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大学排行榜的出现，可以看作社会对大学运行效率的一个综合评价。有趣的是，大学排行榜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有着时间上的巧合。20世纪80年代《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大学排行榜，此后其他国家也都先后出现了各种类似的排行榜，如英国《泰晤士报》的世界大学排名、加拿大的麦克林大学排行榜等。大学排行榜根据大学的声誉、学术产出等指标对大学进行排序，以此来帮助新生选择大学，供社会各界参考，实质上就是社会公众对大学运行绩效的一种监督方式。

当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之后，高等教育的财政危机、就业危机、质量危机等都会随之出现，而当整个经济形势也呈现下滑态势的时候，对大学采取改革措施是必然的选择。有学者认为，面对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政治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迅速成为一种新的政治霸权，并垄断了高等教育“改革”的议程，使得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被视为一种“别无出路”的命定结果。^[44]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在1989年即将离职前的年度报告中也指出：“这个国家的评论界在过去10年中对大学的攻击超过我记忆中的任何时候。”^[45]所以，在整个社会思潮发生转向的时候，西方大学也就承担着比以往更大的变革压力。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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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阿兰·G·格鲁奇.比较经济制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88－89.载高德步.世界经济通史（下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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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宝森.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M］.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763.

[5]高德步.世界经济通史（下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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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英〕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M］.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41－42.

[8]刘军宁.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从哈耶克到中国［J］.开放时代，1998 （4）：29－33.

[9]〔美〕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60年代美国文化［M］.方晓光，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53.

[10]〔美〕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60年代美国文化［M］.方晓光，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1.

[11]潘小松.美国的反正统文化［J］.博览群书，200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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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田春生.论俄罗斯经济转型前10年的政策失败及其原因［A］//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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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左然.当代国际公共行政的发展与改革［J］.中国行政管理，1997（10）：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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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毕安德，高洁.“新公共管理”模式过时了吗？［EB/OL］.http：//www.blogchian.com/new/display/16613.html，200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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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陈振明.评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范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0（6）：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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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法〕让－马克·思古德.什么是政治的合法性［J］.外国法译评，1997（2）：11－18.

[29]〔美〕彼得·F·德鲁克.工业人的未来［M］.黄志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6－27.

[30]〔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M］.郭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307.

[31]〔荷兰〕弗兰斯·F·范富格特.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84－385.

[32]〔美〕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M］.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0.

[33]〔美〕沃尔特·W·鲍威尔，保罗·J·迪马吉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M］.姚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70.

[34]何俊志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263.

[35]何俊志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265.

[36]何俊志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265.

[37]〔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21.

[38]〔澳〕W.F.康内尔.二十世纪教育史［M］.张法琨，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765.

[39]〔澳〕W.F.康内尔.二十世纪教育史［M］.张法琨，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891.

[40]〔美〕罗伯特·M·罗森兹威格.大学与政治：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政策、政治和校长领导［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8.

[41]转引自：〔荷兰〕弗兰斯·F·范富格特.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80.

[42]〔英〕帕特里克·贝尔特，阿兰·希普曼.重围之下的大学——当代学术领域中的信任和责任制［J］.黄春芳，译.大学·研究与评价，2007（2）：66－76.

[43]〔英〕帕特里克·贝尔特，阿兰·希普曼.重围之下的大学——当代学术领域中的信任和责任制［J］.黄春芳，译.大学·研究与评价，2007（2）：66－76.

[44]吴挺锋.新自由主义高等教育“改革”及其批判［DB/OL］.http：//www.knu.edu.tw/cge/.

[45]〔美〕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责任［M］.阎凤桥，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