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费社会的兴起

一、休闲消费文化的出现

计划经济时代，休闲设施和产品的供给仅仅只是国家所提供的福利，而不是产业，更不是文化，休闲供给由国家垄断，并被限定在较低的水平，休闲供给的种类也很少，选择范围十分有限。不仅如此，在国家看来，职工的业余生活也是意识形态的战场，“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去占领”，因此，休闲生活也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休闲生活变成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斗争等。尤其是在“文革”时期，受意识形态的束缚，休闲供给几乎到了凋零的地步，阶级斗争成为人们的唯一休闲。既然休闲供给是一种福利和意识形态，那也不可能采取市场消费的方式。伴随着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国家的休闲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休闲的意识形态色彩被淡化，休闲的经济功能被强化。休闲供给不再是由国家提供的福利，而是一个产业，一种文化^[18]。国家允许并鼓励私营部门进入休闲供给领域，从而使得休闲服务和产品变成了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可以获得的消费品，而且所提供的休闲产品越来越丰富，更加符合居民的需求，如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酒吧、KTV、保龄球、高尔夫球等都是计划经济时代不允许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实行一周工作5天的作息制度。2000年起，一年法定的节日天数从6天增加到10天，并形成了每年三个“黄金周”制度。2008年，又新增了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假日，制度性休闲时间大大增加，不断地激发着城市居民参加休闲活动的热情，休闲消费文化在城市广为流行。从全国各大景点汹涌的旅游者大潮，到花鸟虫鱼、奇石怪物的玩家，从网吧的网上冲浪者，到餐馆酒楼的美食家，从像章、粮票、邮票的收藏者，到攀岩和漂流的爱好者，无不说明居民的休闲花费大大增加，休闲消费文化迅速兴起，并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变迁的一部分。休闲已经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已经从一种低层次活动(如消遣)变成了消解压力的消费需求。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要了解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首先看看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生产率的飞跃上升以及国民财富的快速积累。

中国经济的腾飞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后的两次思想解放而进行的。第一次是1978年，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开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为标志，针对“两个凡是”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大讨论，从而去掉了人们的精神桎梏，市场经济开始探路，但是属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这个时期，还有很多计划经济的残留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市场经济发展缓慢，国民财富缓慢增长，详见图1－1。第二次思想解放开始于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开端，以十四大、十五大多方面的突破为标志。第二次思想解放是“立”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主要是体制创新，借鉴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机制，为社会主义服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形成体系。十四大确立这一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十五大作出“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括，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从此，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法规逐渐建立和完善，国民财富走上快速增长的轨道，详见图1－1。

图1－1国内生产总值(GDP)

很多西方学者包括中国学者对GDP反映中国的国民财富有质疑，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每人贡献1元，国家就可以收获13亿元，因此GDP的增长并不能代表中国人有钱了。中国GDP的增长势头迅猛，在世界各国的GDP竞赛上，中国无疑是超车高手——2005年，中国超过了英国;2008年，中国超过了德国;2010年，中国超过了日本。中国官方公布的2010年GDP为58 786亿美元，超过日本官方公布的54 742亿美元，中国已经占据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GDP真是让人爱恨交加。喜悦还未到来时，广州日报已经于2010年8月2日刊出了一篇报道《人均GDP水平才是关键，中国应警惕被“捧杀”》^[19]，担忧已经出现。因为中国还存在很多医疗、教育、住房、环境等民生问题。如果只以GDP来反映国民财富，会存在“严重失真”。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人均GDP的增长。从人均GDP的增长来看(详见图1－2)，同样1992年是转折点，出现了跨越式增长。但是，2010年中国人均GDP不足4 500美元，排在世界第94位。因此，质疑的声音此起彼伏。2005—2009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在155个国家通过电话和入户等方式访问了数千人，获得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关于其生活幸福程度的数据。调查结果显示，在“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和地区”排名中，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四个北欧国家分列前四位，中国则与肯尼亚、加纳一起并列排在第125位^[20]。和别国相比，我们人均GDP是落后了，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才30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这种比较同样不在一个层次上。因此，我们由衷地为国民财富的增长感到高兴。消费社会是工业高度发达的结果，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在得到生存基本条件的安心感并在富裕以后发展的阶段，是人们在物质财富之上追求富有个性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的充实感。而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所取得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及规模为我国迈向消费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图1－2人均GDP

从居民的收入增长来看，也是在1992年以后快速增长，特别是1998年以后，城市居民的收入一路飙升。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收入的“剪刀差”越来越大，使得城镇居民有条件和基础快速享受消费的乐趣。当然，对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也存在异议。在北京政协会议上的一份调研报告指出，北京一线职工收入水平现状是“增长缓慢，长期偏低”;广东2010年的“社会温度计”调查报告也指出，居民认为，广东当前存在的最重大社会问题排在第一名的是“工资涨得慢”^[21]。但是，图1－3的数据告诉我们，按照王宁的需求进化阶段理论(匮乏消费—温饱消费—小康消费—大众消费—风格消费)^[22]，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可喜的，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使得人们在满足温饱等低级需求以后开始向风格消费等更高级的需求迈进。

图1－3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及差距

最后，从最直接的居民的消费增长来看，与收入增长基本呈现同一趋势。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同样出现“剪刀差”的增长趋势，而且这种剪刀差距越来越大。从1998年到2008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由4 332元增长到11 243元，增加了6 911元;而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则由1 590元增长到3 661元，增加了2 071元。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较大，而且存在继续扩大的趋势，出现了一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大于三个农村居民的现象。在食品、服装、住房、家用设备、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等消费项目上，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均为农村居民的两倍以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正在悄悄发生着消费革命的变迁。本章暂且不谈农村的消费革命，而是主要关注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

图1－4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及差距

三、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

西方城市社会发生过两次消费革命。第一次消费革命发生在18世纪，是由工业革命引发的消费热潮，从英国发端，随之遍及世界。产生的条件是人口的增多、农业生产的增加、需求观念的更新、社会下层攀比消费的形成和英国人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第二次消费革命发生在20世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大众消费的阶段，消费不仅普及到社会各阶层，而且成为人们生活的目标。产生条件是商品数量和种类成倍增长，收入的工薪化、大众传媒推波助澜等。两次消费革命均产生在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产品数量和种类增多的基础上。那么，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呢?

(一)如何理解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基本属于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一切靠“票”供应产品，消费满足的仅仅是温饱问题。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在共产主义神圣信仰的影响下，遵循着节俭观念和奉献精神。一个50多岁的被访者回忆说:“解放初，我们参加工作时，埋头干活，从来没有说要在物质上索取什么，因为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太低了，物质供应非常贫乏。那时人们的工作态度是任劳任怨的，不为名、不为利，因为是毛泽东时代嘛，人们相信共产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听着洪亮的革命歌曲，听得热血沸腾。那时候的消费观念就是勤俭节约、勤俭建国。吃饭、买东西都是计划着来的。”^[23]

而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崛起，人民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消费的自主性增强，消费的品种越来越丰富和个性化。中国人已经逐渐从计划经济时代的“苦行僧”过渡到了市场经济时代的“消费者”，从“神圣信仰者”变成了“世俗功利主义者”，从“奉献者”变成了“自利人”^[24]。人们终于看到了消费时代的琳琅满目的商品，也可以随意在超市、大卖场等自由购物，终于挣脱了计划经济时代“无形的铁笼”。人们在衣、食、住、行、用、娱等方面的消费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社会进步，使得我们国家实现了从以生产为主轴的社会到以消费为主轴的社会转型。

请看“两代人(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时代)的账本，两种生活滋味”。

衣:计划经济时代，人们衣服款式单一、颜色单调，不管是建国时的“中山装”和“列宁装”，还是“文革”背景下的“绿军装”等，在那个时代，人们穿着千篇一律，缺乏个性的展现;而在1983年，中国终于结束了长达30年的票证制度，从计划经济迈向了市场经济。人们深埋几十年的爱美之心开始在服饰上得到释放，时髦意识被唤醒，服装也开始向款式多样、颜色丰富、裁剪精致、设计时尚、注重细节、时装化和个性化转变。

食:在饮食方面，人们已经从温饱型向方便型、营养型、保健型转变。食物出现了多样化，从以前的配给制到可以从市场上自由购买。餐馆包括洋餐馆在中国城市大量涌现，人们的外出就餐比重和支出逐年增加。而在计划经济时代，市民只能排着队、拿着票(粮票、肉票、布票、油票等)购买食品。柜台上物品并不充裕，消费者只能让售货员拿商品，没有自主进入柜台选择食品的权利。而在当代，在琳琅满目的超市，市民可以自由进出，自己在货架前选购喜欢的食品。

住: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住房条件，只能按照工龄、职位等排着队等候单位分配房子，常常是一家四五口人挤在十平方米的房子里。20世纪90年代的住房改革，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住房条件，人们可以自由地去市场上购买住房，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社区并拥有房子的产权，房间内部的装饰也变得豪华和风格化。人们不再只是要求房子能够住得下，而是对住房的舒适度、居住环境、周边环境、生活的便利性等都提出了要求。

行:强大的自行车流，成为计划经济时代城市的一大景观。而现代城市的滚滚车流，彰显着当今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变化。现代社会，人们的出行不再只是步行、骑自行车或乘坐公交车，而是出现了多样化的选择，比如开私人轿车、骑摩托车、乘坐公共交通等。高速铁路网络的不断拓展，使得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被不断拉近。

用:人们的家庭日常用品已经由第一代“四大件”(手表、自行车、半导体收音机、缝纫机)，向第二代“四大件”(彩电、空调、冰箱、洗衣机)，再向第三代“四大件”(电话、住宅、小汽车和电脑)转变。

娱:人们的娱乐方式从单一化的样板戏、跳“忠”字舞等具有意识形态的娱乐向多元化的(如旅游、卡拉OK、家庭影院、休闲运动等)、更具个性化的娱乐和休闲方式转变。

从“两代人的账本，两种生活滋味”可以看出:计划经济时代和当代已经分属完全不同的两种消费观念。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们，受传统的节俭消费观念的影响，消费以够用为限度，以实用为目的，多数人想着的是勤俭持家，消费观念一元化。而当代社会，消费观念出现了多元化，即不同的人群出现了不同的消费观念: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老一辈的节俭消费观(崇尚节俭、实用);经济收入有限的普通老百姓的大众消费观(按部就班、安于现状、不敢标新立异);年轻一代的追求现代物质生活享受的消费观(重视符号消费、懂得享受，敢于追赶时尚和提前消费);当代父母的后现代消费观(对小孩的关心培养胜过其他一切);城市白领的成就消费观(把工作置于重要位置，家庭和孩子置于次要地位，有些可能还不打算要孩子);与时俱进的发展的消费观(注重消费的个性化、发展性、健康性等)。在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共同发展后，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呈现出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同时并存、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发展的特点。

(二)来自《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的几个例子

1.傅睿哲:《打造绿洲:豪华住宅广告与上海居住空间的重建》

刊登于1994年的豪华住宅广告，通过出售“绿洲化”向各个社会阶层传达着和平、绿色与宁静。通过广告可以透视出富有家庭私人住宅商品的消费欲望，同时这些广告也迎合了一般大众的想象，折射出普通居民对家庭生活的梦想;人们购买私房，不仅仅是获得一个住处，而是摆脱几十年来单位制的严格控制，以消费的方式表达个人的权利意识;广告为家庭生活构建了一种视觉环境，在人们的头脑中传达着一幅幻想的拼图，镶嵌着马赛克般的商业化梦想^[25]。对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当时这则广告所传达的内容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种广告是一种“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消费的“充裕的神话”。广告对比着日常生活中的现实与想象中的美好生活，从而激起人们的欲望。广告除了暗示着一种优越的生活方式外，还向人们传达了两种流行的消费方式——购物和娱乐，广告中的住宅小区配套了商店、弹子房、健身中心、卡拉OK歌舞厅等设施，是一个“优雅豪华的私人会所”，可以满足小区居民的各种需要^[26]。而且广告中的卖点——优越、安全、便利、购物、娱乐和交流，制造出了一种社会功能和经济地位上的优越感。其中一个小标题把成功与令人羡慕的职业联系起来:“在成功的企业家、科学家和艺术家的乐园里，进入康兴花园大门的钥匙将是成功人士的身份象征”^[27]。可见，20世纪从90年代开始，商家就开始利用消费的符号功能刺激人们通过竞争消费向美好生活迈进。

2.王甘:《保龄球培养友谊:深圳的保龄球时尚》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的劳动大众的娱乐项目——保龄球，一进入中国，便成了炫耀性消费产品。私营业主通过同政府部门的“朋友”一起消费保龄球娱乐活动，铺就了一条有效积累社会资本的途径。这些商界人士和政府官员通过“共同消费”将疏远的、有等级差异的关系变为亲近的、或多或少平等的关系^[28]。保龄球这种炫耀性的休闲娱乐活动被认为是西方化的、健康的和时尚的。共同消费保龄球，已经成为商界见证友谊的休闲娱乐。最终，国家政府官员、私营业主和国有企业管理者之间通过共同消费保龄球互动、交流，建立起友谊，最终获取各自所需的资源。在保龄球馆里，炫耀性消费使私营业主获得了与贵客一致的上流社会成员的身份。在豪华消费场所出手阔绰有利于展示他们拥有的资源，通过慷慨解囊，与朋友共享资源，既显示了他的资源，也证明了他有实力迎接未来可能的商业机会^[29]。消费，成为获取重要资源的途径。

3.戴慧思、沈鹂:《商业化的童年:上海独生子女消费》

20世纪90年代以后，几乎所有的上海儿童都是独生子女，他们不再有兄弟姐妹共同分享父母的资源和关爱，他们在家庭消费中所占的比例也日益增加。这些独生子女的父母，他们吃尽了物资短缺的苦头，很难有机会被带去购物，总是穿哥哥姐姐的旧衣服^[30]。而在这之前，很多家庭已经把父母一方的工资全部花费在子女身上，用来购买玩具、服饰、娱乐和教育，父母力所能及地满足孩子的各种消费需求，比如过生日时送孩子一架昂贵的钢琴。因此，儿童已经成为广告商们直接的广告对象。几乎所有的商场里都有儿童游乐园、电影院等，商场已经成为儿童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场所。

4.汪大卫:《香烟弥漫生意场:市场转型中的制度变迁》

20世纪90年代初，抽高级香烟已经明显是一种财富标志，一种身份的象征。高级香烟在生意场上也传递着地位和身份。香烟可以加强生意人之间的友谊，可以激发大家的情感，使商谈变得更顺利。商人和商人打交道时，商人们会以财取人，如我给他们敬更贵的中华牌香烟，将赢得他们的尊重^[31]。香烟在生意场上可以跨越社会距离，例如一个人从一包未打开过的香烟中抽出一支敬让另外一个人，意味着他对对方的高度尊重^[32]。汪大卫通过对名牌香烟消费的分析，认为这些奢侈品仍然是精英集团用来显示和控制与他人关系的标志:香烟是一种社会仪式的核心，企业家在其中传递了复杂的社会信息，不管是政府官员洽谈生意还是在下属面前显示权力，香烟都能够派上用场。

从上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城市消费革命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城市消费革命不仅仅是消费物品的质和量的变化，而且是消费者的价值观念、生活取向的变革，更是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消费满足了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服务也日益成为一种“产品”供人们“消费”，消费已经不是一般的经济环节，而是人的社会价值实现的一种体现，成为推动经济与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33]。因此，赵文词(Richard Madsen)把中国的消费革命称为第二次革命。消费革命给人们带来了四种自由:首先，消费革命给人们带来了免除饥荒和政治混乱的自由，丰富的物品、足够的财富已经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人们的心情舒畅了，社会显得和平而稳定;其次，人们享有了消费的自由选择权，市场上各种各样的商品，消费者随心所欲选择的自由无处不在;再次，人们享有了私人言论的自由，可自由谈论各种话题;最后，这种自由还表现在人们享有私人生活的权利上，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生活空间，可以自由选择朋友，可以过自己的私人生活^[34]。总之，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使得消费者的自主性增强。但是，消费的自主性增强又强化了个人的自由和金钱的力量，货币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进入交换，成为连接“生产者”和“使用者”的纽带，使整个社会关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经过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逐步从生产关系的矛盾向生活关系的矛盾转移，消费者已经成为改变社会结构、推动社会前进的一种内在动力。但是，一个领域自主权的增加可能意味着其他领域受到制约。消费者在运用货币增强其自主性的同时，也受到对新奇的渴望、对消费的崇拜等这些潜在内心深处的意识的控制和影响。

四、中国城市消费主义的兴起

在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带来了消费主义，使我们从以生产为主轴的社会转型到以消费为主轴的社会，消费已经日渐重要并开始主宰我们的个人生活与社会发展。在以生产为主轴的社会，生产是整个社会运作的核心，不管是生产环节还是日常生活，都围绕着生产的逻辑进行。而到了以消费作为社会运转主轴的消费社会，消费是整个社会运作的核心，不管是社会的物质再生产，还是人口再生产，一切都围绕消费的逻辑进行，强调欲望的满足和再开发，以“消费”取代“生产”来证实“自由”的理念内涵。

(一)如何界定中国城市的消费主义

消费社会就是消费主义吗?显然不是。必须把消费主义与人们合理生活的追求区别开来。消费社会中人们合理的消费需求并不是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必然与炫耀性消费、奢侈品消费、竞争性消费、超前消费、浪费性消费等联系在一起。消费主义并不只是满足人们的合理生活需求，而是不断地创造需求，满足需求，再创造新的需求……这就使得人们进入了不间断的消费循环之中，不断地抛弃旧东西，接收新物品，整个社会也进入了“不消费就倒退”的怪圈。因此，为了发展经济，就必须大力刺激消费。

可以从三个标准来界定中国城市的消费主义。从个人层面上，当个人超出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甚至压抑基本生存需求而去追求高档、奢侈性的消费方式时，才称得上是消费主义。从社会层面上，当社会面临着高消费水平的极大压力并且把超出整个社会经济水平的炫耀性消费和竞争性消费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而普遍推行时，消费的不平等加大了贫富差距并产生社会排斥时，才称得上是消费主义。从生态层面上，当人类的消费造成对环境的极大破坏，已经超出了自然生态可以承受的限度时，才能称得上是消费主义。

(二)中国城市消费主义的表现

大家丰衣足食，不是消费社会;人人的必需消费品一应俱全，不是消费社会;人们因为被动需要而消费，也不是消费社会。只有当社会的消费人群普遍有能力产生主动追求消费的心理和行为时，消费社会才到来。不是因为洗衣机省力方便才购买，而是因为高档洗衣机美观和对衣服保养有利而购买;不是因为它已经坏了才购买，而是有了更新的机型出现而购买。不是因为登山靴不是必需品不可能买，而是因为有这个追求爱好才购买。现代必需消费品已经普及，人们不再以现代必需消费品作为生活动力之时，有能力主动寻找消费之时，就是消费时代来临之时^[35]。

美国《华盛顿时报》2011年2月14日报道，只用了几年的时间，中国人就已经学会了西方消费主义国家积累了数十年的经验，即如何消费。牛津大学教授葛凯1986年曾首次访问中国，当他今天再次来到中国时，惊讶地发现中国发生了近乎不可思议的转变:尽管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消费主义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生活的所有领域，“中国已是世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飞机配件行销全世界;中国公司开始收购或挑战既有全球品牌，重振世界消费主义并使之逐步深化”。同时，变化最大的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缺衣少食和物资短缺的时代已经时过境迁，肥胖和浪费是被解放和激励的中国消费者引发的两个出乎意料又不待人受用的后果。享乐主义消费观念也深入人心，例如，受到“小资”热捧的美容业已经成为紧随房产、汽车、旅游和信息技术后的第五大产业。曾经充斥大街小巷的自行车和摩托车，在近几年已经被小汽车所取代。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正在重新定义着什么是消费主义。中国已经成为消费品的“庞大市场”，成为世界奢侈品牌开拓的新天地，名牌时装、名车、名酒进驻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纸醉金迷的消费主义差不多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新时代的鸦片，侵蚀着国家求富求强的能力。入不敷出的白领们在充分享受着千辛万苦买到法国LV手袋时带来的满足感。在中国，消费已经成为个人自我实现的重要出路，即“我消费，故我在”。这种消费无止境的地位争夺战，有了名牌只会想要更多的名牌以维持自己的身份，不断追逐下去，中国将会变成全球名牌游乐场。

(三)中国城市消费主义的经济支撑

消费主义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财政后盾。

首先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 645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397 983亿元，增长了109倍，平均以每年8%的速度在增长，甚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还能保持9%以上的增长速度，让世界为之震惊。

其次，从中国人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来看，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到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加到了17 175元，增长了50倍;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从311元增加到了12 265元，增长了39倍(见图1－5)，这还不包括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差异，穷人和富人的差异。总之，当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消费欲望被压抑之后，中国城镇居民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去消费奢侈品，去购买自己喜欢的产品，去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人们不断地扔掉所购买的产品而去更换新的更时尚的产品，从而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品位。

图1－5城镇居民的年均收入与消费支出

(四)中国城市消费主义的消极后果

在这种消费主义社会中，消费已经成为生活的主轴，消费主义已经开始主宰我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的GDP，极力宣传消费的积极后果——刺激经济的增长。有多少外国朋友称赞我们的朱镕基总理，对他竖起大拇指，因为他曾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来临时，成功地通过扩大内需的经济“软着陆”政策，使得中国经济在这次风暴中损失较小。我们又多少次在报纸、新闻报道中看到如何刺激儿童、青少年、中年、银发老人等消费者的购买力来推动经济增长。如，2009年10月22日《证券时报》的《提高社会公众长期消费能力是扩大内需之本》《日本新贵掀起消费狂潮》，《国际金融报》报道的《日本兴起银发消费，提高社会整体消费能力》，无不透露出对通过提高消费能力来扩大内需的热情。

但是，消费主义也带来了消极的后果。从人文的角度看，消费主义造成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使人的生存取向的多维性逐渐被物化为单一的物品的占有与消耗;从社会公平角度看，消费主义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公平，造成社会的矛盾冲突;从环境的角度看，消费主义通过支持“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消费主义已经与人们的合理的生活追求完全脱节了。为了满足炫耀性消费和竞争性消费，人们利用职权，公款吃喝、公款旅游，而且部分人还通过收贿等方式获得工资外收入，以此进行高档消费。因此，消费主义无形之中助长了犯罪的机会和概率:(1)消费的潜规则的盛行和显规则的“形同虚设”，不利于法治社会的建立;(2)职位消费的盛行，不利于各种职位的廉政建设，容易滋生贪污腐败的现象;(3)集团消费或公款消费的普及，不利于社会良好风气的培养;(4)炫耀性消费极易造成弱势群体及低收入阶层的不平衡心理和相对剥夺感，很容易使他们产生仇富心理，不利于提高社会凝聚力和构建积极和谐的社会风尚。

18世纪法国的拿破仑曾警告世人“不要惊醒中国这只沉睡的狮子”。如今，狮子惊醒了吗?有调查显示，不少上海白领的开支比收入还高，反映了城市里的新贵面对突如其来的财富感到不知所措，很容易受到奢侈品的诱惑，以致入不敷出。因此白领犯罪也成为近几年来消费社会学关注的重点。同时，中国消费者的迅速膨胀，变相损耗了国家的自然资源。中国制造业的能源效率非常低，经济学家估计，中国需要消耗世界平均值的三倍、日本的七倍资源来赚取一美元的收入。世界银行报告指出，低效率的资源运用使得每年中国损失1 200亿美元，其中包括工业产品的机会成本和污染带来的医疗成本。因此，在中国人的消费迅速增长的同时，巨大的浪费不可能无限期延续下去。中国人要摆脱消费主义这种现代鸦片，宣传正确的消费观念和节约意识。这才是中国人真正的苏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