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1.新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的批判

福利国家模式的建立以较高的福利水平和健全的福利政策实现了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经济的快速复苏，使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成为西方社会的经济理论的主流意识形态。尽管在福利国家模式初建之时就有反对的批评者，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福利国家的运行出现问题时，新自由主义思想对原有的福利国家模式进行根本性批判。一方面，他们认为，福利国家对企业税收和经济管制的强制性抑制了企业投资活力，另一方面，国家赋予公民的福利权利抑制了劳动者积极参与工作的动力。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与其说福利国家模式调节经济社会中产生的矛盾，不如说阻碍了市场发挥作用的机制，反倒是激化了冲突。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没有区别，是古典自由主义复苏的形式，其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自由是在一定制度框架内的自由，而不是完全的放任自流。新自由主义者坚持自由的理念，只有市场机制才是符合人性的，当个人的自由选择可以实现，社会经济就会稳定发展。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供给会创造需求，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剩在长期内是不可能存在的。基于“萨伊定律”的判断，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所导致的经济危机说明凯恩斯需求管理模式的政策失灵。在传统福利国家模式中，福利制度试图通过向低收入者给予福利保障来使其需求增加，并通过大规模的政府购买实现整个社会的总需求的增加。当经济危机出现时，过多的国家干预使市场机制失灵。新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政府干预政策提出了批评，诠释市场经济并没有生产过剩，将原有的需求管理模式转变为供给管理模式，通过一系列“供给政策”来刺激企业增加投资，消费者增加储蓄从而增加就业，促进经济的增长。由于较高的福利被认为打击了企业从事商品生产、劳动者从事劳动力生产的积极性，由此带来高成本的较高标准的福利供给是不可取的，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在经济中存在的自然的失业现象是正常的，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通过工资的变动而进行自发调节。福利制度会使劳动者的惰性增加，参与劳动的积极性降低，不利于劳动力的发展。劳动力的发展保持自然的失业率与充分就业相比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福利国家没有必要对失业的现象进行控制，高水平的福利保障并不完全实现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宏观管理的目标。与此同时，福利国家通过税收进行福利转移，基于阿瑟·奥肯的漏桶理论，在福利转移过程中带有一部分社会资本的损失，这使庇古关于收入转移再分配的福利经济学受到了挑战，在平等和效率的纷争中，新自由主义者选择效率，认为转移过程中社会资本的减少所带来的效率的损失是不可接受的。只有经济增长才能有效的解决贫困和不公平的问题，社会福利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效的，只有自由的竞争和对利益的追求才能使整个社会积极向上发展起来。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在人们的理性预期下，市场产生的经验会使人们的预期的准确性更加提高，而宏观福利政策对市场的信息无法充分掌握，会使人们在市场中进行判断时对信息的判断和接受产生误差，不能保证按照市场的指令有效的制定和执行计划，导致市场失灵，因此福利政策是失效的。另外，由于理性人是趋利避害的，在市场竞争中人们经历失败和挫折是必要的^[6]，国家为了使其在竞争失败后的生活仍然可以继续，保护弱势群体较高的福利，通过税收来进行转移再分配将收入较高的人那里的货币转移给弱势群体，降低了市场中的竞争成本，导致成功的回报率的下降，对经济的运行产生负面影响。

另外，新自由主义者对福利国家的官僚机构进行批判。在福利国家战后几十年的实践中，福利国家逐渐“已经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这个官僚机构在扶植福利国家的过程中产生了逐步扩张的倾向”^[7]，在不同领域的扩张导致福利国家对生活干预的影响从一个领域扩大到另一个领域。哈耶克认为福利国家不仅限制了企业的自由，在个人的生活中无论是工作还是休闲的各个领域，都摆脱不了福利国家的官僚体制的控制，剥夺了个人的选择权，限制了个人的自由的发挥。福利国家官僚体制越来越像家长式的国家，国家这个家长来掌控财富，由国家来制定标准将财富进行分配，福利国家加快了官僚主义奴役制的到来。

2.新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政策主张

新自由主义崇尚自由的市场，强化市场自由，针对福利国家政府的作用，其认为应该限制政府的权利，弱化政府的职能。以最低限度的政府和自由的市场为基础否定现行的福利国家制度，主张从降低福利标准、减少税收负担、缩减福利开支等方面对福利国家进行改革，放松对福利国家的管制，促进对经济的发展。新自由主义者主张依靠市场和私人部门的力量为人们提供服务，通过缩减福利开支的制度安排来提出福利国家应当回归“小政府”的理念^[8]，以实现经济的增长。当福利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经济危机，福利国家政策的弊端开始显现的同时，不同学派关于福利国家政策的改革进行激烈的讨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以及“去国家化”的提出使人们重新审视市场在福利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

在就业保障方面，新自由主义者主张放弃充分就业，应该通过市场的力量来指导自然的就业水平，福利国家用来抵制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政策职能会导致对经济的挤压和失业率的上升，因此主张实行通货紧缩的宏观政策。米瑟斯反对福利国家失业救济，他认为由于“失业救济会推迟失业者再就业的速度”，所以“如果失业工人从福利国家或劳工联合组得到帮助救济，灾难可能会变得更大”^[9]。新自由主义者主张通过限制失业保障资格申请，降低失业金水平、缩短失业的领取周期实行激活性劳动就业政策。其核心是改革原有的失业保障制度，将失业政策与促进积极就业政策相结合，从简单地保护失业的弱势群体转变为促进再就业的政策，在工作中谋取福利。

从福利国家的福利供给水平的角度来看，由于新自由主义者认为，造成经济“滞胀”的主要原因是福利国家政策，因此应当减少社会福利项目，降低福利水平。从制度的修正上减少了福利水平的支付，以养老保险为例，英国过去是按照物价和收入的增长率共同调整国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水平的，当物价增长率较高时，按照物价的增长率来调节养老保险的水平，当收入增长率较高时，由收入的增长率来调节养老金水平，这就导致国民基本养老保险水平的不断升高。改革后，英国按照物价的增长率来调节养老保险的增长速度，使养老保险只随物价的波动而调节，保证了人们基本生活水平的需要，又限制了福利水平的增长。

从福利供给主体方面来看，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责任和在福利供给中应当承担的义务，由于二战后的福利国家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责任，导致在经济中挤占了个体的作用，限制了个人自身能动性的发挥。政府和社会应做出各种努力，防止福利国家出现贫困，若在国家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不损害个人自由，一方面需要通过在市场以外提供保障而让竞争在不受政府阻挠的情况下自然进行;另一方面，福利供给行为也应该体现出市场上的竞争原则，政府在福利供给中的垄断行为也是不恰当的。通过推进福利的私有化供给，不仅能够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还能发挥个人的首创精神以及主观能动性。增强非政府部门以及家庭的福利责任，在多元的市场化福利供给过程中，扩大消费者的选择范围，在确保福利的质量和效率的同时减少政府的福利供给责任，消减政府开支，将福利责任转嫁给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