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培养大众的顺从意识

与法兰克福学派其他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家一样，洛文塔尔也是以人的幸福、自由和解放为着眼点的。在洛文塔尔看来，从社会标准来看，幸福预示着对现实的积极变革，不仅要变革现存的权力关系，而且还要变革社会意识，即不仅从政治上进行变革，也要从文化上、意识上进行变革。为了把人们导向幸福，文学应该在意识上引导人们走向现存权力组织的反面。^[2]洛文塔尔认为，艺术性文学就做到了这一点。

与艺术性文学相反，通俗文学却放弃了对现实的否定和超越。洛文塔尔认为，作为具有市场导向的商品，通俗文学为了谋利就必须适应现存的市场体制和市场规则。因此，通俗文学就必定不能把描述人的困境、人的挣扎与人的解放的前景作为其理想，从而唤醒人们对现实的反抗。相反，它所做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助于培养大众的顺从意识。“那种古典的文学消费环境，绝无仅有的艺术作品、独一无二的主人公、读者于其中分享主人公孤独唯一的选择和命运，现在已经被秩序井然的集体体验、适应和满足自我控制的伎俩所取代。”^[3]洛文塔尔认为，不仅通俗文学已经用自我控制和满足取代了古典的文学环境，而且现代社会中的所有媒介都与价值疏离，只提供娱乐和消遣，使人们加速了对无法容忍的现实的逃离。“体验美就是要从自然对人的强大控制中解脱出来。但是在通俗文化中，人们则通过抛弃一切，甚至抛弃对美的崇敬来获得解脱。他们拒绝任何超出既定现实的事物。”^[4]洛文塔尔认为，通俗文化由于从美的领域走进了娱乐的领域，否定对现实的超越而回到了虚假的满足。这倒是与社会的需要相一致，但却否认了个人实现自由的权利，个人得到的只是一时的解脱。

洛文塔尔主要是从通俗文学入手研究通俗文化的特点。他解释说，直到1943年，他写《大众偶像的胜利》一文时，文学主题一直风靡着书籍市场，有时甚至体现了通俗杂志的固定特点。^[5]为了明确分析通俗文化的特点及成因，洛文塔尔很快找到了一个研究的典型个案，这就是通俗人物传记。

洛文塔尔以20世纪美国两份流行杂志^[6]中的传记小说为通俗文学的典型，分析了美国传记小说在前后四十年间的变化。经过抽样调查，洛文塔尔发现20世纪前二十年里的传记小说以展示“生产偶像”为主，即它们的主人公来自生产性的领域，如工业、商业及自然科学等；而从20世纪20年代前后开始，传记小说集中展示的却是“消费偶像”，曾经在传记里微不足道的娱乐界、体育界人士如今成了主人公。从展示生产偶像到展示消费偶像，是20世纪美国流行传记小说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正是在对美国流行传记小说主人公的转变过程的分析中，洛文塔尔论证了文学的社会功能由鼓励个人奋斗到培养大众顺从意识的转变。

生产偶像鼓励个人奋斗。如上所述，洛文塔尔经调查发现，20世纪的前二十年里，美国流行杂志中的传记小说集中展示的生产偶像来源于生产性的生活，涉及的领域主要是工业、商业及自然科学等。洛文塔尔认为，这些早期传记是可仿效的成功典范，这些生产偶像的成功证明，社会底层经过奋斗可以攀爬等级的阶梯，颂扬了通过独立奋斗取得成功的个人主义，使普通人得到了鼓励和希望。

消费偶像则培养大众的顺从意识。到了20世纪20年代，杂志中的传记小说实现了从展示生产偶像到展示消费偶像的转变。此时，传记小说所描写的偶像不再是行为和能力的中心，也不再是进取心和事业心永耗不尽的源泉。在有关消费偶像的传记中，作者总是在主人公的成功过程中穿插一些重复的插曲和捉摸不定的事情，成功被描绘成了偶然的且是非理性的事情，这暗示了成功已不再有一种固定的社会模式。于是，没有一条途径可以让大众试着去模仿，从而使大众走向成功。以前的生产偶像鼓励普通人去奋斗，而现在的消费偶像只能用来崇拜，不能加以模仿，大众什么也做不了。在对消费偶像的注目中，一个普通人所能做的事情只能是对常态的认同，对现实的逃避。因为这些消费偶像的故事告诉他们，他们所能做的事与那些能够决定其命运的力量和权力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普通人是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的。而且，普通人看到他的偶像们作为喜欢或者不喜欢各种消费品的凡人出现在他们阅读的小说中，就像自己很熟悉而且和自己差不多的人一样，这让他觉得欣慰和满足。于是，重大的、严肃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连同社会领域里的反抗和争议之声，都被淹没在与大人物一致的消费体验里。

洛文塔尔认为，这种对消费偶像的崇拜、对不断重复的事物的消遣式接受，使人们对创造性工作失去了兴趣，使现代人逐步走向被动和顺从。人们从消费偶像那里接受的信息不再是生产偶像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而只是社会和个人的消费和消费方式。这种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人们的消费意识，使人们耽于消费，从而蒙蔽了人们认清社会现实的双眼。但我们应该洞察到，对于现代读者来说，“一方面必须学会适应于顺从体制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怀有对更加幸福的生活的白日梦，尽管这种幸福生活无法得到或毫无历史可能，而现代读者就游离在现实和幻想这两者之间”^[7]。这就是作为通俗文学的大众文化带给大众的“幸福”。

当然，洛文塔尔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的客观与平和，也有学者把他的这种立场称作“摇晃”“暧昧”。^[8]洛文塔尔虽然批判大众文化培养了大众化的顺从意识，但是他也曾提及大众文化出现的历史合理性和积极作用。在《大众文化的定义》一文的第二部分“大众文化的历史定位”中，洛文塔尔通过尼采之语“上帝死了”的阐释，提出大众文化的出现是一个历史的必然现象：现代生活的疯狂行为制造了大众文化，目的是为了填补人们在精神领域的真空。现代生活的狂乱和迷茫，使得现代人生活压力加大的同时，精神上却出现了真空，大众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为广大民众提供了逃避压力的途径。尽管洛文塔尔对作为大众文化的通俗文学的弊端给予坚决批判，但他后来也承认，“无线电广播、电影、报纸以及畅销书，同时成为大众生活方式的范例，以及他们实际生活方式的一种表达模式”^[9]。与阿多尔诺、霍克海默等人对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偏激否定态度比较起来，洛文塔尔关于大众文化历史合理性的看法似乎更加客观，也更加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