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是具有市场导向的商品

列奥·洛文塔尔^[2]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在法兰克福学派之中，对大众文化研究最广、最早，并形成了理论体系的理论家就是洛文塔尔。然而较之阿多尔诺、霍克海默等人来说，洛文塔尔的大众文化理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理论观点既不似本雅明那样乐观，也不似阿多尔诺那么悲观。当然，我们认为洛文塔尔对大众文化最终是持批判立场的，这可以从他晚期的回忆录《无法掌控的过去》中看出来。但是由于洛文塔尔总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因此他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总是显得更加客观和公允。提到洛文塔尔对大众文化持有同情式批判的立场时，不得不提及对他有重要影响的两位文化思想家——蒙田和帕斯卡尔。洛文塔尔认为，第一个较为系统地对娱乐进行分析并进而对通俗文化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是法国作家蒙田。蒙田认为人有松缓压力的需要，而通俗文化恰好起到了这种作用，所以蒙田对大众文化抱有同情的态度；而帕斯卡尔则认为通俗文化导致了人们心灵的空虚，并提出要抵制这种文化。在对待蒙田和帕斯卡尔的态度上，洛文塔尔一直摇摆于两者之间。从学派批判理论的宗旨出发，他需要对通俗文化进行批判；而从历史的、社会学的方法论出发，他又需要将通俗文化放在历史的语境中并进而为它的正当性进行辩护。洛文塔尔正是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中左右逢源，形成了他关于大众文化批判的独特风格。

在洛文塔尔看来，通俗文化并不是现代才有的特殊现象，它的根源可上溯到人类早期文明，如古代希腊、罗马舞台上的喜剧，中世纪市民集市中的民俗化娱乐等。然而与古代通俗文化相比，在现代工业、商业的繁荣发展条件下产生的现代通俗文化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现代意义上的通俗文化正是他研究的对象。在他的著作中，他将通俗文学作为通俗文化的代表，即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来进行他的大众文化研究。因此，本书将通俗文学等同于通俗文化，并进而等同于大众文化。洛文塔尔从多个角度批判大众文化，就经济角度而言，通过将作为大众文化的通俗文学与作为艺术的高雅文学作对比，他得出“大众文化是具有市场导向的商品”的结论。

（一）文学本身就具有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双重特征

洛文塔尔对大众文化商品化的分析和批判是通过将通俗文学作为大众文化来进行的，而这一分析和批判更为宏大的背景则是作为高雅文学的艺术。他认为，文学是社会群体凝聚力的象征，体现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社会历史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实际上是艺术与社会历史效用的混合体，尤其是自18世纪起，随着社会商业的日益繁荣，文学本身的艺术性与商业性这两重特征越来越明显。与文学的艺术性、商业性相对应，“文学包含两个强大的文化整体，其一是艺术，其二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3]。正是在通俗文学与艺术的对比中，洛文塔尔批判了作为大众文化的通俗文学的商品化特征。他认为，与艺术相比，通俗文学一开始就是商品，但它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出现的，是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的社会产物。

文学的艺术性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洛文塔尔指出，文学的价值尤其明显，它不仅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状态，而且描绘了当时的个体对于这一社会的感受、希望和思考，以及个体如何来改造社会或逃避社会。这种作为艺术的高雅文学对现实社会有着积极的意义与价值，深得洛文塔尔的赞赏。然而对洛文塔尔而言，这种文学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而不是文学普遍的现实存在状态。在现实社会中，文学及其创作者总要受到多种社会条件的影响与制约，从而体现出与理想中的艺术性文学不一样的特点。

（二）通俗文学是具有市场导向的商品

通俗文学就是受社会条件变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具有市场导向性的商品。洛文塔尔指出，作为文学创作者的作家通常会发现，在自己所处的不同历史阶段，他们所受的技术与市场的影响会关系他们的作品在社会中的影响和传播，而他们本身的名望、收入又与他们的文学作品在社会中的影响及传播有关。艺术家在每个时期都要受到实业家和受众的影响。随着技术和市场的发展，社会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创作者不再依附于少数贵族，但他们却被抛到了市场上。文学作品通过多种渠道延伸至更广的受众范围，艺术家要面对的不再仅仅是拥戴他们的精英，还有需求更加通俗多样化的民众。于是，对这时的创作者而言，受众需要什么而不是表达自己的观点变得更重要。创作者成了生产者，这些生产者更加关心的是如何占领传播渠道、如何与对手竞争。艺术创作、文学写作成了生产通俗艺术品、通俗文学的生产活动；而社会在总体上则被当作一个消费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被标准化制作而成的文学类型作为商品，由庞大的商业网销售，被国家的杂志读者群所消费。这样的文学，洛文塔尔称之为“通俗文学”，以与他钟爱的艺术性文学区别开来。

（三）通俗文学商品化导致其文化标准的降低

在以18世纪的英国通俗文学为个案研究，探讨艺术性文学与通俗文学之争的过程中，洛文塔尔对这种作为商品的通俗文学作了批判。他认为，通俗文学作为最初的大众文化，一经出现就是受市场逻辑支配的，它因此也是作为商品出现的。作家受雇于书商，于是作家不得不迎合书商与受众的口味和要求，而放弃自己的理想和思想，降低作品的标准。“文学作品的生产、宣传与销售成了一种可以盈利的企业。这种变化既影响了文学的内容，也影响到了文学的形式，因此也就出现了许多美学上与伦理上的问题。”^[4]为了利益最大化，作家有时候还要改变自己的写作手法，如重复、迅速和丰富多样化。他们重复某些易于复制生产、易于吸引大众注意力的元素，加快写作速度，并尝试某些新奇的元素以刺激大众将要被重复的东西弄得麻木的心理需求。此时的作家已经不再是独立的艺术创作者，他们成了社会经济机器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和书商紧密结合在一起。为了更多地销售他们生产出来的通俗文学商品，以换取更多的利润，他们甚至还要给通俗文学注入一些在这之前文学作品中极少出现的元素，如暴力、凶杀、色情等等。“在工业化民主社会的大众市场中，众多个体必须参与到为‘通俗’市场所设计的‘商品’的生产中来。也许，正是为现代社会生产通俗文化的内在需求把艺术拒之门外（正如前文以‘等式’表达的对立）。”^[5]

总之，“随着文学在18世纪分化为艺术和商品两个不同的支流，通俗文学产品不再声称自己拥有真知灼见”^[6]。洛文塔尔认为，艺术是高雅文学的形式，是拥有真知灼见的；而通俗文学一经出现就是商品，与作为高雅文学的艺术相比，它以追逐利润为根本目的，为了利润最大化，从生产者到书商，无不无所不用其极，这就必然会导致文化标准的降低。

我们认为，洛文塔尔对通俗文化的分析具有浓重的历史感。他不仅分析了当代大众文化的现实特征，更是历史地考察了大众文化这种特征的由来和演变，这就使得他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同时又有为之辩护之嫌。事实上，洛文塔尔对大众文化的这种同情式批判不仅体现在他的分析方法上，还体现在他后期对自己早期大众文化批判的反思上。在《文学、通俗文化与社会》一书的导言中，洛文塔尔对自己早期及其他学者对艺术与通俗文化的简单区分表示了质疑。他说：“我们在此处理的确实是两个对立物吗？抑或二者仅仅形成于不同的逻辑语境？”^[7]洛文塔尔表示，当我们谈论艺术时，是不是也可以不把它作为一种特定的产品，以为它的内在结构和标准很独特？而当我们思考通俗文化时，能不能不要只是局限在一直被关注的它的消费性质、传播渠道和对广大受众的影响上面？言下之意，艺术可能并不像我们一直认为的那样独特，而通俗文化也并不像我们一直关注的那样只是大众媒介传播的、用以魅惑大众的消费品。总体来看，虽然洛文塔尔的分析也以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概念为基础，但他的分析明显不如阿多尔诺等人犀利。洛文塔尔也认为通俗文学一经出现就是商品，但他对这种商品化的出现进行了历史的解释；他也指责文化的商品化导致了文化标准的降低，但他并没有明确指出商品化文化的交换价值已取代使用价值。因此，洛文塔尔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比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人多了一份客观和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