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众文化所作的批判具有合理性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新特点和新变化的深刻揭示。的确，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出现，必然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但是随着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的不断渗透，文化工业迅速成长为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生产部门，文化艺术的商品化、标准化及其操控性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明显特征。从这个角度上说，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批判和分析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一）对大众文化商品化的批判具有合理性

文化是什么？马克思把文化的实质与人的发展进行统一理解，认为文化的实质即人化。狭义的文化特指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是政治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所构成的领域。显然，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马克思狭义的文化。马克思认为，作为精神生产的活动及其产品，这种文化不同于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而是具有自身特殊规律的自由活动。因此，不能以物质生产活动的规律统治精神生产的活动。“自由的每一特定领域就是特定领域的自由，同样，每一特定的生活方式就是特定自然的生活方式。”^[14]意思即是说，每一特定生活方式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律，要理解某个特定领域就必须从该领域自身的特殊规律出发。以新闻出版为例，当新闻出版成为一种行业，只遵循行业的规律，那么这样的新闻出版就是失去了自由的新闻出版。

因此，文化创作者不能为了钱而创作。如果以上论述还稍显抽象的话，那么马克思接下来的论述就明白地表明了他对文化与商品化关系的认识：“作者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15]。他借用诗人贝朗瑞的诗歌“我活着只是为了编歌，呵，大人，如果您剥夺了我的工作，那我就编歌来维持生活”，表明了自己对大众文化商品化所造成的恶劣后果的看法：诗一旦变成诗人的手段，诗人就不再是诗人了。

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的商品化、商业化现象。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一大特点是资本成为一切的主宰，这就决定了艺术、诗歌等文化领域也必然无法逃脱被商品化的命运。于是，“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16]。资本主义生产同它的文化、精神敌对到什么程度了呢？“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17]以至于“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18]。艺术的商品化和文化的资本化必然导致文化成为资本的附庸，“一旦连精神劳动本身也越来越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一旦发生了这些情况，事情就反过来了”^[19]。

如果说以上对马克思观点的引述只是说明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20世纪以来大众文化日益明显和加剧的商品化趋势及其负面影响，则是对他们观点的事实证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产品具有商品性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在资本法则的制约下，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动机。我们看到，有许多品位低级且粗制滥造的文化产品之所以会被生产和传播，就在于它们具有赚钱的能力；有些文化艺术作品无法面世，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市场预期达不到生产者的满意程度。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产品，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都被纳入了商业生产的机制当中，都无疑要被打上商品的烙印，存在着因为追求商业利润而导致文化质量下降的现象，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二）对大众文化的技术化、标准化批判具有合理性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另一特征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这就是它的技术化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标准化。在他们看来，技术是大众文化寄生的基础，正是当代的科学技术催生了文化工业，并使文化工业大肆猖獗。技术在大众文化的内容安排、生产制作和传播销售各个环节上被广泛使用，导致大众文化成了类似流水线上下来的标准化的工业产品，毫无个性和风格可言。

这种毫不留情的批判和结论当然有些过犹不及。但是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技术化、标准化的描述却并非危言耸听。事实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正是依靠着先进的技术手段才得以制作“精良”、传播广泛、获利甚多；也正是先进的机械复制技术才使得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大批量生产成为可能。在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类型中，节目内容的选择和安排依靠技术计算达到了最优化；它们的制作依靠各种特技，甚至达到了完美的程度，给人带来震撼的视觉冲击。然而在此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却不再是风格各异的个人独特创作，而是普遍借助技术而达到的风格相似、差别不大的文化产品，以至于我们常常能预测电视节目的下一节内容安排、能预测流行歌曲的下一个节拍，甚至能预测剧中人物的下一句台词。大众及其思维方式也在这种重复的消费中被标准化了、固定化了。辩证地说，大众文化生产和传播的技术化是合乎历史必然性的；由于大批受众和少数生产者之间的矛盾，利用机械复制技术进行标准化的批量生产也是在所难免的；再加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件大众文化产品获得了成功，往往会有无数模仿者，这些都会使技术化和标准化不可避免。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在文化产品的制作中随意地使用各种技术手段，也不是说众多标准化的、雷同的文化产品的出现是正常现象，可以听之任之。

对于这种文化标准化的现象，马克思也是反对的。1859年4月，马克思曾在伦敦给斐迪南·拉萨尔写了一封信，针对斐迪南·拉萨尔的一篇小说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谈到这篇作品的不足方面时，马克思说：“既然你用韵文写，你本来可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但是，不管专业诗人将会对这种疏忽感到多大的震惊，而总的说来，我却认为它是一个长处，因为我们诗坛上专事模仿的庸才们除了形式上的光泽，就再没有保留下什么了”^[20]。在马克思看来，拉萨尔写作的韵律安排不够规范和标准，尽管这一疏忽会让人觉得震惊，但这恰恰也是拉萨尔这篇作品的长处，因为它与众不同，没有像其他“专事模仿的庸才们”那样，模仿标准化的写作模式。马克思认为，没有个性、只会模仿的所谓诗人都是庸才，这些人的作品只有形式上、格式上的“光泽”，而没有真正的内容。

因此，马克思提倡精神的活动应该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撰文反对书报检查制度。在文中，马克思尖锐地讽刺了普鲁士政府为控制思想和言论而制定的书报检查制度，指出文学艺术等精神性生产活动应该是丰富多彩的，而非千篇一律的。“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21]因此，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看，文学艺术等精神性活动及其产品应该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而不应该是统一模式、千篇一律的。那种坚持认为所有的文学艺术只有一种形式的制度是不符合精神活动的固有规律的。因此，那些经过对某些作品模式的模仿而制作出来的标准化的、无风格的作品是“庸才”的制作，虽形式光亮，却毫无内容。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文化的技术化、标准化远没有20世纪以来的文化工业那么明显，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对此给予过多的关注。但是进入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升级，先进的传播技术也不断更新并被广泛普及，这导致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技术化、标准化。这不仅损害了文化，也导致大众的思维模式趋于标准化。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坚决予以批判。他们站在高雅文化观的立场上，深刻地道出了当代大众文化在技术泛滥时代无个性的非文化特征，振聋发聩地提醒了我们，应抑制千篇一律的、无风格无内容的“庸才”们的制作出现，促进更多个性鲜明、风格独特、意义丰富的作品的出现。

（三）对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操纵性的批判具有合理性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大众文化对大众的思想、心理和行为有强制性的操控，成了控制大众的意识形态工具。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一观点显然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但是我们谁都不能否认，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在这里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的批判是有些道理的。

资产阶级大众文化受主流文化的影响不再中立。作为大众文化，它与资产阶级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不同，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有一定程度上的消解作用。但是由于共处于相同的生产方式和政治环境中，大众文化必然会受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的渗透和制约，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又具有一定的维护功能。“大众传媒商业化、集中化、垄断化的倾向，使某些西方学者也感受到：关于报纸与电视网是中立的这种天真的想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难怪法兰克福学派批评大众文化是一种总体性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文化工业’、是无个性的、虚假的，剥夺大众真正欲望和选择自由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22]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所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必然是资产者的思想意识。资产者的意识形态必然会渗透到社会的哲学、文学与大众文化之中，特别是大众文化，因为它是由资产者即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的垄断者生产出来并提供给或者说强加给普通大众的，它包含和表现资产者的意识形态就不足为奇了。其实，不仅大众文化当中包含资产者的意识形态，甚至是由大众自发生产或创作的文化产品，也同样会包含资产者的意识形态。因为资产者的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必然会对全社会、对普通大众产生相当的影响，必然有相当多的人接受这种意识形态；当大众接受了资产者的意识观念后，必然也会在自己创作的文化产品当中表露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也曾经指出，资产阶级通过对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宣扬，达到维护社会现状和巩固现存秩序的目的。资产阶级在反抗封建贵族的斗争中就是以全社会的代表的面目出现的，并把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宣扬为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资产阶级利用文化，包括大众文化竭力宣扬它的意识形态，鼓吹现存制度的合理性。许多大众文化产品都在不断地告诉大众：现存的社会制度是合理的，它为每一个人都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只要遵守现存制度并努力工作，每一个人都会获得自己的财富和幸福。但掩盖在表面背后的事实却是，每一个个体要想成功改变生存现状，获得自己的自由和幸福，并不是容易的事，甚至只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他也许已经免于物质匮乏，但他的精神和心灵却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渗透，以至于到最后他们也分不清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关于自身的理想状态。

可见，尽管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非总能取得理想效果，但大众文化确实具有并在实际中发挥着维护现存制度的意识形态功能。所以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对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操控性的分析是敏锐而又深刻的。他们在继承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特点，犀利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大众文化对大众的操控，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