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传播学的理论构建

赵志立

一、互联网与网络传播学的兴起

20世纪末21世纪初是人类传播科技飞速发展的时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互联网的诞生。今天，互联网就像一张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大网覆盖着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据最新统计，全世界已有近10亿网民，中国已有2．1亿网民，很快就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网民人数最多的国家。网络传播的横空出世，不仅打破和撼动了整个人类传播的格局，给传播领域带来了一场深刻的革命；而且作为一种新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甚至生存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给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深刻的影响。

任何理论都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传播学理论也是人类在探索传播活动的特性和本质中对传播规律所做的科学总结。作为一个新的传播媒介和一种新的传播现象，网络传播理所当然地成了传播学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并被置于传播学研究领域的高地和前沿。虽然要严格地追溯网络传播研究的历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我们从早期传播学大家的著述中已经能够看到他们对新媒介激动人心的展望。如传播学的奠基人威尔伯·施拉姆在他的《人、讯息和媒介——人类传播一瞥》的修订本（中译本为《传播学概论》）中，专门补写了《信息革命》一章，对人类传播发展的趋势作出预测，他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信息时代”，“我们现在应当了解的是我们所谈到的过去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个新时代的序曲。我们可以确信，在这个新时代里，人类传播的基本性质不会改变，但传播本身的社会体系，很可能同我们已知的各个时期大不相同。……因此我们正面对着世界上的某种新事物，我们猜想可能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和不同的时代。”^[1]另一著名传播学家、媒介理论创造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对人类传播媒介未来的发展趋势也作了展望，虽然他在世时没有来得及把注意力转移到诞生不久的互联网上，但他的大量著述，如《理解媒介：人的延伸》（1964）、《媒介即信息》（1969）、《地球村》（1980）等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未来人类传播的生动、丰富的图景，至今对网络传播研究仍具有启发意义。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万维网和网络浏览器的推出，网络传播发展出现了一日千里之势，首先吸引了对新媒介天生敏感的新闻传媒和新闻记者的眼球。1993年11月，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建立了世界第一个新闻网站；1994年，加利福尼亚的《帕洛阿图周刊》（Palo Alto Weekly）成了第一份定期在万维网上出版的报纸，紧接着，美国一大批报纸跑马圈地，在网上开辟了在线服务业务。网络媒介的出现，使传统的传播理论和传统的大众传媒一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旧的传播理论需要适应传播科技的发展和传播形态的变化，另一方面，新的传播实践也需要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这就对传播学研究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对网络新闻的研究最先切入网络传播研究的领域，一批冠以“网络新闻学”的专著，如罗兰·德·沃尔克的《网络新闻导论》、帕布洛·波茨考夫斯基的《新闻数码化：网络新闻报纸创新》、文森特·坎贝尔的《信息时代的新闻学》等相继出版。与此同时，运用各种研究范式观照网络媒介的形态、结构、传播特性的学术专著也不断问世，如特克的《虚拟化身》、罗杰·菲德勒的《媒介形态变化：认识媒介》（2000）、莱文森·B的《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2001）、《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等。另外，国际上许多著名的综合性传播学期刊，如“Human Com munication Research”“Journal of Com munication”等，几乎每期都有网络传播研究的论文发表。网络媒介和网络传播正表现为一个动态变化的领域，需要不断的探索和开拓，在我们已看到的国外大量新媒介研究的成果中，大多数只是较一些具体的、个别的问题进行深入、仔细地分析，虽然并不那么“全面”“宏观”“热门”，但其中却不乏闪光的东西，但很少有人急着去建构一个完整的网络传播学理论体系。

在中国，新媒介的采纳和推广几乎与欧美发达国家同步，在网络传播理论研究方面也几乎与欧美发达国家同时起步。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已有不少有关新媒介和网络传播的具有启蒙作用的著作，如尼古拉·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约翰·布洛克曼的《未来英雄》等从国外介绍到国内。199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成立了网络与数字传媒研究室；1999年5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与解放日报社、清华紫光集团建成了中国大陆第一家电子采编实验室；2000年4月，清华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成立了新媒体研究中心；同年6月，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编的国内第一部探讨网络新闻的论文集纳性著作《网络记者》出版。与此同时，国内许多新闻传播学者开始把学术兴趣和研究重点转向了对新媒介和网络传播的研究。至21世纪初，国内网络传播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已成勃发之势。从论文发表的整体数量来看，据统计，从2000年至2006年一直处于一个上升通道（除2002—2003年有一个短暂的平台整理期外），到2006年整体文献数量已达1753篇；^[2]而出版的专著每年也有10种以上。学术研究的领域涉及网络传播的方方面面，有些方面已处于学科研究的前沿。但总的说来，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在研究的水平和质量上尚存在着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科学研究的方法欠缺，理论和规范相对匮乏，深度仍显不足，不少论文表现出肤浅化、空泛化的倾向。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的是中国学者更喜欢在“大而全”上做文章，动辄就想构建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或学术体系。如近几年来，国内以《网络传播概论》为名出版的专著不下10种，有的一看就是东拼西凑，大而无当，流于空泛。我国的学者要克服这种急功近利、贪大求全的作风，做更多细致、扎实的研究工作，大胆探索，小心求证，透过现象去认识本质，从而总结出网络传播的一般性规律。

二、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网络传播学研究什么？换句话说，网络传播学的学科定位和研究方向是什么？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中心（CMCRC）负责人，国内最早从事网络传播研究的学者之一杜骏飞教授，曾以《我们研究了什么？》为题对1994至2006年中国大陆网络传播领域学术进展与趋势进行了分析。杜教授运用文献计量学、传播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国内10多年有关成果的内容、种类、数量、热点等作了描述和阐释，向我们展示出目前国内网络传播学研究的疆域。他把网络传播研究的领域分为17个大类，它们分别是网络传播、网络新闻、网络媒体、网络信息管理、网络广告、网络伦理道德、网络社会社区、网络心理、网络政治、网络教育、网络语言艺术、网络游戏、博客、WEB2．0、手机媒体、网络调查、网络法制法规。他按照各领域学术成果数量所处的范围将其分为三个方阵：第一方阵为网络新闻、网络教育等传统研究领域，这两个维度起步早、成果多，处于领跑地位；第二方阵为网络信息管理、网络广告、网络语言艺术、网络游戏、博客、WEB2．0等，它们的数量和与基础研究的关系都“较为中性”；第三方阵为作为宏观研究的网络传播、网络政治、网络心理、网络伦理道德、网络法制法规等，这些领域属于较为纯粹的学术研究领域，既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也是业界关注的焦点。^[3]应当说杜骏飞的研究为网络传播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但它并不是网络传播学学科内容的本身，就像你虽然备齐了所有的建筑材料，但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盖出高楼，从逻辑上说，它只是网络传播学的外延而非内涵。

任何理论都是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的继承、补充、丰富、完善和创新，网络传播学也不例外。网络传播学是在传播学经典理论的大树上发出的一个“新枝”，它理所当然地要充分吸收、借鉴和利用以往传播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同样，传统的传播学理论也要充分吸收网络传播研究的营养才能与时俱进、充满生机和活力。最早出现的完整的传播学理论体系是由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所建构的，他于1949年编撰的《大众传播学》一书被称为“传播学之集大成者”，为传播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框架，其内容包括传播史、媒介史；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传播的控制与支持；传播的过程与模式；传播的内容；传播的受众；传播的效果；传播伦理、制度。另一早期的传播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提出了著名的“5W”，把传播过程分为“Who”“What”“Who”“What channel”“What effect”，也直接导致了传播学五个研究方向的产生：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作为第一个完整的传播学理论体系，施拉姆所划定的框架为后来者公认，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子领域，网络传播的研究体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借鉴甚至脱胎于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在网络传播学的理论体系中就应该出现：网络媒介的技术特征以及网络媒介工具史；网络传播的基本原理和特性；网络传播的控制分析（网络传播与传播制度、政治经济、伦理道德、法制建设等的关系）；网络传播的工具分析（网络媒介的社会功能和作用）；网络传播的受众分析；网络传播的效果分析。传播学中许多经典的实证研究的成果，如“把关人”理论、“议程设置”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两级传播”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都可能在新的传播条件下被重新验证和诠释。值得注意的是，经典的传播学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讲是关于大众传播学的体系，大众传播学仅属于传播学的一个子类，网络传播涵盖大众传播、个人传播、组织传播和群体传播，因此网络传播的研究必须突破大众传播研究的窠臼，而不能照搬照抄大众传播的模式。

任何学术研究都由“学”和“术”组成，“学”一般指的是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规律，“术”一般指的是基本技能、基本方法、基本应用，在学科理论体系中又称之为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或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并行不悖、互为依存、互为支撑、互为作用的关系。传播学的研究依然包含着这两个方面。李特约翰在关于传播理论的著作中，把基础理论定义为“所有关于某一具体现象的，经过组织的一系列概念和阐释”。传播学的基础理论“能为我们勾勒出学科或研究的疆域，在描述种种现象之外也提出抽象的概念，并试图揭示现象之间的关系，成为我们研究的基础和工具”。^[4]上面所说的经典的传播学理论大多属此列。但同时传播学又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传统的传播学研究是以实证研究发端的，研究的目的则是为了服务于传播的实践，是典型的应用研究。推而广之，一切指导传播实践的方法和技能如新闻传播业务、媒体经营管理、广告业务、公共关系等都属于传播学的应用理论或应用研究的范畴。同样，在网络传播的研究中也要正确处理“学”和“术”的关系，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如网络新闻业务、网页设计制作、网络媒介的经营、网络媒介的管理、网络的伦理道德建设、网络的法律法规建设等等都属于应用理论的范畴，用于以指导网络传播的实践，推动网络传播健康、有序的发展。

论及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网络传播学与网络新闻学的关系。传播学与新闻学是两个具有深厚学术渊源的学科，其中不乏许多交叉、重叠、融合的部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包容的密切联系。但传播学与新闻学又是两个不同的学科，有着各自的学科疆域、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范式。正因为它们“走得太拢”，使一部分学者为其各自的学科地位和学术边界争论不休，至今没有结论。在今天网络传播学与网络新闻学的研究中会不会重续以往的争论？如前所述，新闻学界对网络传播的研究比对传播学要早得多，在互联网还没有问世的上个世纪的50年代，美国的一些新闻院校中就把“计算机辅助新闻学”（Computer－assisted Journalism）纳入了所开设的新闻学课程，而万维网发明后的第一批研究成果，也被纳入“网络新闻学”的范畴，而至今鲜有“网络传播学”的说法。国内的情况亦大致如此，从已发表的相关论文看，至今“网络新闻”远远高于“网络传播”。但实事求是地说，作为学术研究的领域，网络传播要比网络新闻大得多。且不说从传播方式来看，网络新闻只是大众传播中的一种，而网络传播却涵盖了大众传播以外的个人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就从用户上网的目的看，历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表明，虽然“获取信息”是用户上网最主要的目的，但始终没有超过包括通讯、交友、学习、娱乐、购物、个人博客在内的其他用途，何况信息并不完全等同于新闻。可见网络新闻研究只是网络传播研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三、网络传播学的学科性质

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除了要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外，还应该概括出该学科的本质特征，显示出它与相关学科的联系和区别，为学习和研究这门学科的人提供一个准确的路径。

网络传播学有哪些基本的特性呢？首先，网络传播学是一门正处于一个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新兴学科，具有创新性。我们知道，网络传播是以互联网的诞生为标志的，而互联网进入我们的生活不到30年时间，这30年内，人类的传播科技的发展可以用一日千里来形容。当被称为“第四媒介”的互联网才刚刚“飞入寻常百姓家”时，被称为“第五媒介”的无线上网已“乱花渐欲迷人眼”；当以博客、播客、Tog、SNS、RSS等为代表的WEB2．0余热未退，而更加个性化的WEB3．0又成为新的热点。所谓的“新媒介”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新媒介成了这个时代新的技术、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理论最集中的领域，而任何新的技术成果和研究成果都随时可能被“刷新”和“升级”，这正应了我们熟悉的摇滚歌星崔健的一句歌词：“不是我们不明白，是这个世界变化快。”新媒介的出现和普及，对社会以及人的行为产生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的，如传播过程的交互性大大改善了受众在大众传播过程中的被动地位，改变了话语权被少数人垄断的局面；多媒体技术为人们进行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输提供了空前便利的条件，将有助于提高传播活动的质量和效率；传播活动的个性化为更多的社会成员提供方便、快捷的信息服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传播的全球化则把人类的传播范围扩展到整个世界，使人们的认知、判断和行为受到更多变量的影响。同时新媒介的出现和普及对传统媒体和传播理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不难发现那些产生在旧的传播时代的传播理论已经不适应新的传播时代的传播实践，有的需要修正、有的需要革新、有的甚至需要颠覆和批判。面对新媒介研究这个日新月异的领域，创新成了网络传播研究的必然选择，也成了网络传播学的本质特征。网络传播研究要与时俱进，站在传播科技的前沿，去认识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在理论和方法上不断创新，而不是躺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上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守着一堆过时的概念和教条不变，这是网络传播学能够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首要条件和基本前提。

其次，网络传播学是一个交叉性、横断性很强的边缘学科。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呈现给人类的不仅仅是一个新的传播工具，而是一个新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一个无所不包、无处不及的虚拟社会；它不仅改变了人类传播活动的面目，也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秩序和文化，甚至改变着人类自身。正因为这样，新媒介的研究越来越得到涵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众多学科的关注，使之成了当今极富活力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正如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所言：“新媒介是艺术、技术、科学、人文的交叉与融合。新媒介形态和产品的设计、生产与艺术范畴相关；研究发展出设计、生产新媒介所需的硬件、软件，以及传输方式和渠道，需要技术领域的努力；对新媒介形态和产品特征、本质、生产、消费的研究，在科学层面上展开；而其对社会和人类的影响，价值或危害的判断，意义与内涵的解读，则有赖于人文范畴的思想。”^[5]网络传播研究与相关社会科学的交叉与融合，产生了网络哲学、网络政治学、网络社会学、网络心理学、网络伦理学、网络法学、网络文化学、网络经济学、网络管理学等边缘学科。交叉和错综本身就是一种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它不仅为网络传播学的建构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而且不断地形成新的学术增长点，由此而建构的理论体系既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又继续和其他学科保持交叉融合，这就是我们的《教程》中常常出现“网络传播与××××”的原因。网络传播研究的交叉性也容易使这个领域出现纷繁芜杂、边际模糊的局面，这就需要我们把多种理论整合在网络传播学的理论体系之中，并在不同理论之间划分出层次，使理论体系的版图更为清晰。李特约翰曾就传播理论体系提出了“核心理论”“超理论”“一般理论”的概念，对我们分辨网络传播的理论层次是有帮助的。所谓“核心理论”是指对网络传播的总体概念和过程的“总体性阐释”，所谓“超理论”是指那些“有关试图描述、解释不同理论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的领域”，而“一般理论”则是指对网络传播中特定的层面，如媒介、受众、效果的阐释。至于什么理论进入什么层面，则视具体情况进行取舍、组织和建构。但无论作何取舍，有一点是无疑的，网络传播学首先是传播学的一个子学科，它是研究网络中介传播（以网络为媒介的传播活动的总称）的系统学科。

再次，网络传播学又是一个实用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一方面，网络传播理论是对网络传播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丰富的网络传播的实践成了网络传播理论研究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和源泉；另一方面，网络传播理论也需要拿到网络传播的实践中去检验，并指导网络传播的实践，推动网络传播的发展。有句老话：“理论总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经典的传播学理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多理论都来自对传播实践的实证研究，同时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解决实际问题，其中一部分子学科，如广告学、公共关系学等更是应用性学科。网络传播研究要继承经典传播学的传统，不能满足于那种经院式的“纯学术”研究，使研究工作停留在对一些晦涩难懂的范式、模式、概念的阐释上，而要深深扎根于网络传播实践的土壤，面向实践、面向社会、面向现实；网络传播研究也不能只是少数专家学者自娱自乐的领地，而应该成为广大网民共同的家园和指导网民科学上网、文明上网的工具。

四、网络传播学的研究方法

明确了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需要进一步明确研究的方法，就像要过河必须首先解决船和桥的问题。正如法国科学家贝尔纳所说：“良好的方法能使我们更好地发挥运用天赋的才能，而拙劣的方法则可能阻拦才能的发挥。因此科学中难能可贵的创造性才华，由于方法拙劣可能被削弱，甚至初步扼杀。而良好的方法则会增长、促进这种才华”。^[6]对于网络传播学这种纷繁复杂且处于动态变化的新兴学科，解决研究方法问题尤为重要。

经典的传播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大主要的学派：经验学派（empirical school）和批判学派（critical school），并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传统或范式。经验学派，顾名思义就是主张从经验事实出发、运用经验性方法研究传播现象的学派，主要产生于美国。所谓经验性方法，是一种运用可观察、测定和量化的经验材料来对社会现象或社会行为进行实证考察的方法，它出现于19世纪后期，在传播学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经验学派主要运用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内容分析和效果分析。经典传播学的大多数研究成果，如电影对儿童的影响，“使用与满足”理论，“创新—扩散”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培养”理论等都是经验性方法研究的产物。在今天网络传播的研究中，定量和实证的方法仍是最主要的方法，包括量化研究的内容分析、调查和实验研究等、使用统计分析解读研究数据等方法，以及质化研究的焦点小组、个案研究、实地观察（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等。不同的是随着数学模型、计算机技术和网络工具等现代科技引入了社会科学研究，传播学传统的研究范式，被基于网络的内容分析和效果分析所代替，使人们对传播现象的认识和描述更加精确。近几年来在国内，基于网络的内容分析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采用，如中国传媒大学调查统计研究所（SSI）所长柯惠新教授就利用网络计量学的方法对互联网使用与青少年创造力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经典传播学的另一大主流学派是批判学派，批判学派无论在学术立场和方法论上与经验学派都有很大的差别，批判学派在传播学研究方法上奉行的是一种阐释与批判的传统或范式。与经验学派把研究兴趣集中在传播与人的行为上不同，批判学派更关注传播的社会结构和功能、传播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传播的社会发展与变迁等。在研究方法上，批判学派以思辨为主，反对实证主义，注重使用定性分析而不是定量分析，广泛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文化学、现象学、符号学、精神分析理论等对传播现象进行阐释和解读。这些理论和方法在今天新媒介的研究中同样被接纳。如丹·席勒的《数字资本主义》，就是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新媒介的所有权以及内容产品的商品属性和媒介的体制；马克·波斯特的《第二媒介时代》《信息方式》，则是运用后现代主义分析媒介与主体的互动关系；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常常被用于讨论虚拟社区、公共话语权的问题；而安东尼·吉登斯等人的符号建构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电脑中介传播（CMC）的研究范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种不同的研究传统或范式在今天的网络传播研究中，并不是绝对的泾渭分明，反而是相互交叉与融合，在实证研究的范式里面采纳了批判理论的框架，而在批判的范式里面出现了量化研究的方法，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视角和多种方法并重的局面。这对网络传播研究而言，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毕竟两种研究范式的交叉、融合、互补为网络传播理论研究拓宽了更大的空间，实证研究的范式告诉了我们世界“现实是什么”，而批判的范式告诉了我们世界“应该是什么”，海纳百川本身就是互联网的基本特性。

在人类科学认识的长河中，科学方法本身在不断地完善，作用也在不断地增长，作为科学认识的手段，科学方法在现代科学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0世纪以来创立的新学科是人类科学史上是最令人眼花缭乱的一段，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带有开拓性和突破性，它们既是一门新学科又是一种新的科学方法论，而其中对传播学的发展最具有启迪作用的莫过于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了。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本身就是在传播学肥沃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如信息论的始作俑者C·香农、控制论的发明者诺伯特·维纳都对传播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系统论是研究系统模式、原则和规律并对其功能进行描述的科学，它把传播活动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同时它又是属于各种复杂的大系统（包括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系统与系统之间具有关联性、动态性、交互性和层次性，运用系统的理论和方法有助于我们认识传播活动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用信息论的角度来考察传播，人类的传播活动本身就是一个从信源到信宿的过程，信息论的方法不仅是研究传播的复杂性、系统性和整体性所不可缺少的手段，也为传播学的研究的程序、思考步骤和操作方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而控制论和系统论、信息论一样，都是新兴学科，并且相互紧密联系。控制论也研究系统和信息，但着重研究信息的内容和变换及其在系统调节、反馈、控制上的意义，研究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关系并如何进行系统沟通、调节和控制。“三论”在新媒介研究中的输入和移植，能够帮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网络世界中透过现象去认识本质，进而掌握网络传播的一般规律。近几年来，还有一些学者把一些更新的理论，如耗散结构、模糊理论、博弈论、协同论、数学的仿真模型（SD）等引入新媒介研究的领域，不断地为网络传播学的研究注入新鲜空气。当然，借鉴这些现代科学方法不能只是去赶“时髦”、图“新鲜”，生搬硬套，而是要认真消化，学以致用，为建构网络传播学自己的体系而服务。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6期］

【注释】

[1]［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93页。

[2]杜骏飞：《我们研究了什么？》，载《中国网络传播研究》（总第一卷第一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3]杜骏飞：《我们研究了什么？》，出处同前。

[4]熊澄宇、何威：《论新媒介研究理论体系的建构》，出处同前。

[5]熊澄宇、何威：《论新媒介研究理论体系的建构》，出处同前。

[6]阵衡：《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