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与国际话语权

9.1.1　国家形象的概念、特点和功能

9.1.1.1　国家形象的概念

“形象”一词，最早出现于《周易》。《周易·系辞上》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1]在这里，形象二字都有“形体、状貌”的意思。可见，自远古先民始，人们便意识到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其形。古人所理解的形象，是指人之相貌、物之形状。到今天，形象已被理解为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对他人或者事物内在和外在表现的总体印象和评价。《现代汉语词典》将形象定义为“能引起人的思想和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朗文当代英文词典》则解释为“某人或某事在他人脑海里所留下的图像;多数人对某人、某组织或某一事物所持有的普遍判断和看法”^[2]。

明确了形象的含义，我们就能更准确的了解国家形象的概念。国家形象可以分为国内形象和国际形象，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一般而言，我们侧重于从国际层面对国家形象进行定义。总的来说，国家形象是某一国家外部公众对该国政治(包括政府信誉、外交能力与军事准备等)、经济(包括金融实力、财政实力、产品特色与质量、国民收入等)、社会(包括社会凝聚力、安全与稳定、国民士气、民族性格等)、文化(包括科技实力、教育水平、文化遗产、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与地理(包括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数量等)等方面状况的认识与评价。即某一国家的行为表现、性状特征、精神面貌等在外部公众心目中的抽象反映和外部公众对该国的总体评价和解读。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国家形象的内涵:

(1)国家形象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国力，但是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家的实际状况。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及国际影响力的合力。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中既包含自然的，也包含社会的;既包含物质的，也包含精神的;既包含实力，也包含潜力以及由潜力转化为实力的机制，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国防、外交、资源、民族意志、凝聚力等要素有机关联、相互作用的综合体。

(2)国家形象包含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两个方面。综合国力中既有物质因素，也包括精神因素。同样，作为对国家综合国力的反映的国家形象也包含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在国家形象的物质因素中，科技、经济和军事等综合国力要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使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将先进的科技转化到生产领域才能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因此，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在其国家形象构成要素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军事实力是国家形象的坚实后盾。没有强大的国防，就很难保证国家的独立，就会失去在国际社会与别国平等交往的权利，以致丧失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精神要素上讲，国家形象的精神要素集中体现在国家的民族精神或民族性格上。世界上各个民族所经历和创造的一切都不同程度地沉淀在各自的民族文化中，从而使其民族形成自己独有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种民族性格通过长期的文化传承逐渐稳定下来，形成了各个民族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情感态度、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所有这些，都从不同侧面映射着该民族的精神和国家形象。

(3)国家形象是可以被塑造的。国家形象主要靠本国的对外传播媒介和他国的传播媒介力量的博弈来塑造。本国媒介和他国媒介在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差异，从而导致“本国形象”和“他国形象”往往存在很大的分歧。国家形象主要依靠本国的对外传播媒介进行正面报道和评论来积极塑造，但是也离不开“他国”的认同，有关本国形象的话语能够影响“他国”的公众，使这两种形象契合，才能形成良好的国家形象。

9.1.1.2　国家形象的特点

国家形象由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构成，是一个完整的综合体，作为对综合国力的反映，它会呈现出很多特点，最典型的是以下两个特点:

(1)国家形象内部和外部的差异性。在当今信息化社会，国家形象最主要的塑造途径是大众传播媒介，一般大众都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认识和感知身边的环境，他们对于国家形象的认识很容易受到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如果媒体对一个国家所进行的传播活动是正面的，那么，一般而言，大众对该国国家形象的看法也是积极的;反之，如果媒体对一个国家进行大量的负面报道，那么，大众会加深对其负面影响。从国家内部来看，任何国家都希望自身有一个正面的形象，因此，国内媒体对于该国活动的报道大多是积极的，它代表了该国家的自我评价，是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国内大众受到传播媒介和民族情绪的影响，对于国家形象的评价会趋于正面化。从外部来看，由于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和价值标准，外国对该国的报道就可能存在偏见，外部公众对于该国家形象的认识就会出现片面化、零散化，甚至是歪曲化。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我国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他们在世界上宣扬“中国威胁论”的说法，并且截取各种负面镜头来展现中国的形象，致使“中国威胁论”在国际社会上泛滥。国家形象内外部存在差异，这个问题已被大家公认，关键是要找出方法，尽量缩短这种差距，使这两种形象趋近一致，在内外部都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

(2)国家形象的相对稳定性。国家形象在根本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综合国力在一定时期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因此，国家形象也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再加上公众思维定势的作用，即使国家形象发生变化，他们对于国家形象的认识也不会立即改变，而是更倾向于认同原来的国家形象。例如，近代中国的落后、统治者的腐朽、国民综合素质的低下等形象在外国人心目中还没有完全消失，导致那些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外国人对中国存在深深的偏见。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家形象也是如此，它只是相对稳定的，随着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着。随着中国的崛起，特别是以科技和人才为基础、以经济和军事为后盾的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中国从一个被世人看不起的国家逐渐变成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国家，并且中国越来越多地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在努力建立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因此，国家形象的确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又在一定的时期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要保持国家形象的开放和动态，才能保证国家形象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9.1.1.3　国家形象的功能

早在古希腊时期，著名政治史学家修昔底德就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论及国家声誉和威望对雅典和米兰战争的影响，他指出，国家和个人一样，对安全、荣誉和私利的追求是它的本性。^[3]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个国家都在关注国家形象对本国政治、经济、安全等的影响。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一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及其结果，不仅取决于本国的利益和需求，而且更取决于对他国的知觉、评价和情感，即他国的国家形象。为了能到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获得大的国际发展空间，最大限度地保护本国的利益，各个国家都在致力于改善和塑造本国的国家形象，提高本国的国际声誉。可以说，国家形象的功能在今天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彰显。我们将从政治、经济、外交这些方面论述国家形象的功能。

1.政治功能

良好的国家形象更容易获得他国的认同和信任，推动国家间的合作。国家形象、声誉是判断国家意图的重要依据，是影响国家安全与合作的重要因素。国家对外战略与政策的制定都建立在对其他国家意图判断的基础之上。一个国家的国家声誉来自于对一个国家过去行为的总结或特性归纳，这有助于预测其未来的行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具有良好形象或声誉的国家，就容易获得他国正向判断和信任，避免对本国的战略误判，导致陷入安全困境，从而推动本国与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安全与合作。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利于国家间建立正向认同，在国家间建立朋友的身份结构。

2.经济功能

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利于提升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提高对国际经济组织的影响力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从而提升自己的国际经济地位。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利于增强国家竞争优势，吸引国际资源。从营销学的角度可以把国家形象称为国家品牌，即一国产品和服务在其他国家公众心目中的总体形象。在当今全球化潮流中，国家与国际经济组织和跨国公司等一起，构成了国际经济竞争的主要参与者。为了追求社会物质福利最大化，国家需要获得更多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外部要素，只有积极、健康、强大的国家品牌才能获得更多消费者、投资者、游客、移民、媒体以及他国政府的瞩目、尊重和信任，并在全球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此外，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研究表明，国家品牌有助于产生协同效应，能够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意向。国家品牌形象的提升，将会对本国企业的品牌国际化、企业销售和国际竞争提供有力支撑，所以各国政府和企业不惜重金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来宣传和打造国家品牌形象，以此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2009年底，中国首次进行国家品牌的宣传，在西方主流媒体投放以“中国制造，世界合作”为主题的国家形象广告，就是为了推动中国产品出口和提升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3.外交功能

国家形象是国家对外决策的重要背景因素。罗伯特·杰维斯曾指出，如果不考虑到决策者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别人持有的印象，那么常常是无法来解释至关重要的决定和决策的。对他国的国家形象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国家共识或国家偏见，作为一种背景因素长期左右该国领导人的决策思维和具体的对外政策。有关美国前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对前苏联态度的案例研究就表明他对敌人形象的僵硬和简单化对美国外交政策造成了消极影响。此外，国家形象一旦形成，就具有持久的逻辑和趋势，制约国家对外政策行为选择。国家形象概念是一个主体间概念，反映了国家间的相互身份建构关系。

9.1.2　话语权与国家话语权

9.1.2.1　话语权的概念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著名的“语言转向”引发了诸多学科对语言问题的关注与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话语”问题开始正式进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对它的研究深受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的影响。福柯认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①。即话语是一种关于语言表达和交流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沟通“自我”与“他者”社会关系的概念。此外，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理论，也是话语理论的思想基础。对于话语权的理解，有如下几点认识:

(1)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并且对现实具有建构作用。这种观点为国际关系学把话语作为影响国际政治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奠定了认识论基础。建构性的话语观拓宽了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视野，启迪人们探究不同的话语，建构国际政治现实。

(2)话语并不完全等同于一种声音，话语权也不仅仅是指说话权，而且是指控制舆论的能力。话语权的本质不是“权利”，而是“权力”，它所追求的是所表达的话语和观点能够被确认。我们注意到在国际社会中存在着霸权话语，即所谓的“真理”，它们掌握在具有话语霸权的国家手中，并且在国际社会广为传播，而其他国家的话语则受到霸权话语的压制。

①王治河.《福柯》.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3)话语权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受到各种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正如福柯所说，“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是根据一定的程序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的”^[4]。福柯提出了话语内部秩序控制的三组力量:外部力量的控制、话语内部的控制和对话语主体的控制。从宏观方面看，话语权不是完全独立而是相对独立的，它受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制约，硬实力始终是话语权的基础。从媒体的角度看，媒体的话语权表现也受到制约，媒体传播的信息都经过把关人的过滤。在国际传播方面，话语权的价值观制约就更加明显，国际新闻往往是“错位”的新闻”，体现出了更强的主观性和国家性。

9.1.2.2　国际话语权的内涵

根据话语权的概念，结合国际关系学相关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给国家话语权定义为:主权国家通过正式外交活动、大众媒体传播、民间组织交流等渠道，将蕴涵一定文化理念、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话语渗透到国际社会中，使其他国家自愿接受并认同的能力。

国际话语权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就国际社会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等发表意见的权利和影响力，体现了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的综合运用。根据国际话语权的内涵，我们可以认为国际话语权就是对国际事务、国际事件的定义权，对各种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权以及对是非曲直的评议权等。从本质上说，掌握国际话语权的一方完全能够按照利用话语权优势来定义国际事务和国际事件，掌握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权，按照自身的利益准则对国际事务进行评价和裁决。总的来说，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实力在国际社会中占据优势话语地位，而非西方国家则处于弱势话语地位。虽然国际话语权的基础是由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决定的，但是话语权本身则表现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软实力，它靠传播来体现。媒体是话语权的主要载体，在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了媒体话语权。媒体话语权有两种实现形式:一是在国际传播中作为信息传播主体参与国家话语权的争夺，二是媒介之间的话语权控制，主要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较量。在国际社会的信息传播上，虽然传统媒体依然是舆论主角，但是新兴媒体正在分割传统媒体的话语权。

9.1.2.3　国际话语权的特征

当今社会，软实力正在逐步取代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而成为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在过去一硬实力主导的国际关系发展走向的时期，没有强权就没有话语权，然而，在软实力作用日益凸显的今天，谁有强大的软实力特别是文化软实力，才能够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因此，我们说国家话语权是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在本质上属于软实力范畴的国际话语权，具有以下特征:

(1)文化软实力是国际话语权的深厚根基。文化的先进与否，决定着话语权的大小。一个没有足够的文化软实力资源作支撑的国家在当今国际舞台上是很难有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的。国际话语权的说服力、渗透力和吸引力都需要通过文化来展现。汉唐时期，中国曾出现四夷归服、八方来朝的盛世景象，与当时中国文化的发达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唐朝时期周边的邻国来说，“中国的文化、思想体系、文学、艺术、法律、政治制度和使用的汉字在这些国家中处于支配地位”^[5]。近现代时期，法国也曾凭借文化、思想观念和独特的话语体系获得过国际话语权。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话语权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和转移，不难发现，一些边缘国家和半边缘国家逐步走向中心，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增强。

(2)国际制度和国家政策的制定是国家话语权的重要支撑。国际制度有着广泛的活动空间、较多的参与主体和多样化的合作形式，因此，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扩展，那么其享有的国际话语平台也就越来越宽广。另外，国家政策是国际话语权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一国制定与实施合理合法、互惠有效的内外政策，有助于该国以一种独立的姿态进行对外合作交流，对于提升该国的国际话语权有明显的作用，也是国家谋求国际话语权比较容易有所作为的领域。

(3)国际话语权不等于话语霸权，它与话语霸权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非霸权的国际话语权与话语霸权同属软权力范畴，都以文化软实力为根基。但两者又有着重要区别，即话语霸权由国际体系内的霸权国家掌握，是具有支配性和排他性的话语权;常常采用绝对权威的结论，先向受众灌输某种意念，使受众强硬接受，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非霸权国际话语权则不具有排他性，其权力主体追求的是不同话语主体间平等的对话交流，接收者则自愿接受和认同通过话语传递的内容。长期以来，西方媒体作为国际话语权的主体，它们掌握着话语霸权，在涉华报道上一直都存在偏见，而中国话语权的缺失，让自身形象的塑造受到阻碍。近些年，随着一些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的国际话语权正在松动，中国在话语权的转移中努力成为关键角色，取得自身应有的国际话语权。

9.1.2.4　国际话语权的转移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了“软权力”的概念，而话语权是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他指出，世界的软权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在不断地变化。例如，在18世纪，法国通过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将其影响传遍整个世界，它依靠文化、思想观念和独特的话语体系，最先获得了国际话语权。然后，在19世纪，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当时的日不落帝国，同时，利用发达的媒体将自己的声音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它取代法国拿到了国际话语权。美国紧随英国的步伐，在19世纪末，取得经济世界第一和媒体世界第一的地位。到20世纪，美国开始获得国际话语权，其强大的话语地位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随着一些新兴国家的崛起和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美国的话语霸权地位在动摇，国际舆论格局呈现多元化的态势。这种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由于西方经济的衰落和低迷、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多元文化格局的出现。美国国际话语权的松动是我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一个机遇，希望中国能够抓住机遇，在国际话语权的转移中掌握主动权。

9.1.2.5　关于中国提升话语权的现实问题

尽管我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地位有所上升，美国话语权的松动对我国总体有利，但是我国在国家话语权的提升方面仍面临很多不利条件。马克思曾经用“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来描述东方和西方的不平等关系。一直以来，国际话语权都被西方媒体所掌握，中国只能处于被西方媒体建构的环境之下。一方面，是掌握国际话语权的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仍然存在偏见;另一方面，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和对世界的影响力有限。这些不利条件具体表现为:

(1)在国际舆论中，西方媒体作为话语权的主体，其对华报道的偏见由来已久。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以来，西方媒体就没有停止过攻击和诽谤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傲人成绩，但是西方媒体对我们取得的成绩视而不见，反而挖空心思搜罗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暂时存在的问题，甚至进行歪曲报道。随着对中国了解的深入，西方媒体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偏见在逐步减少，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等因素的影响，西方媒体的偏见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我们要对消除西方媒体偏见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有充分的认识和心理准备。

(2)近年来，我国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在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上有了很大的飞跃，主流媒体承担着取得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任务。由于西方国家长期主导着国际话语权的分配格局，中国在努力发出自己声音的过程中仍面临很多问题。第一，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能力较差，发生重大事件时不能及时主动报道事实真相，等到国际不利舆论泛滥后，中国媒体才开始进行反驳，因此常常处于被动地位。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西方话语大量涌入，并且被各领域广泛采用，我们对待西方话语，更多的采用的是“拿来主义”，遵循西方既定的逻辑体系，不能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第二，传播渠道不足，影响力不够。拿中央电视台为例，央视通过上星和落地初步完成了多语种多地区的全球性覆盖，但是相比那些国际一流的西方媒体，节目覆盖人数还有很大的差距，考虑到有效收视人数，将会有更大的差距。尽管近年来我们在不懈努力缩小与国际一流媒体的差距，但是巨大的差距依然存在。

中国想要切实提升国际话语权，就必须克服这两个不利因素，妥善解决以上矛盾。因此，我们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充实话语内容，进行文化创新，打造中国的国际一流媒体，扩展对话平台等几方面努力:

第一，将传统文化中的精髓转化为中国的软实力，充实有吸引力的话语内容。在古代，中华文化曾经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古代中国文化的榜样力量，让西方一度极度推崇。因此，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将传统文化转化为软实力，从而在国际社会推广，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具有积极作用。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借鉴传统文化资源来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一方面，借鉴中国传统的“和”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以和为贵”和“和而不同”，主张通过平等相待、诚信合作来化解人和人、人和自然、国和国之间的冲突，实现和平共处与和谐发展。中国政府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理念，就是对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借鉴与升华。另一方面，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中外文化在古代有过多次交融，中国从不同文化中吸收营养，实现了文化上的“兼容并蓄”。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与国际文化进行交流，并且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第二，努力进行文化创新，占领文化发展战略“制高点”。创新是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在今天，中国较弱的文化创新能力使其在国际文化关系格局中处于文化弱势地位。我们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缺乏创新能力，只能咀嚼别人吃过的馒头“山寨”他人的文化剩餐，让别人的话语影响自己。因此，提高文化创新能力，构建自身的话语体系，从小的方面看，影响到中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从大的方面看，关系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国在当今世界能否实现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兼备，关键在于能否有一个强大的文化创新能力。要提高中国文化的创新能力，一是要在文化批评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吸收，文化批评是文化创新的前提。西方的文化不能随随便便就拿来为我所用，任何一种文化都只是特定民族、国家特定时空的产物，要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文化批评，在此基础上创新文化，构建中国风格。二是要在别人未曾开垦的文化“荒原”上不断开拓，大力增强文化原创能力。这必须着眼于社会实际问题，更要紧随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步伐，不断丰富中国文化的内涵，丰富中国话语体系的内容，不断争取国际上的理解、认可和接受。

第三，打造我国的国际一流媒体，争夺国际话语权。首先，我们必须改变长期以来的国际传播方式，不把空话和套话放到国际上逼迫外国人接受。好的宣传效果是采用对方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内容和方式进行传播，因此，在国际传播方式上一定要选择“西方思维”。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要遵循“国际通行原则”，即了解和尊重国际传播的特点和规律，掌握国际传播的方法和技巧，充分了解自己的话语对象，树立“受众本位”意识，采用“中国立场，国际表达”的方式，选择让世界既能听懂又能接受的报道方式，提高传播的亲和力和有效性，努力营造客观友善、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6]其次，中国媒体要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我们要让世界清楚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世界文化多元化的价值理念，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文化都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媒体要努力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的“和”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从而形成独特的中国报道视角，来丰富中国话语体系的内容，从而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吸引力、感染力和渗透力。

第四，提高国际制度参与能力，扩展国际对话平台。从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以炮舰外交强行把中国纳入到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这150多年来，中国与国际制度的关系“经历了从拒绝到承认、从观望到参与、从扮演一般性角色到力争重要发言权的过程”^[7]，这个过程艰难而又曲折。在今天，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还在不断向前发展。国际制度具有更广泛的活动空间、更多的参与主体和更多样的合作与对话形式等特点，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它成为中国向国际社会进一步阐明自己的外交方针和原则立场的重要渠道。通过这一渠道，中国不仅可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崛起和强大会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产生积极和具有建设性的作用，从而增进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相互信任，消除他国的疑虑;而且中国可以更顺畅与其他国家地进行对话协商，增信释疑，及时反驳“中国威胁论”。因此，中国应该强化国际制度参与能力，争取在国际制度中发挥主导作用，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9.1.3　国家形象和国际话语权的关系

9.1.3.1　综合国力是国家形象和国际话语权的共同基础

根据前边章节的内容，我们可以得知国家形象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国力，疆域、人口、自然资源、经济、科技、军事等物质因素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支柱，对国家形象有着很大的制约性。国家的民族精神或民族性格会对国家形象的精神要素产生很大影响。国家形象会随着这些因素的改变发生相应的变化。国际话语权也受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制约，硬实力始终是话语权的基础。但是话语权其实是软实力的体现，在软实力作用凸显的今天，谁拥有了强大的软实力特别是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同样，国际话语权的分配格局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深入，美国的话语霸权地位在动摇，国际话语权在发生转移。

9.1.3.2　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国际话语权的提高都主要借助于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无处不在，塑造着整个信息环境，它是公众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一国国家形象进入国际社会的重要通道。因为媒体具有左右舆论的力量，所以大众传播的国际报道和时政评析，直接影响着社会公众对某一国家的认识和看法。在一定情况下，大众传媒在传播国家形象时充当着国家形象的“促销者”，对国家形象起着“催化剂”或“定型剂”的作用，通过引导或制造舆论美化或丑化一国形象。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即自己表达的观点和话语让别的国家的公众所确认，就必须借助于大众传播的报道。媒体通过传播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形成独特的中国报道视角，来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吸引力、感染力和渗透力。

9.1.3.3　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是塑造国家形象的前提

拥有国际话语权才能将自己国家的声音发出去，并且渗透到国际社会中，获得其他主体的认同，从而塑造本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反之，在国际社会中保持沉默，任由他人塑造该国的形象，肯定会与其本来面貌相去甚远。近代社会，中国大大的落后，被西方国家远远地甩在后面。同时，中国的国家主权被侵蚀，话语权被剥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形象被西方拥有话语权的国家歪曲和丑化。当代中国话语权意识觉醒，在话语实践上，努力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与国际社会上歪曲、丑化甚至妖魔化中国形象的言论作斗争，追求塑造中国形象的话语主动权。

9.1.3.4　中国:努力提升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塑造“负责任大国”良好形象的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和平发展的政策，努力发展本国经济，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创造了连续3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和全面融入国际社会，逐渐建立起经济实力雄厚的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中国的国家形象不断向着成熟、理性的方向发展。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我们在以后的谈判中逐渐获得了发言权。2008年，中国举办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塑造大国形象。2010年，中国成功举办世博会，不仅展现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树立我国和平发展的良好国际形象，而且还增进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这些都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全面认可。日益开放、日益强大的中国以更为宽广博大的胸怀拥抱世界，为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近年来，全球媒介信息之中越来越频繁和突出地出现中国、中国人、中国元素、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符号、中国风等内容，这些内容共同建构了“中国形象”，为人们提供了对于中国历史、现状、自然、人文、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综合印象”，这种印象中既有对中国国家和民众行为的“反映”，也有感性和理性的“判断”，既有对中国的“认识”，也有对中国的“评价”。但是，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仍然是想象多于实际。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在鼓吹“中国威胁论”，在西方的主流媒体中，中国经济的威胁、粮食的威胁、军事的威胁、环境的威胁、文明的威胁等种种威胁纷纷出现。2001年以来，“中国崩溃论”又登上了国际舞台。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和危言耸听的“中国崩溃论”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并且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可喜的是，中国媒体也在努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更多的世人了解中国文化，向世界展示正面的中国形象。中国媒体在积极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传递“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以人为本”的政策导向等，不断丰富中国话语体系的内容。同时，对于西方媒体的偏见及时地予以还击，坚决维护中国的国家形象。

在构建中国国家形象上，必须借助大众媒体的有效传播将中国的话语传递出去。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能力不断提升，中国将会在国际话语权的转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了解中国的外国友人也越来越多，中国的国家形象会越来越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