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访谈最新一期评论

图2-3　《新闻调查》

《新闻调查》定位口号是新闻性、故事性和调查性，旗帜鲜明地打出调查性报道的口号，以电视调查文体为表现手段，以探寻事实真相为基本内容，以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为追求目标，对于调查性报道的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梳理和研究，形成了自己的操作理念。

（一）从社会现象入手，关注民生

从1996 年5月17日《宏志班》开始，《新闻调查》更多地从社会现象入手，进行主题化的探讨和思考，对转型期暴露出的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等重大问题和热点事件给予关注。《宏志班》这样一个小的题材，做出了特殊的味道，让人感到内容很丰富饱满而且入情入理，不乏情感和故事，更闪现出理性的光辉。《新闻调查》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从而使处于焦虑彷徨中的人们明确自我定位，从心理上消除人们对动荡多变的环境的不确定性，有效指导人们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规避风险性与盲目性。

对于电视调查性报道来说，出镜记者的表现尤为重要，是《新闻调查》最具调查个性和最具优势的语汇。其是调查行为的实施者、调查过程的表现者，是栏目的外化标志和品牌形象。《新闻调查》记录和展示的过程也就是出镜记者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进入事实本身一步步获取真相的过程，从这个角度上说《新闻调查》更多的时候是在“拍摄自己”。

如《北京“非典阻击战”》这期节目，它的播出使当时处于“非典”恐慌中的人们第一次透过屏幕，全面直观生动地了解到北京医疗系统抗击“非典”的各种环节与过程。观众跟随着记者柴静的镜头第一次看到了“SARS”病人，了解到他们的真实状况，这期节目不仅从心理层面上抚慰了处于慌乱中的人们，也使他们对于“非典”加深了了解。

我国的新闻调查节目要关注国计民生，对人民负责，更要稳居时代前沿，俯瞰社会弊端，启蒙思想觉悟。它不仅通过揭露性报道惩恶扬善，也注重正面报道弘扬主旋律，给人们以前进的信心和动力。《新闻调查》记者柴静曾经说：“假如没有对人的真正的关切，就不能成为记者；假如仅仅停留在对人的关切，而不是对问题的求解上，就不会成为一个好记者。”^[6]如《心灵的成长》这期节目，探讨的是青少年抑郁症。这期节目的结尾，进行了黑场加采访同期的处理方式。黑场的画面中，画外音分别是医生与少女以及柴静与少女父亲的两段对话：

柏医生：“你爱她吗？”

郭涓涓：“我爱她。”

柏医生：“你妈妈爱你吗？”

郭涓涓：“应该是非常爱的。”

柴静：“你爱宋禹吗？”

宋禹父：“爱。”

柴静：“那你能确定宋禹爱你吗？”

宋禹父：“内心我觉得应该是，确定，应该说确定。”

节目的结尾几句简单话语中所包含的情感，被黑场的效果加以强调，让观众充分注意到对话中的每一个词语及其语气，在片子前40分钟所产生的积累情绪中，达到一种心灵上的极致效果。始终保持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注重对人的尊严的肯定与维护是《新闻调查》历来的特色与风格，也是《新闻调查》之所以赢得尊重的重要原因。

（二）责任与激情：社会舆论的守望者与引导者

只有充满责任感的人才会坚守在《新闻调查》这块阵地上，《新闻调查》出镜记者董倩在一次节目讨论会上说：“做人应当有责任感，而做节目也是需要有责任感的。很多人对《新闻调查》都会有不同的认识，我对《新闻调查》的认识是它一定要当社会的脊梁，应当给社会做出它应当做的东西。”《新闻调查》的任务就是要通过记者的调查揭示真相，要挖掘出被一个机构或被一部分人遮掩的事实真相，挖掘内幕。探寻事实的真相，作调查性报道，没有勇气与激情是不行的，面对的往往是有权有势的群体，阻力与压力不言而喻，面对困难，需要迎难而上的精神。比如，南丹矿难调查，山西煤矿的矿难调查，温岭黑帮真相等，《新闻调查》通过记者独立的调查采访过程将事实淋漓尽致地展现给观众，毫不矫揉，《新闻调查》的品质越来越纯粹。

《新闻调查》是时代的先行者和领导者，有效行使着自身的舆论守望者与引导者功能。如《新闻调查·死亡名单》这期节目就是这种责任与激情风格淋漓尽致的展现。2002年12月2日，山西临汾尧都区阳泉煤矿发生一起严重的瓦斯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后当地既没有公布死亡人数也不准新闻媒体介入。一年后当曲长缨说到此次采访的困难程度时，用了很多“碰巧”这个词，但正如他自己说的，偶然是发生在必然中的。一天他们接到了一个热线电话：“我这有事，临汾的矿难瞒报死亡人数，你能来吗？”当接电话的同事问到对方的联系方式时，对方就挂了。曲长缨说：“我们的热线很难打进来，我特意统计过，一个月有39万的话量，但能打进来的也就六七千。即使是这样难打，这个报告‘矿难’的电话居然打进来了三次，说明他一直在不停地打，证明了此事的重要性。”

《新闻调查》记者曲长缨来到当地，从当地安监部门负责人处获悉事故发生的原因是矿主违反规定，没有落实好安全生产措施。如果当时曲长缨轻信这一说法，就不会成就后来一期有深度的节目。他没有被这些浅表信息糊弄过去。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的有两点：“一个偶然碰到的矿工”和“一本偶然捡到的笔记本”。

锲而不舍的继续调查，进一步关注导致当事人动机的动因和环境因素。为什么这些恶性牟利的矿主能为所欲为、瞒天过海？为什么当地安监部门要掩盖事实真相？背后是否存在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带着这些问题调查继续走向深入。在采访过程中，更加让人触目惊心的事实被揭露出来：阳泉沟事故发生的原因是由于当地管理部门查禁不力，事故发生后当地管理部门又主动替人消灾，参与瞒报造假，甚至伙同矿主威胁死者亲属……至此，事件真相已完全浮出水面。由于这期节目报道的事实，很快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并介入了这起事件的调查。

第四节　评论类电视新闻节目

一、定义

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就是电视机构对当前具有普遍意义的事件、问题或社会现象表示的意见和态度，是阐述电视台对新闻事实的观点、立场的一种节目形式，新闻评论节目主要是发议论、讲道理。

二、基本形式和特点

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特点主要有新闻性、直接针对性、政论性、形象性。

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新闻性有自己的特殊内涵和要求，即评论的适宜性和直接的针对性。适宜性包括时间和时机，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对时间的要求与新闻报道一样迅速，对新闻事件的评论赢得时间就赢得主动，赢得优势。对于电视新闻评论节目要求聚焦当前社会热点或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快”字上下功夫。当快不快，评论内容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作用，不当快而快，则可能使问题复杂化。因而电视新闻评论节目都力求在最佳的时机播出。

直接针对性强调面对现实，指导实际，评论具有一定的引导、导向作用，直接针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一具体问题或倾向，引发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观点和见解，起到帮助认清形势、辨别方向、释疑解惑的作用。

政论性是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不同于消息、专题的特征，政论性重事实讲道理，突出新闻事实的感染力，彰显新闻评论的震撼力。政论性以说理为目的，明确阐述对于事物的看法，着重从政治、思想角度分析阐述问题。

电视视听兼备的传播方式，决定了电视新闻评论形象性的特征，形象性也是电视新闻评论区别于广播、报纸评论的鲜明特征与优势，发挥形象在电视评论中的主体作用，注重形象取材，充分利用画面来叙述事件，做到理性思辨与形象展示相结合，逻辑思维的说服力与形象表现的感染力相结合，使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具有自己的电视个性。

除了新闻性、政论性、形象性这三个基本特点之外，我国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经历了以下发展阶段：

1.对报刊评论的模仿阶段（1958—1980年）

这一阶段电视新闻评论的特点在内容上，主要来源于报纸（尤其是党报）或由电视台自己编发在消息前后零星的编前、编后语等。在形式上，既采用了报纸的思维模式和广播的传播特点，又加入了播音员的电视图像，可谓是报纸、广播、电视相结合的一种较为初级的新闻评论节目形态。

2.电视新闻评论的探索阶段（1980—1994年）

《观察与思考》节目的开播，在“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下，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个新闻评论性栏目——《观察与思考》于1980年7月12日在中央电视台开播。《观察与思考》在形式上做到了栏目化、规范化——固定的节目周期与播出时间、固定的节目主持人、固定的节目风格与节目包装、故事化叙述、声画结合等；在内容方面是选题平民化，立场平民化，画面开始出现老百姓的面孔。《观察与思考》在我国电视新闻评论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仅标志着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个新闻评论性栏目的问世，也标志着一种不同于报刊与广播评论的、独特新型的电视评论节目样式——新闻述评的出现。

3.电视新闻评论大发展阶段（1994年—20世纪90年代末）

代表为《东方时空》（1993年）和《焦点访谈》（1994年）节目的开播。《焦点访谈》引发了中国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的一个造山运动，1994年起各地方台相继创办和改版的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多达30个，从某种意义上说，1994年甚至可称为“焦点访谈年”。这一阶段评论性节目功能的广度与深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评论类节目的形态与样式更为丰富、配置更为合理。

4.电视新闻评论多样化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

电视新闻评论的节目形态呈多样化，出现了访谈型、论坛型、座谈型、谈话节目等新兴的电视评论节目样式，评论节目的边界日趋模糊。

三、具体类型

当前我国电视评论有两种主要的节目形态：一种就是以谈话节目形态出现的电视评论节目，可称为谈话类电视评论；另一种是新闻述评形式出现的电视评论节目，可称为电视述评。

（一）谈话类电视新闻评论节目

谈话类电视评论，是指以口播、解说词、谈话等有声语言为主，更多借助于听觉系统实现传播目的，这种评论方式更接近传统评论的形态。这类节目的共性是观众基本可以靠“听”来完整了解节目的内容，节目的构成主要由说话者的观点性言论来组合，很少有具体事实的展开。谈话类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主要包括访谈型、论坛型、评论员评论型、主持人评论型四种主要的形式。

（1）访谈型。通过主持人针对热点话题向嘉宾提问，嘉宾作答的方式来把新闻事件的真相与各方意见呈现给观众。如《东方时空·时空连线》等，这类评论通常作为新闻节目中的一个板块出现。

（2）论坛型。主持人针对当前某一重大的或公众普遍关注的事件和问题，邀请有关方面权威人士发表意见或进行讨论。如央视新闻频道的《央视论坛》《国际观察》，凤凰卫视的《新闻今日谈》等。这类节目的显著特点是提供精英化的话语色彩，强调评论的权威性。论坛型的节目强调节目本身的辩论色彩（辩论本身就是一种“好看”的因素），主持人和嘉宾们在谈话中告诉观众的不仅是结论，也应当包含得出结论的过程。

（3）评论员评论型。评论员评论是电视评论员或特约评论员，就当前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或重大新闻事件、社会现象，直接面向观众表明意见、看法、立场和态度。评论员评论型往往具有独立节目形态。这种类型可以以主持人与评论员的配合方式出现（如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见图2-4）、湖南电视台的《今日谈》），也可以以单个评论员播讲的方式出现（如中央电视台的《一丹话题》等）。在评论员评论类型的节目中，评论员是相对固定的，他们的言论和态度通常代表电视台的观点（“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图2-4　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

（4）主持人评论型。主持人评论是“由主持人直接参与策划、制作及播出的全过程，并以与观众直接交流的方式出现。融叙事性与哲理性，个性与人格化于一体的评论形式”。

主持人评论注重发挥主持人的主体意识，在评论的角度、见解、表达习惯和语言风格上都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同时还借助于仪表装束、表情动作等可感知的视觉形象来张扬主持人的特征。如凤凰卫视的《有报天天读》就是这种节目形态的典型代表。

（二）电视述评

电视述评是新闻述评在电视中的具体运用，融叙述与评论于一体，既有对事件的客观叙述，又有对新闻事实的分析评论。电视述评以电视独有的声画结合表现手段还事件以本来面目，即所谓“用事实说话”“让过程说话”。电视述评节目的表现特色为述与评的融合——评为主体，述为依据；论据的形象性——用事实说话，用“过程”说话；论证的群体性——各方人士共同参与评述。

从电视新闻评论的选题来看，大致可分为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两大类：

（1）调查性报道。这类选题的节目由表及里不断追寻新闻事件的缘由，追踪事件的过程和结果，挖掘出对社会、对受众有重大意义的主题。它所要表达的对象既可以是重大事件，也可以是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还可以是典型人物。这种形式有利于在一定时期内舆论热点的形成，在实践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2）解释性报道。它是对人们想了解而又不明确的问题，从各个侧面，引证不同的资料、意见，对问题进行说明、解释，从而发挥媒体解疑释惑、沟通民意、引导舆论的作用，而这一切又必须是以电视手段，通过采访、报道的方式来实现的。被解释的对象可能是国家的大政方针，也可能是一种社会现象、公共话题、新的思想或理论。

四、实例分析

《焦点访谈》

“用事实说话”是《焦点访谈》标举自己的独特性、赢得广泛的社会公信力的重要手段，通过以事实为依据，将节目与现代社会主导话语——科学、实证、真理、民主等联系起来，通过对事实性的强调，从而为国家意志的合法性及其相对于个别利益、地方利益的权威性提供话语支援，是《焦点访谈》节目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与意义所在。《焦点访谈》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于 1994 年4月1日开办的一个以深度报道为主的电视新闻评论性栏目（见图2-5），也曾经是中央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到中央电视台视察，特意为《焦点访谈》题词赠言：“群众喉舌，舆论监督，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焦点访谈》把视点投向大众最为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矛头直指贪官污吏和不法分子，这种批评性报道以其独特的视角和风格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焦点访谈》在整个新闻界树起了一面旗帜，1998年4月以来，《焦点访谈》播出的很多节目都有了整改反馈，违纪者受到了惩处，以致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工作状况往往由于《焦点访谈》的报道而得到了改进，甚至一些执法部门的工作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它的影响，面向群众进行了修正规范。一个电视栏目能如此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中国电视业发展史上还是首次。

图2-5　《焦点访谈》

（一）《焦点访谈》选题原则

选题是电视新闻制作整个流程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第一步的工作。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按预订计划推出第一档节目，题为《行情看好——国债发行第一天》，选题人说，国债的发行与运作也从本质上反映出中国的经济模式向市场转型的趋向和力度。由此，编辑和记者经过全面分析后，决定以多点报道的形式推出了《焦点访谈》的第一期节目。《焦点访谈》成功的一半要依托在选题上，栏目选题通常考虑政治和业务因素，体现了创办者所要求的“政府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原则。“政府重视、群众关心”反映出了不同社会群体在某个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上的意见的交汇，体现着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普遍存在” 则是衡量某些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是否能在全社会引起足够广泛的反响与共鸣。

（二）《焦点访谈》报道原则

制片人孙玉胜在《所能想到的和做到的——关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的回顾与思考》中谈到了《焦点访谈》的报道原则：

第一，要力求事实准确，记者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偏听偏信。记者要做到冷静地观察，不能感情用事，主观意识太强。在对有争议的问题采访时，要听取多方的意见，不要轻易下结论。

第二，在评点时要就事论事，不要引申发挥，扩大批评面。

第三，要最大限度地去争取得到主管部门和权威部门人士的表态或得到他们更深一步的合作。

第四，问题要有普遍性，做到选题为受众所关心，有典型性。

第五，要选择好时机，把握好时事的动态走向。

第六，要有结果，给自己和受众一个可回味的空间。

在负面报道方面，“硬焦点、软着陆”是《焦点访谈》一贯坚持的策略，也就是不管批评什么，批评谁，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就是“不能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不能以偏概全，影射攻击，挑动矛盾，渲染情绪”。 《焦点访谈》栏目对 2008 年的两起突发卫生事件进行了报道，其中关于“三聚氰胺事件”的报道共有三期：《“问题奶”溯源》《为食品安全立法》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这三期报道对事件进行了调查分析，并在事发后对蒙牛、三元等乳业的生产情况进行了调查，发布了大量的权威信息，缓解了人们的恐慌。《焦点访谈》对于公共食品卫生突发事件及时披露的同时普及科学知识，有效地帮助人们克服不必要的恐慌，减少非理性的行为。

（三）《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功能

舆论监督是揭露性报道，《焦点访谈》在坚持舆论导向正确的原则下，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舆论监督的公开性，开创了我国舆论监督的新局面。舆论监督正是在中国社会急剧变革时期，新闻传媒被赋予的新使命，它也是中国新闻传媒转变的核心。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一节中更是特别指出：“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十五大报告白皮书）。朱镕基认为，“只要通过舆论监督，让老百姓明辨了是非，看到了光明与希望，鼓舞了士气与斗志，对党、军队、政府的工作增加了依赖感，从而同心同德干社会主义，就是与正面宣传殊途同归。至于舆论监督披露矛盾、曝光阴暗面，究竟占到多大比例为妥，这并非问题的实质所在。只要是实际需要，并且切中要害，真正替广大百姓说话，就是降到49%，也应当算是坚持了正面宣传。”

《焦点访谈》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凸显时代主题，其中的《难圆绿色梦》《“罚”要依法》《“粮食满仓”的真相》《河道建起商品房》《追踪矿难瞒报真相》《想要通知书　先拿十万来》等节目以快速反应报道国内外事件为宗旨，关注社会热点、难点和疑点，揭露丑恶现象，曝光危害人民利益的恶劣行为等果敢客观的言行博得了政府和人民以及同行业的一致认同。它的成功表明，过去有意或无意回避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是可以报道的，关键是怎么报道，而新闻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就是如何将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结合起来，从而真正达到中央提出的“解疑释惑、平衡心态、缓解矛盾、团结鼓劲”的效果。

《焦点访谈》作为中央电视台的名牌栏目和新闻评论的标志性栏目，时刻强化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及其宣传宗旨，孙玉胜在一次制片人座谈会上说道：“电视制作人员要树立明确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这种大局意识的集中体现就是节目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形象的说法是‘喉舌意识’，再明确的说法是‘只能帮忙，不能添乱’”，时刻把党性、政治性和国家大局放在心中。

【注释】

[1]朱菁.电视新闻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69.

[2]朱菁.电视新闻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69.

[3]冯健.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96.

[4]朱菁.电视新闻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73-74.

[5]吕正标，王嘉.电视新闻节目理念、形态与实务［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47.

[6]方仁.提问就是力量——访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记者柴静［J］.传媒观察，2008（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