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澍的家世及其中进士以前的情况_清朝张澍

张澍的家世及其中进士以前的情况_清朝张澍

第一节　张澍的家世及其中进士以前的情况

张澍，字百沦(一作伯沦)，一字寿谷，又字时霖，自号介侯，一号鸠民，又号介白，清凉州府武威县(今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人，生于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初一日(1776年10月11日)。关于张澍的家世，张澍在《养素堂文集》卷35《先府君行述》中有着较为详细的叙述(1)。张澍祖上世居武威，祖父张德，“厥性严毅，好面折人过，戚皆畏敬之。有难事，辄来问策画，与之决嫌疑、分利害，各厌其意而去”。德生应举、应甲。应举字聘九，即张澍之父。张澍《先府君行述》说他的父亲排行老三，故应举之上当有两个姐姐。应举“性宽厚博大，不知人世有机械事，勤学功苦，敏于文，一日可得制艺十余首，深雄雅健，机杼各异，浩然充沛，无支屈态，同学者咸悊服。邢退莽先生督学秦中，校试至凉州，得府君文激赏之，遂游庠(2)。府君既以绩学工文为时辈推许，而与人交，尤款款恳恳，贞亮直朴，乡邦咸敬重焉”。张澍的祖父、祖母过世后，他的叔父应甲“性窳惰，嗜饮博”，在一帮群小怂恿下，天天叫嚷着要分家。其时，他们家虽已中落，但在西北乡尚有田二百二十余亩，仍不失为一殷实之家。张澍的父亲以“寡兄弟，延亲友劝之，不允。乃择田之上腴及器具之精好者畀之。未数月，鬻其田，斥卖器具，无以为生，府君仍召回同居。居半载，复求析，劝留卒不允。又择田之上腴及器具之精好者畀之。未数月，复鬻其田，斥卖器具，无以为生。凡如此剖分者七次，而二百二十余亩之田无半棱，并家具亦靡有孑遗矣”。张澍的父亲只好设馆“授徒度日”。即便如此，仍然对他的叔叔进行周济，后又召回，最终病殁。张澍的父亲虽然因兄弟而倾家荡产，然而乐于佐人之急、解人危困的品性一如其旧，于此有两件事情足以说明。其一是帮助已沦为乞丐且已失明的好友刘文洵治好眼睛，为其谋划，使生计有所着落。刘文询之父名统，曾任直隶任丘县令、易州知州，去世时赀财尚丰。刘文洵立志参加科举考试以博取功名，将家事交给其子管理，自己到关中书院学习。但历经十年，未能中举，等他回来时，“田宅荡然，二子乞食村野间，依墟墓以居”。刘文洵悲愤交加，一月多时间双目失明，只得随其子行丐于城，憩息于演武厅旁之小屋。张澍父亲的学馆在城西隅龙王宫，宫前就是演武厅。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澍的父亲发现了正在行乞的刘文洵，遂请理发师为之栉发、熏洗，“取家中衣服衣之”。第二天，“遍贻书于同侣，稗共佽助。或给钱，或给衣。数日而得钱百余缗，衣十余袭。府君乃为之赁庑以处”。同时，又通过关系，让刘文洵的两个儿子去当兵，“食步兵粮”。随后又从医药典籍当中检寻良方，为之制药治疗，“阅三月而文洵之目炯炯然”。刘文洵非常感激，“每对人泣曰:‘使吾之目复明，得见天日，不至饥寒死者，聘九公之力也。’”其二是无意中因乐善好施而被骗。一年冬天，张澍的父亲在学馆门前伫立，“有一人号泣跪于前曰:‘母死无棺。’府君念无以为助，即脱皮裘与之，曰:‘持此归可买棺也。’后有友人言此人实无母，盖习知府君之慈祥爱施而故诳之也。”张澍的父亲虽然被骗，但“不因人之诳而减其志，见贫穷者，推解迄不少恡。其宽宏而乐予也如此”。张澍的父亲在科举上很不顺畅，“凡十入秋闱(3)，累荐不得所售”。张澍的母亲姓张，本元高昌王阿尔的亦都护之后，入明改姓张氏。张澍在《养素堂文集》卷35有《先安人母氏遗事述》一文，内中叙述他8岁时舅母病亡，他跟随他的母亲前往吊唁。他舅舅家在武威城北门外于家湾，去城二十余里。哭奠完后留宿，“一日，偶与安人至后院，见中室设祖宗像，貌皆高鼻大颧，危冠耳貂，有书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中书左丞相者，有书佩珠虎符大将军者，有书佩三珠虎符大将军者，如此凡数十。适舅氏幼子趋过，安人呼而止之，语澍曰:‘尔舅氏家在前朝通显，多以武功著，所藏浩命尚夥。今尔舅业农，田日废，诸子窳惰，家益落，虑年老且抑郁，奈何!’言之，泪下，澍时亦哭失声，不知何心之所感也。”张澍的母亲张安人在他9岁时离开了人世，这对张澍刺激很大，他在《乞假归省》诗中说:“昔我年九龄，已为无母儿。”(4)表达了他对母亲深深的哀思和自己早年丧母的悲凉心情。张澍中进士后请假回乡探亲，期间曾重访舅舅家，其时舅舅子孙已卖田宅，窜散西域，不见人矣，遂作《于家槽访舅氏后裔》一诗以叹之:“重来不见水云庄，竹树摧残屋含荒。都护家声成幻梦，将军世业付寒蒋(余幼时曾见大柜藏元时封敕诰命，今无存者)。偷生不避壶蜂毒(子孙卖田宅，窜散西域)，娱老还吹豆腐香(有舅氏疏侄名国发者，年六十余，卖豆腐为生，曾以食我)。嗟我渭阳何落落，西风吹泪九回肠。”(5)

张澍兄弟姊妹共7人，男4女3，张澍在男孩中排行老二，哥哥名濂，11岁卒;大弟名洵，18岁卒;小弟名潭，11岁卒，都不长寿。

张澍出生之时，正值清王朝的鼎盛时期。由于准噶尔贵族的叛乱已被彻底平定，清王朝统一新疆的大业业已完成，河西走廊的状况与明朝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不再是四面邻敌的边地，完全成了内地。随着社会秩序的安定，河西地区的社会经济也得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发展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清中央政府的提倡和要求，在地方官吏的努力下，河西各地在明代基础上相继建立起了学校，凉州府、甘州府均建有府学，安西直隶州、肃州直隶州均有州学，庄浪厅建有乡学，古浪县、平番县、镇番县、武威县、永昌县、山丹县、张掖县、高台县、敦煌县、玉门等县均建有县学。各地学校的建立，对文化的繁荣无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时间一长，其弊端日益显现。清朝的地方学校与选举制度是紧密联系的，选举制度主要有科举制和贡士制。科举制沿用明朝的八股取士制度，各省三年举行一次考试，叫乡试，考中者为举人。次年，举人到京师考试，叫会试，考中者，皇帝亲自在朝廷策试，叫殿试，考中者分为三甲，一甲仅三人，名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考中进士者，都可授予相应官职。贡士制度也沿袭明制，府学、州学、县学每年都向京师的中央学校国学选送生员，称岁贡，一般以生员中“食廪年深者，接次升贡”(6)。此外，还有恩贡、纳贡、拔贡、副贡等途径。入国学者通称监生。这些进入国学的监生都有被选拔任职的资格，一般恩、拔、副贡以教谕选用，岁贡以训导选用。府学、州学、县学选送生员入国学有名额限制，其名额有清一代屡有变动，一般为府学岁1人，州学三岁2人，县学二岁1人。当时的读书人有两种前途，其一是参加科举考试，中举人、进士，步入仕途。其二是走贡士的路子，进入国学学习，也可以步入仕途。走科举之路，一旦考中进士，很容易飞黄腾达，但录取名额非常少，比较困难。走贡士的路子，名额较多，比较容易，但国学毕业后一般只能任教谕、训导等职，没有多大前途。由于府学、州学、县学是由政府办的，由政府控制，办学思想和内容僵化陈旧，缺乏自由的学习空气，学校中的生员不思进取，逐渐形成按资排辈的习惯，不利于培养人才，于是清政府又倡导兴办书院。清地方积极响应清廷的号召，在河西各地大力兴办书院。书院之设，初为补学校之不足，只在省会建立，后来府、州、县次第建立，“延聘经明行修之士为之长”，后来“儒学浸衰，教官不举其职，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7)。现将乾隆以前河西书院列简表如下，史料来源于《甘肃新通志》、《甘肃通志稿》及河西各地的方志。

由于书院一般由私人出资兴办，办学有较大自由，成为地方子弟读书、学习、切磋学问的好地方，对培养人才起了很好的作用。此外，河西各地还建有不少的义学、社学等，为一些贫寒之士提供读书的机会。各种学校及书院的建立，促进了教育和文化的繁荣，在一些方志当中对此有着生动地描述，如黄文炜捐俸在肃州城内重建义学之后，“来学之士，数百十人，诵读之声，溢于远近”(8)。再如，乾隆二年(1737年)，甘州知府冯祖悦建成甘泉书院，与原来的天山书院中间仅隔一池，“昼则弦诵相闻，夜则灯火相映。甘之人文，自是日上云”(9)。处于走廊东头的凉州府，得风气之先，十分重视文化教育，镇番县到乾隆前期时，“文社寒暑不辍，书声昼夜相闻，故向来科目甲于河右，五郡聿号既分(10)，尤屡破藩篱，而士气趋文，不古若。”(11)“乡试历来与通省凭文中式。顺治丁酉(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科，甘肃十学，东至平番、西宁，西至肃州，题请另编聿字号，于通省举额七十九名内聿号分中二名。至庚子(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科，裁定举额四十名，聿号亦裁去一名。康熙丙子(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科广额，聿号每两科共中三名，时甘抚喀甘提督孙思克，因甘肃五学久未发科，题请分聿号为左、右，凉永以东为聿左，甘山以西为聿右，遇该一名之科，十学通编聿号，该二名之科，十学分编左、右。后人文渐盛，每限于额数。乙酉(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科侍彤、甲午(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科卢生莲、副榜卢生薰、癸卯(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科卢生薰、卢生荚皆破常额，主司特疏题请。乾隆丙辰(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科，国子监祭酒扬名时甲午(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科曾典陕西试，稔知聿号文风，每为定额所限，奏请聿号每科中二名，永为定例，聿左、聿右分中一科，通编聿号合中一科。但旧日聿号只系十学，改县之后，聿左隶九学、聿右隶五学，又有柳沟、沙、瓜新设之学，举额虽广半名，而学分几加倍矣!”(12)陕西省乡试专设聿字号本是对河西地区的照顾，它保证河西地区每次乡试稳定地有固定的举人名额，但随着凉州府文化教育的发展，有限的名额，难以满足更多生员中举的愿望。清代凉州府文化教育的繁荣，给主持乡试的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姚元之曾于嘉庆戊辰年(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典陕西乡试，他在《竹叶亭杂记》卷二中说:“甘省文风，初惟宁夏最盛，今则莫盛于凉州之武威。”(13)河西地区第一个考中进士的是镇番县的孙克敏，第二个是武威县的孙诏，此后，河西地区考中进士者越来越多。张澍出生之时，在武威地区，通过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已蔚然成风。比如前面提到的刘文洵为考取举人，曾离家在关中书院学习10年，可惜未能中举，又致家业衰败，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而张澍之父也是“凡十入秋闱，累荐不得所售”。因此，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以博取功名，自然就成了张澍追求的人生目标。

由于他的父亲是教师，所以张澍很小就受到父亲严格的教育，很早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养素堂文集自序》说:“澍男多疾，九岁入墅，先君训读，恃恩逋荡，以能强记，未曾被笞。”张澍很早就表现出了在诗词及记忆力方面的天赋，乾隆五十年(1785年)，张澍10岁，“有人自兰州来，言黄河清数百里，家大人命澍咏之”，诗曰:“黄河清，圣人生，圣人生，天下平。滔滔浊流忽如镜明，谁投寸胶，千里澂泓?是为天子之德而川后输诚。”(14)他很早就喜欢屈原《离骚》的艳丽，也非常赞赏屈原忠于楚国的爱国精神以及不附和权贵的气节，后来在贵州玉屏县拜谒三闾大夫祠时回忆说:“幼爱《离骚》艳，深悲正则忠。”(15)所以他的诗词也具有藻丽的特点。幼年曾跟随刘星武先生学习。刘星武名作垣，字星武，武威县人，乾隆辛巳(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进士，曾担任安徽舒城县知县，后迁泗州知州，多有惠政。罢职后，先掌教酒泉书院，不久又主讲天梯书院，“严立课程，不与以暇，坐止语默，绳以礼法，稍逾闲，呵责立至，学者莫不冰襟。为文恪遵先正矩镬，以理醇辞雅为的”。先生对张澍非常欣赏，多所督责、指点和鼓励，“澍年方稚，从之受业，先生奇爱之，病其笔端纵横，常曰:‘子才信佳，而文轶法度，非时艺也。’会学使章桐门先生将按临，先生谓澍曰:‘子熟《文选》，亦读律赋乎?’对曰:‘未。’先生曰:‘子急取律赋读之，学使至，可考古也。’澍乃取家所有新赋《涌云》全部，读之，六日而熟，请先生命题作之。先生赏其藻丽，复訾其奔放。已而学使至凉，澍以幼童与试，名列第二。先生甚喜，谓澍曰:‘子勿谓赋佳而被甄拔也，学使怜尔幼，故提奖之耳。’澍于是益奋励”(16)。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张澍在西安参加乡试，中举，受到主持乡试的钱开仕的高度赞赏，钱仪吉《张介侯墓志铭》载:“乾隆甲寅，我世父侍讲府君偕汉军蒋公典陕西试，得君惊叹，目为异人。”(17)第二年，即乾隆六十年(1795)，张澍便来到京师北京，准备参加会试。在北京，他自然要去拜谒老师钱开仕先生，遂与钱开仕先生之侄钱仪吉相识，以弟呼之，“忆介侯始见予，时在乾隆乙卯之三月，而时从上下其议论，相与歌诗，争险斗捷，至己未别去”，“时君未弱冠，余年小于君，君弟呼余，相爱也”(18)。张澍与钱仪吉相互切磋学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君乡举出我世父漆林先生之门，故予幼而识君。稍长，偕君为文课。今君集中拟《淳于越请封建论》及《气论》诸篇，皆尝同作，间效韩孟联句(19)，押强韵，争夺戏难，相乐也如是者五年”(20)。北京是清王朝的都城，人文荟萃，文化昌盛，这对求知欲旺盛的张澍来说，自然是一个难得的学习和扩充学问的好机会，这期间，他曾拜访著名学者邵晋涵，并在邵晋涵的建议下开始研究经学和历史，打下了坚实的经学和史学基础，“澍初入都，邵二云先生劝研经史”(21)。收录在《养素堂文集》卷32的《春秋时人名字释》就是在此时完成的，引证广博，颇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可以看出他已具备了深厚的经学和史学基础。张澍还追随管世铭先生学习，受到管世铭的赏识和指点，“乙卯之岁，执贽追随。公见我文，击节称奇。稼轩豪气，同甫雄词(评澍文谓有辛陈之风)。延誉人海，名噪一时。示之槻，弃乃糠秕”(22)。“辛”，指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陈”，指陈亮，字同甫。辛弃疾和陈亮的诗词属同一风格，激昂雄浑，奔放热烈，直抒胸怀，具有充实的内容。“槻”恐为“摫”之误，左思《蜀都赋》:“藏镪巨万，摫兼呈。”注:“裁木为器曰，裂帛为衣曰摫。”(23)张澍家庭并不富裕，长期滞留北京，使他经济发生了困难，遂经人举荐去当家庭教师，但由于他疾恶如仇，好责善，心直口快，先后在两家没干多久便相继离开了。一次是在矩公家，该家主人外出，“其内人夜樗蒲(24)，君使其戚诮让之，卒以馋去”。另一次是在臧家桥，“主人召优娱客，君怒，又去之”(25)。

嘉庆四年(1799年)，张澍考中进士，终于圆了两代人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