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澍的姓氏研究及其成就_清朝张澍

张澍的姓氏研究及其成就_清朝张澍

第五章　张澍的姓氏研究及其成就

张澍在姓氏研究方面倾注了巨大心血，撰写了大量论著，取得了巨大成就。提起张澍的姓氏研究成果，当首推《姓氏五书》，“《姓氏五书》者，一曰《姓韵》，二曰《辽金元三史姓录》附以西夏，三曰《姓氏寻源》，四曰《姓氏辩误》，五曰《姓氏书目考证》”(1)。张澍的好友清代著名学者钱仪吉称赞说:“君于经史纂述甚富，其《诗小序翼》搜采极博，而《姓氏五书》尤为绝学。”(2)《清史稿》卷486《张澍传》赞同钱仪吉之说，也认为:“《姓氏五书》尤为绝学。”从而使这一评论受到世人公认。可惜的是张澍一生仕途不顺，先后仕宦于贵州的玉屏、遵义，江西的屏山、兴文、大足、铜梁、南溪，江西的永兴、泸溪等地，长期担任知县，未得升迁，缺乏足够的财力来刊印这一巨著。道光十一年(1831年)的一天，张澍应陶澍的邀请赴宴，饮酒间双方谈起谱牒之学，当陶澍得知张澍撰有《姓氏五书》尚未刊刻时，想给他刊刻《姓韵》，请同在酒席的陈銮计算了一下字数，经核算需花费“四千金”，于是笑着说:“此大东道力，不能办。”(3)后侨居西安期间，他的好友杨振麟出资为他刊刻了《姓氏寻源》和《姓氏辩误》两种。1992年10月，岳麓书社出版了赵振兴校点的《姓氏寻源》，2003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徐兴海、袁宪、张天池校点的《姓韵》附《古今姓氏书目考证》，《三史姓录》之附录《西夏姓氏录》稿本之一在清末被伯希和从张澍后人手中收购，带往法国巴黎，经罗振玉手自抄录，刊入《雪堂丛刊》面世(4)，而《三史姓录》连同张澍的其他遗稿一批，20世纪60年代由张澍后人捐献给了陕西省博物馆，至今未能与读者见面。除《姓氏五书》之外，张澍尚有辑录刊入《二酉堂丛书》的《世本》、应劭《风俗通姓氏篇》、刊入《养素堂文集》中的《姓氏论》上、中、下，以及《汉碑异姓录》等研究姓氏的辑佚著作和论文。可见，张澍姓氏研究方面的论著是非常丰富的。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张澍姓氏研究方面的成果进行深入研究者甚少，笔者不揣浅陋，略呈管见，以期引起学术界对张澍姓氏研究成果的关注和研究。兹从四个方面论述张澍姓氏研究方面的成就。

一、对姓氏之学的意义及其价值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张澍之所以对姓氏之学倾注巨大的心血来进行研究，就是因为研究姓氏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首先，张澍认为研究姓氏可以追根溯源，穷根究底，进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他说:“何人而不有姓也，何人而能知姓也。不知其姓则不知其性矣，不知其性则不知其生矣。姓者生也。山有脉也，脉为来龙;水有源也，源为养泉;草木有根也，根为本。山自昆仑分，不知几千亿峰也;水自江河分，不知几千亿派也;草木发为枝叶，又不知几千亿枝也。而苟诊其脉，寻其源，归其本，固可以得山之性、水之性与草木之性矣。而人姓之性岂有不可得而识别者?诸姜之性宏，诸姚之性仁，张、王之性宽，李、赵之性悫，刘、范之性急，嬴、偃之性雄，尚、吕之性悁，熊、羊之姓奰，姬、黄之性广，曹侩之性逼。盖古人因五音以定姓，又因姓而知其性，乃知所以生矣。后之人违仇而改其姓，蒙豢养而冒其姓，久之则迷其始，忘其祖矣。……故尽性者必达乎理，知生者必至乎命，岂徒稽申、都信、都申、徒申、屠申之皆同，别长勺、尾勺，长孙、长儿之各异而已哉!”(5)“吹律定姓”之说见于《白虎通义》、《论衡》和《乐纬》等书，《白虎通义》卷下《名字》载:“姓，生也，人所禀天气，所以生者也。《诗》云:‘天生烝民’，《尚书》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为古者，圣人吹律定姓，以纪其族人，含五常而生声，有五音:宫、商、角、徵、羽，转而相杂，五五二十五，转生四时，故百而异也，气殊音悉备，故殊百也。”《论衡》卷25《诘术篇》载:“五音之家，用口调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张歙，声有内外，以定五音宫商之实。”《古微书》卷16引《论衡》:“孔子生，不知其父，其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汉书》卷75《京房传》:“房本姓李，吹律自定为京氏。”“吹律定姓”之说，汉代典籍虽有记载，但语焉不详，张澍说:“姓氏旧有五音之说，原于黄帝，掌自司商。孔尼父之羽宫、子以定;京君明之卦繇，仙李不攀。岂非确然者哉!盖吹律定姓，故有五音。然《白虎通》、《是类谋》，语焉不详;《孔演图》、《援神契》，说只引绪。其学殆失传也。”(6)故他在《姓氏五书》中不采纳“吹律定姓”之说。但“吹律定姓”之说将姓氏归属五音，五音又合乎五行，如角属木、徵属火、宫属土、商属金、羽属水。五行又合乎八卦，如震、巽为木，乾、兑为金，艮、坤为土，坎为水，离为火。据《周易·大传》的说法，古代圣人作八卦的目的是为了“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作《周易》的目的是为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系辞下》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说卦》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所以，从理论上讲，吹律定姓，可以将人的姓氏划分为几个类别，通过类别的划分，可以探究每一类别姓氏之人的本性，并进而探讨人之本性。但在现实中，实际上是很难办得到的。故东汉的王符在《潜夫论》卷9说:“吹律定姓，唯圣能之。”在这里，张澍认为，研究姓氏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搞清中国古代姓氏的源流与演变，还要进一步探讨人之由来与本性，从而将姓氏研究的价值上升到了研究人之本性的哲学的高度，体现出作者通过研究姓氏进而研究人之本性的价值取向。其次，张澍认为，姓氏不仅代表一个人的归属，也是一家一族的标志和传统文化之所系，姓氏的改变，会改变一个民族的传统，最终导致一个民族的被湮没，他说:“张为叱罗、刘为独孤，王为钳耳，侯为贺土、李为徒何、辛为普屯、田为纥干，以左言贯之中华，而习俗异矣!昔秦皇燔简编，薄姓系，君子叹其伦;魏帝舍拓跋，纪元氏，君子重责其背族。可不省与!”(7)北魏孝文帝为消除民族间的隔阂，维护自身统治，在改制中将鲜卑人的复姓改为类似于汉族的单姓，西魏、北周的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曾将其统治下的汉人姓氏改为鲜卑姓氏，这是民族大融合时期姓氏改变的情况。中国历史上民族间的融合一直在进行，民族间的融合必然会导致姓氏的改变。张澍仅凭自己的一厢情愿以批评这种姓氏的改变，是其昧于历史发展大趋势的表现。但张澍的观点并非一点道理也没有。放眼当今世界，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广泛吸收人类优秀科学文化成果的同时，还必须大力研究、发掘和弘扬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保持自己的特色，而中国源远流长的姓氏文化，在振奋民族精神、保持民族特色、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必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就国内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地区乃至世界之间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传统和文化特色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大，在如何保持民族特色方面，姓氏文化也将发挥重要作用。第三，张澍认为，姓氏研究对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纯厚风俗，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具有重要作用。他说:“呜呼!姓氏之不明，世次必乱，人伦因之渎紊，风俗寝以衰薄，所必然也。”(8)张澍此论，带有明显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包含有合理的成分。在封建社会，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交通运输十分落后，中国人往往聚族而居，安土重迁，某一姓或两三姓之人长期在某一村落生产、生活，同姓之内必然会形成相对明确而稳定的世次，同一村落之间的不同姓氏之间也会形成相对稳定的世次比照，村落内部必然会形成长幼尊卑的观念和规定，并沿以为俗。在这里，明世次、别婚姻这一姓氏的重要功用得到充分体现，同宗之子不娶同宗之女的原则得到普遍认可和遵守。而族谱或家谱的纂修，便成为明世次、别婚姻的重要举措。但是，我们也看到，这种整齐划一的世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的增加，世次时不时会出现混乱，故而世次的整齐划一必然是相对的。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某一姓或两三姓人长期同居一村的状况并未改变，姓氏的明世次、别婚姻的功能并未丧失。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许多农村地区续修、重修家谱的现象再度兴起，这除了寻根问祖的精神诉求之外，明世次、别婚姻恐怕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需求吧!

二、《姓氏寻源》穷探各类姓氏之起源，具有重要价值(www.guayunfan.com)张澍《姓氏寻源》一书，在研究各种姓氏书的基础上，从史书、子书、文集、碑铭、金文、稗官之说、州郡之志、医药典籍等文献中，收集姓氏近四千种，探讨了各种姓氏的起源，叙述了其发展的历史和历史上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对前代姓氏之书的一些讹误进行了辩证，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和看法，体现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广博的学识和刻苦认真的治学精神。至清代，中国自古以来的姓氏已非常之多，据赵振兴校点的张澍《姓氏寻源》的《出版说明》，《姓氏寻源》对近四千种姓氏的起源进行了叙述。这是一个非常繁重、艰苦而枯燥的工作。张澍对近四千种姓氏的起源逐一进行研究和探讨，精神可嘉。张澍在探讨每一姓氏的起源时，先列举前代姓书或文献的记载和说法，然后以按语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看法。其中有辩证错误的，如东郭氏条载:“《姓谱》云:‘出姜姓，齐公族大夫居东郭、南郭、西郭、北郭者，以地为氏。春秋时，齐有东郭书、东郭偃，东郭贾，字子方，食邑大陆，谓之大陆子方。’澍按:《姓纂》以东郭为桓公后，非也。桓公时即有东郭偃、东郭牙，岂其后哉!晋、魏国亦有东郭姓，见《说苑》、《庄子》。”(《姓氏寻源》卷1《东上》，以下凡引自《姓氏寻源》，只注卷数。)再如兹毋氏条载:“《姓纂》云:‘出鲁大夫兹毋还。’澍按:《氏族略》以还为齐人，误。《左传》作兹无还，则宜作毋，字不宜作母。”(卷5《四支下》)。有对前代姓书的记载进行补充的，如公明氏条:“《姓苑》云:‘今高平人有此姓。’《路史》云:‘卫后有公明氏。’澍按:周康王以唐叔虞之子公明封于贾，为贾大夫，曲沃灭之，后有贾氏，又有公明氏，是晋国姓也。”(卷2《一冬下》)有备异的，如公旗氏条:“《风俗通》云:‘《左传》:齐悼子公旗之后。’澍按:应劭之说本《世本》。《姓源》云:‘齐悼公子子旗之后。’说又不同。《潜夫论》:‘齐之公旗氏，姜姓。’唐卢若虚《录》云:‘太公之后有公旗氏。’”(卷2《东下》)有增补姓氏的，如邑氏:“澍按:黄帝臣邑夷法斗旋魁方杓直，以携龙角作大辂，邑姓始此。晋时平阳有此姓，邑振是也。见《十六国春秋》及《水经注》。”(卷四45《十四缉》)有删除非姓氏的，如伏俟龙氏:“见《姓谱》、《广韵》。澍按:周大将军恩姓俟伏侯氏，无此姓，宜删。”(卷38《一屋上》)张澍从浩如烟海的典籍当中广泛搜寻各种姓氏，广征博引，穷探每一姓氏的源流，并以历史人物佐证其确实存在，体现出他“星宿须穷脉，罾罟或失鱼”的认真精神。其所引文献除前代各种姓书、历史典籍而外，金石文献的运用是一大特色。张澍生活的乾嘉时代正是清代金石学向上发展的重要时期，张澍深受当时金石学的影响，特别重视金石文献的证史、补史作用，对金石文献有深入的研究，所以他在姓氏研究中运用了大量金石文献。如在探讨瞿氏起源时，引用了商瞿父鼎(卷7《七虞上》)、在探讨朱氏起源时，引用了朱公叔穆鼎铭(卷7《七虞上》)、在探讨言氏起源时，引用了《博古图》著录的言肇之鼎(卷11《十三元》)、在探讨尊氏起源时，引用了《博古图》著录的商尊癸之鼎(卷11《十三元》)、在探讨寒氏起源时，引用了晋地南宫中鼎(卷12《十四寒》)等。以上是引用金文的情况。张澍很重视碑刻文献对姓氏研究的价值，《养素堂文集》卷32有《汉碑异姓录》一文，专门抄录了大量姓书所不载，或虽载而史传无其人而见于汉碑的奇僻姓氏，并将其成果引用到《姓氏寻源》当中，如闾葵氏条载:“澍按:闾丘、葵丘皆在齐，闾葵氏当是居于闾丘、葵丘之间者以闾葵为氏也，否则先食邑于闾丘，后食邑于葵丘，遂以闾葵为氏。汉世成阳有闾葵姓。见成阳令唐扶颂碑。”(卷6《六鱼》)氏条载:“《路史》云:‘郑公族有氏。’澍按:郑之姓，当系郑成公兄之后。汉世营陵有姓，见北海相景君碑阴。”(卷8《七虞下》)台丘氏条载:“台丘以所居之地为氏。汉世都昌有台丘姓，见北海相景君碑阴。”卷10《十灰》)等。金石文献的引用，增补了许多新的姓氏，扩大了姓氏研究的领域范围，也增强了其可信度。张澍在探讨各种姓氏起源的过程中，还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和看法，对姓氏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试举几例。苻氏条:“《路史》云:‘武都苻氏出于有扈之后，为启所灭，奔西戎，代为氐酋，本姓蒲，至苻坚以背有纹改焉。’澍按:《晋书》:‘其家池中蒲生，长五丈，节如竹形，或谓之蒲家，因以为氏。’《十六国春秋》:‘晋苻洪，武都氐人，本姓蒲氏，其孙坚，背有草苻之象，以为祥，改为苻氏。’然车频《秦书》云:‘本姓蒲，洪诈称谶文言己符命当王，姓改符。’其说又异。《蜀志》有武都氐王苻健请降于汉，晋李特庠率氐苻成归赵，是氐旧姓苻，在苻坚之先。背有草纹改姓之说，显出附会。”(卷7《七鱼上》)氏条:“《篇海》云:‘音尺。’《统谱》云:‘浙江武康县有姓。’澍按:凌氏于鱼字韵有字，音胥，云浙江归安县有氏族，颇众，居于埭村。按:武康、归安皆属湖州，即一姓。妄作、二字，音分胥、尺。今删字。”(卷44《十三职》)臣氏:“澍按:《书·君奭篇》云:‘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臣宜为姓，伊陟称姓名，扈不得独称臣也。昔人之解多疏。”(卷10《十一真》)孔子弟子壤驷赤，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姓壤驷，名赤，壤驷是复姓，张澍认为这是错误的，《寻源》壤氏条:“《姓纂》云:‘壤本自尧时壤父之后。’澍按:系壤驷赤之后，或以壤驷为复姓，非也。”(卷30《二十二养》)张澍在《养素堂文集》卷15《与王伯申侍郎书》中指出:“孔子弟子壤驷赤，字子徒，《家语》、《英贤传》皆以壤驷为复姓。按《左传》鲁有郈工师驷赤，则驷赤连文，盖周穆王八骏之赤骥也。《名字诂》亦以壤驷为复姓，失之。”

三、非常重视姓氏研究对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境内各民族间相互融合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民族间的融合一直在进行，只不过有些时候显得平和，是潜移默化地进行着，有些时候显得剧烈，是急风暴雨般地进行着。春秋战国、南北朝、元代是几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民族间的大融合，对中国的姓氏产生了重大影响，反过来，通过对姓氏演变历史的考察，可以追寻民族融合的足迹和历史，对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赵俪生先生说:“‘姓氏之学’，实为贯穿吾国历史中之一条很重要的线索。通过此条线索，于远古可以探求氏族的踪迹，于中古可以看出世家的枝蔓，并且特别重要者，为每当族与族间冲突融合之际，胡、汉姓氏之纠缠，实是追寻民族融合过程之一极重要的手段。”“综观《寻源》《辩误》二书，可以通过姓氏错乱之订正的过程，看到历史的复杂性，以及透过复杂性而仍旧可以寻绎出来的某些规律性。阶段性也是规律性的表现之一。大凡上古早期，人们按血缘纽带而得姓氏，上古中期，人们又按地域纽带而重订姓氏，此中已经有了第一次的纷乱。中古之世，世家大族各以族姓自贵，制为谱牒，而谱牒又非铁板一块者，于是乎有埋沉，有失系，有并误，又有依托、附会、溷冒、攀援等现象，于是姓氏一事又经历其第二次的纷乱。及北魏、北齐、北周，与辽、金、元之世，少数民族以征服者入主中原，此中不免若干汉姓之胡化，与若干胡姓之汉化，姓氏至此，正经历其第三次与最严重一次之纷乱。兼以记录过程中，又产生若干以姓为名、以名为姓，以一人硬分作二人、以二人合捏为一人，甚至父子兄弟之间，亦产生姓氏方面之纠缠。张澍对此，毅然进行了一次料理。料理过后，再按旧时代人非常娴熟的韵目，像字典模样，将每一姓氏罗列出来。此中不仅有毅力，更重要的是具有一定的眼光。有此眼光，始能看出姓氏之学关系之重大，看出西北姓氏之学与西北民族关系之息息相关(假如不在一定程度上弄清楚西北姓氏的纠缠，那么西北民族冲突融合的历史，也是不好研究，不容易获致确切成果的)。自然，张澍的料理，也仅仅不过是‘循环往复’若干次认识过程中之一环，不应该把它看做是‘包打天下’的东西。”(9)作为《姓氏五书》核心的《姓韵》一书及《古今姓氏书目考证》，赵先生没有看到，但赵先生通过《寻源》和《辩误》两书已经看到了张澍通过姓氏研究对民族关系史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姓氏五书》中的《辽金元三史姓录》及其附录《西夏姓氏录》是张澍对辽、金、元、西夏人姓氏的研究专书，可惜的是《三史姓录》至今未能与世人见面，只有其附录《西夏姓氏录》由于罗振玉刊入《雪堂丛刊》得以面世。但在《养素堂文集》卷4中收有张澍自己撰写的《三史姓录序》，在台湾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张介侯所著书》第六册收有《辽史氏姓录序》、《金史氏姓录序》、《元史氏姓录序》、《西夏氏姓录序》。通过这些序，我们可以窥见张澍撰写《三史姓录》的动机和目的及其主要内容。《三史姓录序》云:

中国之姓，其易知者也，尚有不可知者，何况于外域。魏拓跋、秦乞伏、凉秃发、夏赫连、燕慕容、周宇文，原书有解，故士夫知之。若辽本无姓，至阿保机取所居世里为姓，转为耶律，又转为移剌，译语则刘也。大姓萧氏与后同族，同婚姻。然姓少，易寻绪。若金之始祖蒲掯，出自新罗，至阿触胡依完颜部为姓，译语为王而有白姓、黑姓之分殊。其制，书名不书姓，则有猝难辨者。惜完颜勖《女直郡望姓氏谱》不传，弗能悉其崖略。至元，则更难爬梳矣。据《史》，太祖姓奇渥愠，而杨子器《宫调注》则云始祖姓孛儿只斤，陶宗仪述蒙古、色目人姓綦详，反不纪奇渥愠何耶?各传或称姓、或不称姓，或似姓而实名、或似名而实姓，虽由宋濂、王袆等作史草率，未曾参考，实于译有所不解，故纠纷僢错如此。国初秀水秦循初孝廉著《元史姓略》，粗具梗概，未能精审。西夏元昊自宋仁宗宝元元年僭号，至宝历(宝历当为宝庆之误，宝庆是南宋理宗的年号，笔者按)三年为元灭，传十世二百五十八年(西夏自宝元元年即公元1038年建国，至宝庆三年即公元1227年灭于蒙古，共传世190年，张澍说有误，笔者按)之久，本姓拓跋，唐赐李、宋赐赵，然偭向不常，传于中国者，多非其实。或以部落为姓，或又不然，良由僻远荒陋，事不稽古，戎言侏，莫能究诘矣。余之为《三史姓》也，依据本史，兼采时人之著述，稍有增益，其所不知，则仍阙如，后之君子，尚其补正，是所望也。

可见，张澍之所以要编纂《三史姓录》，是由于辽、金、元及西夏人的姓氏不像五胡十六国及北朝少数民族的姓氏那样，由于相关史书有解释而为人知晓，而《女直郡望姓氏谱》、《元史姓略》等姓氏书或未传世、或“具梗概，未能精审”。《辽史氏姓录》据《辽史》撰成，“于本史外无所增益”(10)。《金史氏姓录》则比较详细，不仅记女真人姓氏，而且也记录了女真人改汉姓，汉人改女真人姓氏的情况:“世宗大定十三年五月戊辰，禁女直人毋得混为汉姓。今完颜氏皆取完而为颜，惟曲阜不敢冒兖国之姓，特称完氏。此在后世为然，当时固有以汉人而袭女直之姓者，亦有女直而冒汉人之姓者。昔顾宁人欲以辽、金、元姓之见于史者而无所考者，别为一帙而未暇为也。余之此《录》或足以补昆山未竟之志乎?”(11)《元史氏姓录》则是针对由于不懂蒙古人书名不书姓的制度而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以及清初秦循初《元史姓略》之不足和错讹而作，张澍指出:“蒙古之姓，大率以部落为氏者也。国制，书名不书氏，其繙译之语，士大夫所不习，故往往僢错。明承元后，至今数百年，无能谱其姓氏者。秀水万光秦循初作《元史姓略》，所据者自史而外，不过苏天爵之《名臣事略》，未能广为搜罗，臻于详悉，且舛误种种。”故他的《元史氏姓录》，“增益颇多，于史所不载者，亦辑补其阙，或有疏漏，亦未可知，尚有精谱者是正其误，所深愿也”(12)。《西夏姓氏录》虽由罗振玉刊入《雪堂丛刊》第一册，但书前没有序，只有一段简要说明，而《张介侯所著书》第六册收有张澍的《西夏氏姓录序》，系张澍手稿。据朱捷元、穆海亭《清代著名学者张澍的一批遗稿》(13)，陕西省博物馆收藏有《西夏姓氏录》两种。一种不分卷，一册，是张澍手稿本;另一种是清稿本，二卷，一册。并指出，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西夏姓氏录》是二卷本，应属此书稿中失散的清稿本中的一种。但据《雪堂丛刊》，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西夏姓氏录》不分卷，朱捷元、穆海亭之说恐有误。《张介侯所著书》第六册《西夏氏姓录序》说:

西夏之姓多蕃语，荒伧不可解，我朝所完《续通志》皆以美字代之。余作《氏姓录》仍取史之原文，并列诸改易字，俾兜离左言之俗，不没其实焉。又观天祐民安碑后所刻诸臣姓名，较北魏《官氏志》更为难解，此《录》并收之。爰综辑宋、元人文集，增益多姓，以补史之脱漏云。

其中说《西夏姓氏录》曾收录西夏碑后诸臣姓名，但《雪堂丛刊》所收《西夏姓氏录》却没有。故笔者以为，《雪堂丛刊》所收的《西夏姓氏录》并不是最后定稿本。《三史姓录》体现了作者对西北少数民族关系史的重视和敏锐的洞察力，为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提供资料，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三史姓录》是一种创举，工作量特别大，特别是西夏历史没有专门史书记载，故《三史姓录》及其附录《西夏姓氏录》缺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汤开建先生《张澍〈西夏姓氏录〉订误》(14)一文，“对介侯先生所收录的一百六十二条西夏姓氏，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梳理，发现他所列的西夏姓氏舛错之处竟达三分之一强，而且，还有许多西夏著名姓氏漏而不载”。他将《西夏姓氏录》的错误分为六大类:一、将吐蕃人名误作西夏姓氏;二、将吐蕃族名误作西夏姓氏;三、将西夏官号误作西夏姓氏;四、将一人误作两人而误录其姓;五、将西夏人名而误作西夏姓氏;六、将一姓异译者而复录其姓。赵俪生先生说:“自然，张澍的料理，也仅仅不过是‘循环往复’若干次认识过程中之一环，不应该把它看做是‘包打天下’的东西。”(15)这一评语虽然是针对《寻源》，《辩误》二书而言，但以之来看待《三史姓录》，也是正确的。

四、姓氏研究的总结和提升

对清代以前的姓氏研究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力图对姓氏之学进行全面的总结和提升。

首先，张澍对自黄帝以来直至清代的姓氏研究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研究，评论诸书之是非，撰成《姓氏论下》一文(16)。他总结先秦时期的姓氏研究情况说:“炎黄以来，族姓稀少，未容纠纷;降至唐虞，平章百姓，谅自犁然;夏商之际，土姓赐，人纪修，定无纷紊;沿及有周，小史奠世系，司商协族姓，彬彬乎其有章也。春秋之世，鲁众仲、郑子羽、晋胥臣、楚观射父，咸明姓氏，言之有征，而《世本》一书，独为精核，皇甫谧以为左氏所著。”对于西汉扬雄的《扬子云家谱》，张澍评论说:“《扬子云家谱》言扬出于晋之扬侯，而颜师古驳之，谓无逼扬侯之事。扬雄之自述盖疏缪。”东汉以后，编写姓书的人日渐增多，“东京以后，作者日繁。圈称《风俗传》亦言姓氏，未能悉备;王符《姓氏志》，秪疏列国之氏，大有抵牾;应劭《姓氏篇》稍及后世之姓，不免踳驳。如《潜夫》以宫为出宫佗，不知虞有宫之奇;威出于齐威王，不知汤有威子伯;仲瑗以桐出于桐门，竟忘轩皇之有桐君;懿出于齐懿，又忘桓公时有懿氏。皆其漏略者也。”三国时，“管宁姓氏之论，湮佚不传;薛综综谱之图，制服是辨。难为证据，以考源流”。东晋杜预的《世族谱》疏于考证，如“误以庭坚为皋陶之字，复以蓼为皋陶后偃姓。夫皋陶乃少昊之后四世，而庭坚则高阳氏之子六皋陶之后，蓼乃庭坚之后也。皋陶之后有舒蓼而非蓼，舒蓼偃姓，而蓼乃姬姓也。”东晋南朝时期，“兢尚门第，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而何氏《姓苑》、傅昭《姓录》，大抵纪鼎族而略寒宗，是鲁三卿贤于四科矣”。自李唐以来，姓书更多，最著名者莫过于唐太宗诏令纂修的《氏族志》和武则天时纂修的《姓氏录》，这两部书“虽不可见，然《唐书·世系表》根于诸家之书，僢错百出，则原编可知”。而林宝的《元和姓纂》，“沿伪承缪，最为重悂。东平陵之终氏，讹为陆终氏;吴寿梦之子蹶由，讹为周人姓蹶名由;列御寇姓列也，而以列御为复姓。此类殆不可枚举”。另外，唐代“李利涉之编《古命氏》、孔志之《姓氏杂录》、韦述之《开元谱》、崔日用之《姓苑略》、张九龄之《姓源韵谱》，征引于他书者，亦复谬”。到宋代，“身不重乡贯，家不尚谱牒，而邓铭世《姓氏辩证》，朱元晦亟称之，以为熟于春秋时事，而一往谬盭，如《蹵鞠》，书名也，而讹为人姓;出就、遫濮，匈奴部落也，而讹为校尉遫仆。似此者，不可胜摘。王伯厚《姓氏急就篇》多承旧说，亦未能考证是非，如僖姓出黄帝之子孙，而以为出曹之负羁，伊姓本于尧时伊长儒，而以为始于殷之陟奋。如此者，不可更仆。郑樵之《氏族略》，自矜得意，乃乖误盈千。如鬷夷，豢龙氏之后也，而以为融夷;彤氏，姒姓之国也，而以为成王宗枝;鬻熊，即鬻子也，乃以为熊十世后有熊子;赵质，鲜卑姓也，而以为越质;诘氏，不知乃叱黎之子诘归。如此者，尤难悉数。”明人著述，“道听途说，等之自郐，又何讥焉!总其疵瑕，略而言之:如以皇出三皇、巢出有巢、赫出赫胥、双出蒙双、终出陆终、歧出文王……又以万由于万人得天下、三原于三州之父子，刍由于牛哀之食刍、慈根于才子之慈和……如此之类，殆同瞽说，殊非雅言，且复脱漏，妄费编摩”。

其次，张澍详考自《史记》所引《五帝系牒》以来历代姓书，编为《古今姓氏书目考证》。张天池、袁宪在他们点校的《姓韵》前言中说:“在二十四史中，有六史辟有经籍志或艺文志，《汉书·艺文志》将姓氏著作同历谱类或春秋类编为一起。到了唐代，长孙无忌等撰写《隋书·经籍志》始将姓氏著作另辟为谱系类，专门写了序，录姓氏专著四十一部三百六十卷，通计亡书，合五十三部一千二百八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录有十七家谱牒加王元敢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共一千九百五十卷。《宋史·艺文志》录有姓氏专著一百四十部，四百三十七卷。《明史·艺文志》录有姓氏专著三十八部，五百四卷。这还不包括混伍于其他类的姓氏专著及散见于其他史籍的姓氏专著。史载的这些姓氏书，有的早就亡佚，只存目录，有的散简断编，不得全貌，同名异书，重名抄录为数不少，真正能阅览到的姓氏书数量有限。从诸多姓氏书中，追本溯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是张澍考证姓氏书目的主要内容之一。”《古今姓氏书目考证》在考证历代姓书的过程中，对以前学者对有些姓书记载的错误一一加以纠正，如“《玉海》引郭颁撰《魏晋世谱》十卷。”张澍考证说:“郭颁作《魏晋世语》，非《世谱》也，王氏说误。郭颁一作郭颂，一作郭班，《水经注》引作郭长公，其字也。”《元和姓纂》的作者是林宝，但《唐会要》载:“元和七年王涯撰《姓纂》十五卷上之。”张澍指出:“林宝，漳南人，官朝议郎、太常博士。《唐会要》以《姓纂》为王涯撰，盖以王涯作后序而误。然涯序内明言，林宝该览六籍，通知百家云云。不宜舛错至此。而郑樵《氏族略》称李林宝撰，则因李林甫命宝作，是书并二人为一人，误脱吉甫字也。焦竑《国史·经籍志》沿其伪，真是寝说。”《群史姓纂韵谱》的作者，王应麟《玉海》说:“建炎中黄邦俊纂，录史传姓氏。”张澍指出:“《文献通考》:‘陈氏曰:永福黄邦先、宋显撰。凡史传所有姓氏皆以韵聚而著其所出，建炎元年其兄邦俊、宋英为之序。’王伯厚以为邦俊作，非也。”张澍还对一些失传而不为人所不注意的姓书和作者着意考证叙述，如敦煌效谷人宋绘著有《姓氏谱录》、《年谱录》，其事迹附于《北齐书·宋显传》，其书“诸家皆不著录”，张澍特为表出之:“《北齐书》:‘宋显，敦煌效谷人也。从祖弟绘，少勤学，多所博览，好撰述。魏时，张偭《晋书》未入国，绘依准裴松之注《国志》体，注王隐及《中兴书》，又撰《中朝多士传》十卷、《姓氏谱录》五十篇。以诸家年历不同，多有纰缪，乃刊正异同，撰《年谱录》，未成。河清五年，并遭水漂失。绘乃扶膺恸哭，曰:天丧予也。’”不过，据《北齐书·宋显传》的记载看，《年谱录》恐非姓氏之书。张澍还对中国历史上一些重要的姓书进行了评论，张澍说:“姓氏书夥矣，而谨审者实鲜，或阙略不备，或差谬失伦，往往而然。余所见宋、元、明诸书，盖无一可依据者，因袭陋说，触目皆是，不胜弹摘。惟汉魏六朝人所著颇为的确。”(17)宋邓铭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当时任吏部尚书的胡松年看了后称赞说:“贯穿全书，用心刻苦”;“学有渊源，辞亦简古，考订明确，多所按据”(18)。朱熹评价说:“……学甚博……考证姓氏一部甚详。”(19)但张澍指出，其考证多有失误:“今按其书引征前人者，尚少纰缪，其出自己作者，大率误戾。不知父子二十年之力，竟何以丛此误戾也。”对于郑樵的《通志·氏族略》，张澍评论说:“夹漈最自许者此志，而舛谬处盈千累百，真驳之不胜驳。其尤无理者，余《辩证》中指实言之。”王应麟的《姓氏急就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其书仿史游《急就章》体，以姓氏诸字排纂成章，以便记诵，文辞古雅不减游书。……篇中凡单字皆无重复字，篇末列二字、三字诸姓，则不免复出。盖义取兼载，势难相避。其中稀僻之字，如《梁四公记》之类，虽托言沈约所撰，实诡立名称，本无其人，未免失之稍杂。然载籍既有此姓，删之反有挂漏之讥，而存之亦不足为累。每句之下，各注其受氏源与历代知名之士，必一一标所据之书，尤为详密。”张澍指出:“伯厚此书亦多沿袭旧伪，其于源流亦略而不详。《总目》云云，是震其名而不敢訾也。”(20)

再次，张澍遍考历代姓书，探讨姓氏之学发展的脉络和踪迹，批评诸书之失误，目的是清理前代姓氏谱牒的成果，修撰一部全新的姓氏全书，这便是《姓氏五书》。张澍《姓氏五书凡例》详细介绍了编撰五部姓书的目的和原则。编纂《姓氏寻源》的目的的是“所以求得姓之精苗，劖末俗之溷冒也。”具体来讲有六个方面:一是针对“姓氏有起于炎黄以后，姬姓以前，著于故纪，昭然可稽。诸家乃以后见之人，指为鼻祖”的情况，《寻源》“援引经史，旁搜志乘，穷黄流于星宿，入海可知;脉白阜之山川，来龙不失”。比如关于东里氏，《广韵》云:“郑子产居东里，其支庶或以为氏。”张澍认为:“栗陆臣东里子，禹时处士东里槐，周武王时匡俗字子孝，本东里子。是此姓不始国侨也。”(卷1《东上》)再如咸氏，《姓苑》云:“商巫咸之后，今东海有之。”张澍指出:“《山海经》:伏羲裔咸鸟，《吕氏春秋》云:‘帝俈臣咸黑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一说咸黑为飞龙氏生之子。皆前于商咸矣。”(卷23《十五咸》)二是“姓氏有诸家因袭不详本末者”，《寻源》“广为甄综，引其脉络”，“咸有依据，不同向壁虚造”。三是“姓氏有往古无闻，而后世有其人者”，《寻源》“录其姓氏，不加穿穴”，“非云依样，以从盖阙之义”。四是针对历史上姓氏的改易情况，如“避仇匿迹，改其偏旁，变其音读者”、“鬻养受恩，蒙其冠裳，遗其屝履者”、“国家宠赐，仍改本氏者”、“谦避尊上，易为他姓者”，《寻源》“缕无遗，庶得《河图·本姓》之解”。五是对古代姓氏的“吹律定姓”之说，因为其学殆已失传，“今并不取，以省葛藤”。六是“魏、晋以降，好矜地望;隋唐以来，尤重门风”，故《寻源》“于郡望言之颇悉，庶汝阳之袁不得与汝南同族，姬姓之霍不得与武都联宗。至于支派之不同，迁徙之靡定，传伪之更易，假冒之因，仍以为剖别，以矫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之弊”。编纂《姓氏辩误》的目的是，“所以纠著作之缪疏，正纪注之漏脱也”。具体讲有四个方面:一是针对将历史上人物的朝代搞错以及“以父为子，以弟为兄”的情况，“根据纪传，条例谱系，则时代较然，冠履得序，不使古人受诬”。二是针对古代姓书以部落为姓氏、以神怪之名为姓氏，以及引用史游《急就篇》虚拟人物、《庄子》寓言中假设之人物来证明某姓在历史上之存在的情况，《辩证》“审择为谨，芟其无征”。三是针对“姓氏诸书，有本非姓而误以为姓”的情况，“寻绎原文，旁参旧说，悉其致误之由，而真姓于是可见，不致随例云云，以诳后世”。四是，“姓氏有变易，非出一端，如奭之为盛，庆之为贺，僖之为厘，籍之为席，以训诂相通也;仲之为种，肜之为彤，杞之为，绞之为佼，以形象相近也;弘之为洪，共之为龚，夔之为壘，以声音相同也;若谢之为射、祭之为訾，危之为元，哀之为衷，则以避不祥也;田之为妫，昰之为齐，卢之为章，杜之为范，则以出同脉也;又萧之为蛸，杨之为枭，武之为蝮，李之为虺，则绝之而加以恶氏也;项之为刘，俞之为孙，秦之为曹，尉之为杨，则亲之而收于属籍也;显之为，裘之为求，桥之为乔，概之为既，则从其省文也;竹之为竺，冬之为佟，蟲之为蛊，苟之为敬，则益其点化也;耿之为简，鞠之为麴，宿之为栗，严之为年，则以音伪而改也;舒之为纪，黄之为胡，张之为灌，景之为元，则以豢养而冒也;其佗新郑之，东平之，彭城之鉐，竟陵之，陈留之，既无义之可通;大夫之茀，常侍之，游侠之绣，掾吏之絮，市人之踨，亦无籍之可附，皆出于鄙陋之俗，难为荐绅所言，存而不论，以归简要。”编纂《姓韵》的目的是，“所以缋昔人之形貌，存先民之典型也”。具体讲有五个方面:一是对于正史中仅有姓氏而无名字的人物，如果其他书有记载的，“皆为著录”。二是对姓氏中“极怪玮僻别者”，如稻、草、盐、酒、火、木、水、土、心、肝、手、足等，以及“极鄙俗猥陋者”，如蚳、鹅、蛾、蚁、鸭等，“爰乃旁罗载籍，罔俾佚遗，自往古以迄本朝，罔不备载。故冢之铭、稗官之说、州郡之志、医药之经，或有取焉”。三是对匈奴、鲜卑、回纥、高丽、扶余、突厥、天竺、扶南、波斯等少数民族或外国姓氏，“未可以其荒远而略之也”，《姓韵》于“遐澨绝域，象译不通者，均搜罗其姓氏，注缉其名字。可知，梁武帝之《十八州谱》，仅得寰中，魏孝文之《官氏志》，仍遗域外也”。四是对历史上同名同姓或名字音相同者，“亦复甄录”，如据《西京杂记》收入先秦两曾参、两毛遂的故事:“晋国有两曾参，南曾参杀人，见捕，人以告北曾参母，母投杼而起。”赵国“野人毛遂坠井死，人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丧予矣。既而知野人毛遂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厘清后人由于姓名相同而导致的对古人张冠李戴的现象。五是针对“古今姓氏递嬗，人物甡植，隶首不能算，沮诵所不能书，而欲网罗于一编，诚有难者”的情况，“于寻常之姓，止载前古之人，而后世概删。……习见之人，必奇异之事，而庸行从略”，这样，“既可以补史传之阙略，亦可以扩曲士之见闻”。编撰《三史姓录》的目的是“之所以通象译之失实，解史氏之纠纷也”。是对契丹、女真、蒙古、党项四个少数民族姓氏的研究，对《姓韵》起补充作用。《古今姓氏书目考证》遍考历代之姓书，评论诸书之是非，实际上是对姓氏学本身发展历程的考察。综合以上情况，我们看到，《姓氏五书》中，《寻源》遍考各种姓氏之渊源，《辩误》辩证前代姓书之谬疏，《姓韵》则广博采，以历史人物来印证每个姓氏在历史上的确实存在，《三史姓录》探寻四个少数民族契丹、党项、女真、蒙古之姓氏以补缺，《古今姓氏书目考证》考察姓氏自身发展的历程。这五部书各有侧重，又互相配合，从而形成了一部全新的姓氏全书。《姓韵》一书共收入姓氏“五千一百二十又九，新补姓氏五百又九，删除非姓者七十又六”(21)，是张澍那个时代所收姓氏最多、最全的姓书。周远成、夏树芳二先生的《汉族姓氏演变源流述略》一文列有《史籍关于中国姓氏数统计表》(22):

史籍关于中国姓氏数统计表

续表

应当指出的是，此表存在错讹和不足。其一，据《玉海》卷50:“景祐二年，邵思撰《姓解》三卷。凡一百七十门，二千五百六十八氏，以偏旁类次。”表中将“邵思”误为“郡思”，《姓解》误为《姓释》。其二，据《四库全书总目》卷137，陈士元所撰为《姓觿》而非《姓镌》，所收姓氏加上不入于韵中的外蕃66姓，共3724姓，上表未将外蕃姓计算在内，这大概是由于其文是探讨汉族姓氏演变源流的缘故。其三，张澍《姓氏五书》的说法不够确切，应当是《姓韵》。虽然存在错讹和不足，但从其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张澍《姓韵》是张澍以前所有姓书中收集姓氏最多的。

中国古代研究姓氏的典籍虽然不能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但也是非常繁多的。对这些姓书的精确性，古代学者多有尖刻的批评，南宋洪迈说:“姓氏之书，大抵多谬误。如唐《贞观氏族志》，今已亡其本。《元和姓纂》，诞妄最多。国朝所修《姓源韵谱》，尤为可笑。”(23)至于张澍对前代姓书的尖锐批评，前面已有列举，无需赘述。前代姓书之所以有如此严重错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研究姓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它不仅要求研究者具有广博的学识、甘于奉献的吃苦精神，还需要具有远见卓识。钱仪吉指出，研究姓氏有四难:“上古贵者有姓，贱者无姓，故自三五迄于伊耆，但言平章百姓。逮殷周之际，奄甸万姓。又姓惟天子得赐之，诸侯赐氏不赐姓，妇人乃称姓。嬴秦以降，又以氏为姓，华离混合，名实不分。年代遐敻，追溯畴囊，突由中起，其难者一。《尚书》洎作，亡帝系，国谱继作。繇周暨隋，簿录见史志者千二百八十卷，今则尽佚。又别传不在史志，间有称引百八十家，亦皆无完书。记载旷绝，其难者又一。司马子长、扬雄、沈约、李延寿自序先世，文多踳驳，名家硕学而忘其祖，况乎常人;刘系尧、萧系何、李系聃、赵系伯医，华胄比附，帝者尤为之，况乎凡庶。然则旧闻之存，百不一二，幸其存矣，又皆不实。而史志若永淑、渔仲;颛门若林宝、邓名世，去古益远，剿说陈因，重悂缪，固无足怪，其难者又一。粤自三代以还，至于汉魏之间，殆世变一大升降之会乎!而斯文从之。时则行九品中正之法，其既也华腴寒素，通塞殊途。遭永嘉之乱，府无藏籍，苟撰官阀，觊为登进，故曰尚姓之弊。至于尚诈，虽有为肉谱之学者，徒能广坐不犯人讳，以为美谈，非皆肇祖炎黄，研核是非也。于是官失其守，民去其乡，避难避仇，冒姓变姓，析姓造姓。至于析字造字，戾益甚矣。若朝廷赐姓，虽于古或合或否，犹书在史官，灼然易知。然不数数觏也。或穷乡圭窬，凭意妄作，诏其子孙，孰从正之哉!斯弊也，犹极于元、明。故曰:古者姓氏之权出自上，故易明;后世姓氏之权出自下，益难考也。而世之学者徒相谓曰:某氏以官、某氏以地、以字、以谥、以居、以事而已。然而言乎官，则鸿荒纪名，历代班位，四裔称号，一不得阙;言乎地，则山川国邑，城乡官路，边儌部落，亦一不得阙。至于字谥居事，篇籍之文，开卷即得。故姓氏虽一端，故取材也广矣。”正是由于困难，“大儒若亭林顾氏，将欲循令威之言，弥龙门之憾，慨然于返本类族之大，惟拟一条例而已”(24)。对于姓氏研究之难，张澍有着清醒地认识，但他认为难又不难:“姓氏不讲也，久矣。自今日而寻其得姓之源，辩其致误之故，网罗列代之贤愚，别白三朝之氏族，考证诸书之是非，不綦难哉!然而非难也。其难焉者，无读书论世之识，无默识采真之才，但凭谱牒之私譔，未能实事求是也。”(25)张澍知难而进，凭借自己广博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坚忍不拔的毅力，广搜博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倾毕生精力，完成了姓氏学的巨著《姓氏五书》。对于张澍编纂《姓氏五书》的经过，其好友钱仪吉知之甚详，他说:“介侯氏之为此也，弱冠从事，皓首成书。四部之铅椠，九州之金石，以及二氏之藏，百官之名，贡举簿、城旦书，虞初说之属，罔不周览。宦游黔、蜀久，又客吴、楚、秦、魏，揽辔中原，交其贤豪，朋友睹记。若所部士民，往往请观家牒，辄为掌录。以为既博，不可不择也。折衷于古人，若子政之《世本》、仲远之《姓氏篇》、有辑有补，并为之注。林、邓之书，复为之勘会。其勤且精也如此。始君未入蜀，余见其稿本五巨册，积数十万言，录副藏之。后数十年再见京师，裨益者五六倍。予笑曰:卷帙繁重如此，君宦日贫，何以行世?君曰:诺，吾将更之。于是比物而措辞，厘文而析类。既踵旧体而尽列之，补前未有五百余姓，曰《姓韵》。辽、金、元诸氏，译音无正字，别为条系之曰:《三史姓录》。复为《姓氏寻源》，反烝民之始;为《姓氏辩误》，匡百家之违。又曰:前言吾所取资也，录其题，存其旨，以《古今姓氏书目考证》终焉。是谓张氏《姓氏五书》。盖又十余年乃成。……文由博而约，体由合而分也。”(26)对于《姓氏五书》，张澍非常自负，他说:“余之从事于此，历有年所，较之昔贤，增益弘多，似少违戾。”(27)他的好友钱仪吉、潘挹奎都予以很高评价。钱仪吉称之为“绝学”。潘挹奎说:“子(指张澍，笔者按)经学诸书，余未尝遍读之也，《姓氏五书》仅览《寻源》、《辩误》二种，经学、史学、谱学，一以贯之，前此未尝有也。”(28)彭铎先生在《潜夫论笺校正》中说:“吹律定姓，肇自轩辕，胙土命氏，传之唐世，由来尚矣。中叶以降，谱牒湮沉，溷冒因仍，昧其初祖;重以古今递嬗，南北迁移，声有转讹，字多增省，重悂谬，治丝而棼。盖在昔已病奇觚，后来几成绝学。考姓氏之书，《世本》最古。继有是作，则节信此文(指《志氏姓》，笔者按)及应劭《姓氏篇》、贾执《英贤传》之类，卓尔见称。次则林宝《元和姓纂》、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王应麟《姓氏急救篇》、郑樵《通志·氏族略》诸书，并伤龃龉。明季以还，又不下十余部，群相蹈袭，自郐无讥。凌氏《统谱》更为妄作。清嘉庆中，武威学者张澍，寻《潜夫》之坠绪，慕仲远之博闻，为《姓氏五书》，刊行者有《寻源》、《辩误》二种，虽不无瑕疵，实洞见本原，李慈铭所谓凉土之杰出者也。今校正此卷(指《志氏姓》，笔者按)则有取其说焉。”(29)可以说，张澍的《姓氏五书》就其体制规模和精深程度而言，足以抗衡其同年王引之的经学名著《经义述闻》、段玉裁的文字学名著《说文解字注》。冯国瑞先生说:“其治学务矜博大，于舆地、姓氏、谱牒，造诣特深。以彼其才，生及盛世，获遍交当代学者，腾达京华，漫游江湖，朴学华辞，兼长并茂，巍然在乾嘉大师之列。”(30)诚非虚语。

【注释】

(1)张澍《姓氏五书自序》，见张澍《姓韵》，徐兴海、袁宪、张天池校点，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

(2)钱仪吉《养素堂文集序》。

(3)《养素堂诗集》卷21《陶云汀(澍)制军召饮清涧行署，同席者陈学坡(銮)廉访》注。

(4)罗振玉校补《雪堂丛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5)《养素堂文集》卷17《姓氏论上》。

(6)《姓韵·姓氏五书凡例》。

(7)《养素堂文集》卷17《姓氏论上》。

(8)《养素堂文集》卷17《姓氏论上》。

(9)赵俪生《张澍的生平及其著述》，原名《张澍的生平及其著述——为敦煌学研究贡一脔》，发表于1980年《兰州大学学报》，后收入《赵俪生文集》。

(10)《辽史氏姓录序》。

(11)《金史氏姓录序》。

(12)《元史氏姓录序》。

(13)载《人文杂志》1983年第3期。

(14)《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

(15)赵俪生《赵俪生文集·张澍的生平及其著述》，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421页。

(16)《养素堂文集》卷17。

(17)《古今姓氏书目考证序》，见徐兴海、袁宪、张天池校点《姓韵》附录《古今姓氏书目考证》。

(1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4绍兴四年三月。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23页。王应麟《玉海》卷50《艺文·谱牒》“绍兴姓氏书辩证”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56页。

(19)《朱子语类》卷132《本朝》六《中兴至今人物》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75页。

(20)《古今姓氏书目考证》，见徐兴海、袁宪、张天池校点《姓韵》附录。

(21)《养素堂文集》卷4《姓韵序》。

(22)周远成、夏树芳《汉族姓氏演变源流述略》，载《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23)《容斋四笔》卷9《姓源韵谱》。

(24)钱仪吉《姓氏五书总序》，见徐兴海、袁宪、张天池校点《姓韵》。

(25)张澍《姓氏五书自序》。

(26)钱仪吉《姓氏五书总序》，见徐兴海、袁宪、张天池校点《姓韵》。

(27)张澍《姓氏五书自序》。

(28)《养素堂文集》卷25《潘石生考功传》。

(29)汉王符著，清王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01—402页。

(30)冯国瑞《张介侯先生年谱·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