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府志备考》的特点与价值_清朝张澍

《凉州府志备考》的特点与价值_清朝张澍

第三节　《凉州府志备考》的特点与价值

《凉州府志备考》是张澍晚年编纂的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方志，未刊，现有周鹏飞、段宪文校点本。另外，武威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经与陕西省博物馆协商后，于1982年抄写一本，并于1986年点校出版。《凉州府志备考》由地理3卷、山水1卷、祥异古迹1卷、职官7卷、大事记3卷、遗事记2卷、人物8卷、流寓1卷、艺文11卷、西夏纪年2卷，共计40卷组成。地理卷1为总叙，总括叙述和考证凉州府的设置及其政区沿革变迁的历史，卷2记凉州府下辖的武威、镇番(今民勤县)两县的地理位置及其政区沿革，卷3记永昌、古浪、平番(今永登县)的地理位置及其政区沿革。山水共1卷，分别叙述和考证凉州府的武威、镇番、永昌、古浪、平番五县山水的地理位置及其历代典籍的记载。物产共1卷，分鸟类、兽类、食物类、果木类、草木类、用物类、乐器类、神怪类共8类，较为详细地考证和记叙了凉州府的各种动植物资源及一些特有的手工制品及乐器神怪等。祥异古迹共1卷，是张澍从历代各种典籍当中辑录的历史上凉州府发生的天象、气候、地震、雨雪、沙尘暴、奇闻逸事以及各地的古迹等。职官共有7卷，前有一篇《职官序》，历考自汉武帝设河西四郡以来直到北宋时河西归入西夏为止的历代职官设置情况，并说明职官仅叙述到此为止。职官卷1至卷7共记叙自西汉设武威郡以来直至北宋担任武威太守、凉州刺史等官职的人物共计263人。大事记3卷，按编年的形式谱列自元狩二年(前121年)昆邪王归汉时起，直到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为止的近1730年间凉州府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遗事记共2卷，是从《酉阳杂俎》、《隶释》、《述异记》等典籍当中辑录的有关凉州府的奇闻逸事或一些琐碎之事，以补大事记之阙。人物共8卷，叙述从西汉金日磾直到清代岳升龙、岳钟琪、岳濬祖孙为止的历代凉州府著名人物，共计230余人。流寓1卷，历叙从西汉到唐代流移寓居凉州府的著名人物。艺文共有11卷，是《凉州府志》中卷数最多的一目，是作者搜集的从东汉至清代乾隆年间有关凉州府的“议”、“论”、“诏”、“表”、“谣”、“歌”、“令”、“书”、“疏”、“诗”、“墓志铭”、“碑”、“序”、“制”、“克捷状”等文献，搜罗广泛，内容十分丰富，共有130多篇。《西夏纪年》共2卷，是张澍依据《宏简录》、《金史》等典籍编纂的关于西夏历史的编年史。

一、《凉州府志备考》的特点。

《凉州府志备考》是张澍晚年学术思想成熟时期编纂的一部得意之作，很能代表张澍的学术水平，其编纂颇具特色，主要表现在:

1.内容丰富全面(www.guayunfan.com)众所周知，司马迁的《史记》由本纪、世家、表、书、列传五种体例构成，五种体例之间各有侧重又互相配合，以人物为中心，能够多层次、多侧面地综合反映人类历史的内容。张澍的《凉州府志备考》分地理、山水、物产、祥异古迹、职官、大事记、人物、流寓、艺文、西夏纪年共10类，其中的职官、人物、流寓都是记载人物的，共计16卷，在全书中分量最重，应当是全书的中心。各目之间各有侧重，又互相配合，以丰富的材料，多方位的视角，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凉州府各个方面的历史内容，具有纪传体拥有的很强的综合表现能力的特点。

2.引征广博

凉州府的地理范围并不大，下辖四县，分别为武威、镇番、永昌、古浪、平番。但是，要将地理范围并不算大的凉州府的地理、山水、物产、政区沿革以及西汉至清代的历史叙述清楚，要没有深厚的史学知识、博览群书的功夫是很难办到的。《凉州府志备考》征引的文献十分广博，有纪传体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北史》、《周书》、《北齐书》、《魏书》、《宋书》、《梁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金史》、《元史》、《明史》等，有编年体的《献帝起居注》、《明实录》等，有地理方志类的《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明一统志》、《清一统志》、《水经注》、《华阳国志》、《山海经》、《洛阳伽蓝记》、《甘肃省志》、《甘镇志》、《五凉全志》、《乾隆府厅州县志》、《读史方舆纪要》、《三辅决录》、《括地志》、《十六国春秋》、《西域记》等，有典制体的《唐六典》、《唐会要》等，有史学评论专著《史通》，有类书《北堂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等，有姓氏书《姓苑》、《元和姓纂》等，有文集类《李德裕集》、《杜工部集》、《汤潜庵集》等，有图书目录类的《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等，有金石类的《金石萃编》、《关中金石记》、《金石录》、《雍州金石记》、《咸阳金石遗文》等，有科技类的《齐民要术》、《梦溪笔谈》等，有笔记类的《芥隐笔记》、《仁恕堂笔记》、《十驾斋养心录》等，还有《高僧传》、《神僧传》、等传记、《愣严经》等佛经、《太真外传》、《霍小玉传》等小说，以及《全唐文》、《世说新语》、《傅子》、《刀剑录》、《竹林诗话》等其他典籍，据笔者粗略统计，共有189部之多。

3.考证精审

《凉州府志备考》对凉州府的地理山水、政区沿革、物产、古迹、人物等在叙述中，利用文献资料详加考证，力求做到准确无误，体现出考证精审的特点。作为方志，地理山水、政区沿革、山川险要、古迹名胜等无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凉州府备考》中地理卷1为总序，先考证凉州府的地理位置及其名称的由来:“《史记·匈奴列传》正义引《括地志》云:凉、甘、肃、延、沙等州地，本月氏国。”“《地理风俗记》:汉武帝元朔三年，改雍州曰凉州，以其金行，土地寒凉故也。”接着依据《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隋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十道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对凉州府的政区沿革以时间先后为序，详加考证，后又抄录《大清一统志》的凉州府及所属各县的政区沿革表，对凉州府的政区沿革讲得清清楚楚。然后引用《禹贡锥指》考证凉州府的潴野泽，又引用了《读史方舆纪要》对凉州府的政区沿革的考证，最后指出了凉州府重要的地理位置:

《方舆纪要》:“山川险阻，土地沃饶。自汉开河西，姑臧尝为都会。魏晋建制州镇。张轨以后，恒以一隅之地，争逐于群雄间。魏太武焘灭北凉，敕太子晃曰:姑臧城东西二门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余沟渠流于漠中，其间仍(为乃字之误，笔者按)无燥地。《五代史》: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其地宜马，唐置八监，牧马三十万匹，汉班固所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是也。西夏得凉州，故能以其物力侵扰关中，大为宋患，然则凉州不特河西之根本，实秦陇之襟要矣。”

充分体现了张澍考证精审的特点。在《物产》卷中，“肉苁蓉”一条对肉苁蓉进行了多方位的考证:

陶弘景《别录》曰:“肉苁蓉生河西山谷及代郡雁门，五月五日采，阴干。”吴普曰:“生河西山阴地，丛生，二月至八月采。”弘景曰:“代郡雁门属并州，多马处便有之，言是野马精落地所生，似肉，以作羊肉羹，补虚乏极佳，亦可生啖，河南间极多。今第一出陇西，形扁黄，柔润多花而味甘，次出兆国者，形短而少花。巴东建平间亦有而不佳也。”苏恭曰:“此乃论草苁蓉也，陶未见肉者。今人所用，亦草苁蓉，刮去花，代肉苁蓉，功力稍劣。”韩保升曰:“出肃州福禄县沙中，三月四日，掘根长尺余，切取中央好者三四寸，绳穿阴干，八月始好，皮有松子鳞甲。其草苁蓉四月中采，长五六寸至一尺以来，茎圆，紫色。”大明曰:“生教落树下，并土堑上，此即非马交之处，陶说误尔。又有花苁蓉，即暮春抽苗者，力较微尔。”苏颂曰:“今陕西州郡多有之，然不及西羌界中来者肉厚而力紧。旧说是野马遗沥所生，今西人去大木间及土堑垣中多生，乃知自有种类尔，或疑其初生于马沥，后乃滋殖，如茜根生于人血之类是也。五月采取，恐老不堪，故多三月采之。”胡震亨曰:“河西混一之后，今方识其真形，何尝有所谓鳞甲者!盖苁蓉罕得，人多以金莲根用盐盆制而为之，似草苁蓉充之，用者宜审。”嘉谟曰:“今人以嫩松稍盐润，伪为之。”

张澍的考证十分翔实，美中不足是，除陶弘景的记述外，其他人的论述均未能注出出处。再如对“蓆箕草”的考述:

按:李贺《塞上诗》“天远蓆箕愁”。秦韬玉《塞下曲》:“蓆箕风紧马蹄豪。”刘会孟以“蓆箕”为“箕踞”，杨用修亦不知为何物，谓恐是塞上地名，皆误也。汉《五行志》幽王时童谣:“厌弧箕服。”注云:“箕似荻而细。”任昉《述异记》:蓆箕草，一名塞芦，生北方胡地，古诗云:“千里蓆箕愁。”隋薛道衡诗:“天静见旄头，天远蓆箕愁。”王建《箕箕篇》:“单于不敢南牧马，蓆箕遍满天山下。”皆即此草也。邝氏谓即笾箕柴，亦误。今蓆箕草，叶细而修，茎圆如竹，高五六尺或二三尺。秋后刈之，作蓆坚韧，颇耐久，吾凉多有之。

张澍在《养素堂文集》中对武威的一些人物、姓氏、山脉进行过深入的考究，这样的考证文章有:《金日磾为武威人考》、《贾思伯为武威人考》、《李景略为武威人考》、《武威张氏考》、《武威段氏考》、《武威贾氏考》、《武威窦氏考》、《武威孟氏考》、《武威阴氏考》、《武威安氏考》、《武威李氏考》、《武威论氏考》、《祁连山考》等(17)，他的这些研究成果，一一汇入了《凉州府志备考》，从而进一步凸现了其考证谨审的特点。

二、《凉州府志备考》的成就与价值

《凉州府志备考》的编纂取得了很大成就，对我们今天研究武威地区的历史、进行方志编纂以及学术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深得方志编纂之法

如前所述，张澍对如何编纂方志和方志编纂所应把握的关键有一套成熟的见解和看法，他非常赞同杜佑、李吉甫、万斯同等著名学者关于地方志应着重叙述地理山川、政区沿革、山川利害、风土物产等方面的观点。在《凉州府志备考》中，为首4卷便是地理和山水，卷1总叙凉州府的政区沿革及其重要的地理、政治、军事地位，卷2和卷3分述凉州府下辖的武威、镇番、永昌、古浪、平番五县的政区沿革及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卷4则详考凉州府的山水。紧接着是物产卷，分鸟类、兽类、食物类、果木类、用物类、乐器类、神怪类7类，详细叙述凉州府的风土物产。这就凸现了地理山水、政区沿革、山川利害、风土物产在《凉州府志备考》中的重要地位。但张澍对李吉甫等人的观点并不盲从，他在《凉州府志备考》人物卷的《人物序》中指出:“唐李吉甫云:凡作志，宜详地理险要、攻守战取，无庸叙人物而征鬼神。本朝阎若璩守其说，以为征文考献，点缀郡邑志则可。抑固矣。夫正史所载，人尚遗之，若稗官野史、古碣残碑，往往有伟人硕士，足补正史之阙者，此搜采不可不广也。凉州《旧志》漏略实多，予辑二百三十余人以补其缺。”张澍并不反对地方志记载人物，他反对的是那种“纪人物不详行宜，专取他邑尊显者入之，以为荣”的做法。《凉州府志备考》有人物8卷，其编排并未像一般方志那样区分出乡贤，又分出忠、孝、节、义等名目，而是一律按年代先后顺序依次排列，在卷8人物卷之《人物序》中，张澍呈述了这样做的理由:“予是书秖标人物，按时代编次，阅者自知某也贤，某也诈，某也忠，某也佞。或曰:‘若是，则薰莸同器，玉石杂糅，可乎哉?’予曰:‘鸱枭不鸣，要非瑞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丹凤、紫鸾、祥麟、文虎，夫人而知其为祥，此不容掩饰者也，奚事区别为!未可以史例例之也。’”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批评了班固《汉书·古今人表》“以古今人物强立差等”的不当做法，严厉批评一般史书的“皆准《春秋》，专事褒贬”的倾向，他指出:“夫《春秋》以约文见义，若无传释，则善恶难明;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凉州府志备考》叙人物不区分各种名目，一律按年代先后顺序排列，不加任何褒贬的做法，是对郑樵这一修史原则的实践，深得史法。《凉州府志备考》艺文卷收文130余篇，对于此目设立的意义及收文原则，张澍说:“艺文有志，始班固《汉书》，凡经史诸子百家皆在，不专文集也。《隋书》改为《经籍志》，唐、宋仍曰《艺文》，此史例也。后世郡县志亦辑艺文，往往摭拾不尽，遗其鸿篇，仅采风云月露之辞，无关体要，傎矣。吾凉《旧志》颇简陋，予政事之暇，搜罗群书暨金石文字，自汉、魏至元、明、本朝，得一百三十余篇，必注出原书，以朝代为序，不以文体次比。”(18)可以看出，张澍将艺文作为方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收文坚持无遗无滥的原则，也就是收录文章力求全面，同时决不滥收与凉州无关的文章或与凉州历史无关紧要的“风云月露之辞”，此论对方志编纂当有参考价值。

2.纠正了前人的一些讹误

《凉州府志备考》纠正了前代学者的一些讹误，兹举几例。山水卷武威县之“洪池岭”条引用《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说:“洪池岭在武威县东南，凉州之大山也。晋太元初，苻秦、梁熙等伐凉，张天锡遣将掌璩军于洪池，为秦所败。”其中的人物“掌璩”，周鹏飞、段宪文先生在点校时加了个注释，说:“据《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三，‘掌’作‘常’。”显然，周、段二先生认为是张澍引错了。其实，并不是张澍引错了，而是张澍对《读史方舆纪要》的错误进行了纠正，作“掌”是对的。掌璩是敦煌人，张澍在《续敦煌实录》卷3录有掌璩，并以按语的形式进行了考证:“璩为晋兴相，张天锡时为使持节、征东将军，败李俨兵与葵谷。《姓苑》云:‘掌姓出敦煌。’则璩姓掌，审矣。今本《前凉录》作常据，或引作张据，皆非。且其字曰元琰，是名璩也。《氏族略》云:‘前凉遂兴侯掌据’，作据亦误。”山水卷古浪县之“金山”条引《太平寰宇记》:“金山在昌松县南，丽水出焉。”张澍加按语云:“近人咸以为金生丽水，为云南地，不知原在凉州也。”前文述及的物产卷“蓆箕草”条，对前代学者对蓆箕草的错误认识进行了纠正。《凉州府志备考》中的人物卷收入的一些人物如金日磾、周珌、贾思伯、李景略等，张澍对他们的籍贯都进行了考证，认为他们是武威人，指正了前人的不正确看法。张澍的这些考辨订讹工作，体现了他广博的学识和探索求真的学术精神，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3.史料珍贵

张澍凭借自身广博的见闻、丰富的学识以及探索求真、刻苦笔耕的治学精神，广搜博采，编成《凉州府志备考》，为我们提供了凉州府丰富的极为珍贵的史料。《备考》中有的史料来源于人们平常不太注意的佛经和道家著作，故显得弥足珍贵，如山水卷永昌县之“番和山”条引用了《法苑珠林》关于凉州西番和山裂像由来的说法，虽事涉怪诞，于史无证，但无疑是可供参考和研究的珍贵资料。物产卷兽类之“白牛”条引《愣严经》曰:“白牛食雪山肥草，饮雪山清水，其粪微细，可合旃檀。”果木类之“甘松”条按语云:“其味甘，故曰甘松也。《金光明经》谓之苦弥哆哆音扯。”此外，职官卷之“刘子南”录自《神仙感遇传》、人物卷3之“竺佛念”、“宝云”、“智严”、“宏亮”等录自《高僧传》。这些都是张澍披沙拣金得到的珍贵资料。张澍对金石情有独钟，在职官卷和人物卷中从碑刻资料当中辑录了不少曾仕宦凉州和出自凉州府的历史人物，具有补《旧志》之缺的重要价值，此类例证比比皆是，不一一列举。值得一提的是，艺文卷8收录的《西夏天祐民安碑》，俗称西夏碑，是张澍发现的研究西夏历史与文字的稀世之珍，弥足珍贵。另外，据武威市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6年9月校印的《凉州府志备考·前言》:“这部书在古为今用和现实工作方面也有重大的参考价值。1983年6月初，赵紫阳总理访问日本时，日本有人提出:‘有个日本沙门，在明朝曾修过凉州大云寺，中国有无记载?情况如何?’赵总理回国后，即向武威查询，经武威县志办查阅了《凉州府志备考》，在《艺文志》内载有明洪武十六年日本沙门志满重修凉州大云寺的碑记，记述甚详，据以回答了日本朋友的提问。1965年冬，武威专署为了解决与邻县的草原纠纷，特派人去陕西省博物馆抄回《凉州府志备考》一部，根据《府志》历史资料，解决了与邻县多年纠缠不清的老问题，对促进民族团结，发展畜牧生产，起到了一定作用。”

4.体现了作者的慧眼独识

《凉州府志备考》许多地方都体现了作者的慧眼独识，其中最典型的恐怕要数对西夏历史的探索与研究了。张澍认为西夏统治凉州时期，是凉州历史的一个不能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西夏纪年序》中说，“若《凉志》不书其事与年历，是辽、金、宋世天壤之间无凉州也。前凉张轨五世忠晋，故《晋书》列入臣传，而后凉吕光至吕隆、北凉沮渠蒙逊至茂虔、南凉秃发乌孤至傉檀、西凉李暠至李恂皆各有《载记》，独于西夏摈弃而不录之乎?”故此，张澍十分注意搜集西夏历史的资料以及其他学者对西夏历史的研究成果，他在《西夏纪年序》中自我表白说:“《宋史·艺文志》载《西夏国书》四十卷，今不传。而王渔洋《池北偶谈》言某人于王槐野先生书斋见《夏书》，卷袠较《金史》为多。槐野没，不知此书存亡。今时盖久无其本矣。予尝欲撰《夏书》，《以东都事略》，《西夏传》为底本，参以宋、元人文集及说部，采而录之。尚未编纂。洎南游至扬州，闻秦前辈恩复作《夏书》，往谒，请观其稿，则曰:‘止写得单纸零片数百条，未成书也，不足观。’后归家，取稿时补益之，凡六巨束，置书架顶。庚午夏，予携友朋五六辈往城外松涛寺销暑，家人以为废纸，取而尽焚之，徒叹息痛恨而已。故予亦不复作《夏书》。此辑《凉州府志备考》，姑据《宏简录》、《金史》内附载西夏事迹，次为《西夏纪年》二卷，以补前志之阙。”张澍对西夏历史的探究还表现在对《西夏姓氏录》的编纂上。《西夏姓氏录》是张澍《姓氏五书》之一《三史姓氏录》之附录，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被伯希和从张澍后人手中收购带往巴黎，途径北京时拿给罗振玉看，罗氏手自抄录，后刊入《雪堂丛刻》(19)。此外，张澍发现西夏碑是对西夏学的重大贡献。西夏碑被张澍发现，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偶然中又隐藏着必然，这个必然便是他对金石的特殊偏好。嘉庆九年(1804年)秋，他在武威闲居，一天，他和友人郭楷、何承先、张美如同游武威城内大云寺，寺中有一座碑亭，碑前后砖砌封闭，寺僧说不能打开，否则有风雹之灾。强烈的猎奇欲望和对古碑的特别嗜好，促使他极力说服僧人打开，原来是《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正面刻西夏文，背面刻汉文。张澍发西夏碑后，惊喜异常，遂激发了他研究西夏历史的兴趣，先后撰写《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又书西夏碑后》两篇跋尾文章他在《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中兴奋地说:“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于天壤，金石家又增一种奇书矣!”晚年回忆起来仍然津津有味，写下了《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七律四首》(20)，他在《诗》中说:“昔我曾编夏国书，未成而废慨焚如。摩碑今日排尘土，译字何人辨鲁鱼。野里仁荣为作者，曩宵兀卒亦参诸。艺林从此添新录，却笑兰泉箧未储。”作者自注云:“王兰泉侍郎昶纂《金石粹编》，搜罗甚富，亦无此种。”(21)激动、自负之情跃然笔端。西夏碑碑文被张澍珍重地收进了《凉州府志备考》的艺文卷8。张澍对西夏学的贡献，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宁夏大学胡玉冰先生《论张澍的西夏学成就》(22)一文，专门探讨了张澍在西夏学方面的贡献，认为张澍对西夏学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凉州府志备考》中的《西夏纪年》，“记事未有新史料填充，但记事方法主干突出，不枝不蔓，文笔非常流畅”。凉州为西夏重镇，西夏统治时期，是凉州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张澍在《凉州府志备考》中撰写《西夏纪年》，是对历史的尊重，张澍是西北学者中唯一撰写西夏专史的人。二是“张澍的西夏姓氏学研究，是他在史学领域内对西夏研究做出的最突出的贡献”。《西夏姓氏录》“是传世的西夏史籍中唯一一部研究西夏姓氏的专著”。三是《西夏天祐民安碑》的发现。“这通西夏碑的发现，不仅丰富了传统金石学研究的内容，而且对于西夏学研究，尤其是对西夏文字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总之，张澍一生积极参与和编撰了一系列方志，对方志编纂有一套成熟的见解和看法。他重修过《大足县志》、《卢溪县志》，为《屏山县志》、《重修兴文县志》作过序，还代文观涛为《重修南昌县志》、代霍松轩为《鄱阳志》、代赵时为《重修大足县志》作过序。而《续黔书》、《蜀典》、《续敦煌实录》、《凉州府志备考》则是张澍凭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奋私人之力完成的关于贵州、四川、凉州府、敦煌等地的地方志。这四部方志各有其自身的特色和价值，受到后人的好评。其中最晚成书的《凉州府志备考》，更是张澍晚年凝聚毕生学识和水平的鼎力之作，堪称方志中的上乘佳品。张澍对方志编撰付出了巨大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注释】

(1)伏俊连《说张澍的〈续黔书〉》，载《社科纵横》1996年第6期。

(2)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475页。

(3)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475页。

(4)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475页。

(5)以上所引均见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476页。

(6)《养素堂文集》卷5。

(7)《养素堂文集》卷5《重修泸溪县志序》。

(8)《养素堂文集》卷5《代赵及葊重修大足县志序》。

(9)《养素堂文集》卷5《重修大足县志序》。

(10)郭鸿厚修，陈习删纂(民国)《大足县志》卷首《县志经过》，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346页。

(11)见道光甲午年春安怀堂版《蜀典》。

(12)杨得质《蜀典序》，见道光甲午年春安怀堂版《蜀典》。

(13)郭鸿厚修，陈习删纂(民国)《大足县志》卷8《文征上》，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572页。

(14)谭其骧《清人文集》之《地理类汇编》第三册之《蜀典》跋，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页。

(15)吴枫主编《简明中国古籍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886页。

(16)《张澍与〈蜀典〉》，载《巴蜀史志》2007年第2期。

(17)均见《张介侯所著书》第6册。

(18)《凉州府志备考·艺文序》。

(19)伯希和所购为张澍《西夏姓氏录》稿本之一种，西安碑林博物馆亦藏有两种稿本。

(20)关于西夏碑发现的时间和地点，文和诗记载互异。文说是嘉庆甲子年，即嘉庆九年(1804年)，诗序说是庚午年秋，即嘉庆十五年(1810年)秋。经考证，西夏碑发现的时间应是嘉庆甲子年(1804年)，地点是大云寺而非清应寺，《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七律四首》是张澍晚年的回忆之作，而不是作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详细情况见本书《张澍发现西夏碑相关问题的再探讨》。

(21)《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见《养素堂文集》卷19。《诗》见《养素堂诗集》卷10。《又书西夏碑后》见《张介侯所著书》第6册。

(22)文见《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