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酉堂丛书》与张澍的辑佚学成就_清朝张澍

《二酉堂丛书》与张澍的辑佚学成就_清朝张澍

第三节　《二酉堂丛书》与张澍的辑佚学成就

《二酉堂丛书》是张澍辑佚古书的汇编(56)，是他于道光元年(1821年)丁父丧侨居西安期间自己出资刊刻的。之所以以二酉堂名书，是由于他将自己的书室命名为二酉堂的缘故。二酉堂之名取自二酉山。二酉山坐落在今湖南省沅陵县城西北15千米处的二酉苗族乡乌宿村，因酉水和酉溪在此汇合而得名，山梁起伏，状如书页，所以又称万卷岩。相传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朝廷博士官伏胜冒着生命危险，从咸阳偷运出书简千余卷，辗转跋涉，藏于二酉洞中，使先秦文化典籍得以流传后世。成语“学富五车，书通二酉”出于此。以二酉堂名书，反映出张澍对自己所刻《丛书》的珍重。但张澍的辑佚学成就并不仅仅体现在《二酉堂丛书》上。从总体上看，张澍在辑佚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取得了很高成就，现分述如下。

一、张澍辑佚学的特点

张澍在辑佚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辑佚的古书中大部分是自己乡邦关陇地区的古代已佚典籍。张澍出生于凉州府武威县，晚年侨居西安。他通过广闻博览，敏锐地觉察到关陇地区曾经有着辉煌的历史，对中国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就文化学术而言，群星璀璨，名家辈出，但宋元以后开始衰落，明清以降则更甚。因此，他怀着对故乡的眷恋与热爱，以极大的热情辑佚了一系列关陇地区古代作家已佚的重要典籍，以再现过去的辉煌，表彰先贤，激励后学。他在《五凉旧闻序》中说:(www.guayunfan.com)凉州为金天奥区。自汉武开辟，刺史宣化，名贤鹊起。洎五代割据，张氏四世忠晋，多士翳荟，郁若邓林，往籍可按已。隋唐之际，尚多伟人，洎宋元，则荒伧已甚。……(57)

他在《二酉堂丛书序》中说:

往予主讲兰山书院，谭艺之余，锐心文献，纂《五凉旧闻》四十卷，网罗放失，颇资考证。因慨前贤著述，日就烟沉，乃搜罗关陇作者，肇周、秦、汉，洎于隋唐，凡得二十四种。即籍非乡邦，其书阙佚，世所鲜传，亦为摭捃，凡得十二种。辄以闻，疏通演释。……

《二酉堂丛书》目录所列图书共36种，其中有15种注明嗣刻或另刻专集，实收书21种，在这21种当中，关陇学人的著述或有关关陇地区的著述有:

《三辅决录》2卷，汉赵岐撰，晋挚虞注。

《皇甫司农集》1卷，汉皇甫规撰。

《张太常集》1卷，汉张奂撰。

《段太尉集》1卷，汉段颎撰。

《周生烈子》1卷，魏周生烈撰。

《汉皇德传》1卷，汉侯瑾撰。

《三秦记》1卷。

《三辅旧事》1卷。

《三辅故事》1卷。

《十三州志》1卷，后魏阚骃撰。

《凉州记》1卷，北凉段龟龙撰。

《凉州异物志》1卷。

《西河记》1卷，晋喻归撰。

《沙州记》1卷附录1卷，刘宋段国撰。

《西河旧事》1卷。

《阴常侍集》1卷，陈阴铿撰。

《李尚书集》1卷，唐李益撰。

共计17种，占到了全书的约81%。

2.辑佚古书与姓氏研究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姓氏研究是张澍毕生从事的一项活动，他编纂的《姓氏五书》，其好友清代著名学者钱仪吉称赞为“绝学”，说张澍编纂此书“弱冠从事，皓首成书”。中国古代记载和研究姓氏的书源远流长，异常丰富，但散佚失传的也非常多。收入《二酉堂丛书》的《世本》和《风俗通姓氏篇》就是两部与姓氏有关的对姓氏研究非常重要的典籍。张澍敏锐地觉察到《世本》不仅是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典籍，而且也是较早研究姓氏的重要典籍之一，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他说:“若孙卿《血脉》，子云《家牒》，薛宗《宗图》，幼安姓氏之歌，《潜夫》姓氏之志，仲远姓氏之篇，挚虞族姓之记，杜预世族之书，承天《姓苑》之譔，贾家之《要状》、《英贤》，王俭之《百家集谱》(58)，皆因袭此书，非同创造也。”(59)应劭的《风俗通姓氏篇》是东汉研究姓氏的一部重要典籍，“虽有附会，大致典确”(60)。可惜后来均散佚。由于这两部书对姓氏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故张澍多方搜寻辑佚，使搜集的佚文尽可能全面。张澍辑佚的《世本》、《风俗通姓氏篇》对研究中国姓氏的渊源、发展变化以及中国古代史都具有重要价值，受到后人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反过来，他对这两部书的辑佚为他的姓氏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张澍的姓氏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史料搜集的基础之上，故而他的姓氏研究在精确性和准确性方面超越了前人，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

3.辑佚的文献中突出了地理志和方志。辑入《二酉堂丛书》中的古代典籍，地理志和方志占有很大比重，这是张澍古书辑佚的又一重要特色。《二酉堂丛书》中的阚骃《十三州志》是一部全国性的地理志。汉武帝为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划分全国为十三个监察区，每年派刺史分区监察地方，后来监察区逐渐演变成了中央之下的一级行政区——州。到东汉末，全国共有十三个州，即司隶州、荆州、冀州、并州、兖州、幽州、徐州、青州、扬州、益州、凉州、交州。阚骃生活于北凉时期，北魏灭北凉后入北魏为官。处在分裂时期的阚骃，以东汉末的行政区划为据，分州叙述中国的地理，故名《十三州志》。《三秦记》是记载陕西地区都邑、宫室、苑囿的地理志。《三辅决录》是记载古长安地区人物的人物传记。《三辅故事》、《三辅旧事》是记载古代长安地区历史、地理的地方志性质的典籍。《凉州异物志》、《西河记》、《凉州记》、《西河旧事》是记载河西地区的地方志。《沙州记》是记载古吐谷浑国的地理志。这些地理志和地方志加起来共有十部之多，充分体现了张澍在辑佚中重视地理、方志典籍的特点。

4.辑佚活动体现了对所仕宦之地文化的关心和研究。《二酉堂丛书》中《蔡邕月令章句》一下八种典籍被列为嗣刻图书，其中的《郭舍人尔雅注》、《蜀才易注》、《谯周五经然否论》被刻入了《蜀典》。张澍一生的仕宦之地有三个地方，贵州、四川、江西。他每到一地，都十分关心和研究当地的历史、民俗和文化。四川是张澍仕宦时间最长的一个地区，他编撰的《蜀典》、《大足金石录》、《大足县志》等反映了他对四川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成果。《蜀典》中的卷10《著作类》上、下，是对四川地区古代作家作品的辑佚，而《郭舍人尔雅注》、《蜀才易注》、《谯周五经然否论》是其中分量最重的三部，阐微显幽，发前人所未发，是张澍研究四川地区古代历史的重要成果，对研究四川古代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5.通过辑佚，还对中国古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记载和研究的国家。早在先秦时期，学者们便开始了对古代历史的探讨和研究。《世本》一书企图博古通今，贯通远古到春秋时期的历史，着意反映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汉书·艺文志》著录:“《世本》，十五篇。”并自注云:“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唐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云:“楚汉之际，有好事者，录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终乎秦末，号曰《世本》，十五篇。”张澍考证认为:“系秦汉以前书”，“刘恕《通鉴外纪》以为，经秦汉，儒者改易。斯为确论”(61)。《世本》是一部研究远古历史的非常重要的史书，南宋时已不传，张澍辑入了《二酉堂丛书》。《帝王世纪》是西晋皇甫谧所纂的一部对研究远古历史非常重要的典籍，可惜已亡佚，《二酉堂丛书》列为嗣刻图书，其稿本之一被伯希和劫往巴黎，上海图书馆藏有定稿本一部(62)。张澍《帝王世纪序》写道:“皇甫氏胡为而有《帝王世纪》之作也?曰:以补司马迁之缺漏也。夫太史公之缺漏，唐司马贞、宋刘恕咸补之，渠其不知有皇甫之书耶?曰:直以意之尔。予观皇甫之邃于经如孔安国，故其书往往本于《古文尚书》;熟于纬如郑康成，其说祥符则本于《书中侯》;其精于历法如刘子俊，故作年代历，与此书相附以行;其谙于地理如裴季彦，故于都邑考核尤详。而后之人，往往摭其失而抵之，彼盖不知皇甫氏之所据而以己之所见为据而议之也，抑妄矣。夫广读武帝所借之十车，岂浅见闻者向壁虚造妄为著述哉!”所以他“既惜其书之不传，而断章残句时见于他书所引，则裒而辑之，而复注之，且必以皇甫氏以前所有之书注之，若年代地理，古书有不具者，不得已以后世之书证之，要以合乎当时著述之意耳”(63)。另外，张澍还撰有《三古人苑》，虽非辑佚的古书，但它是从各种古代典籍中辑录汇编而成，是用辑佚的方法写成的。张澍对《世本》、《史记》、《帝王世纪》、《古文尚书》、《纬书》等典籍所记载的古史内容深信不疑，他慨叹“三古之世尘邈矣，而其人亦溟漠”，《世本》的记载尚有“逸阙”，“窃念列国族姓，备于《春秋》，而幽、平以前，略不多见。乃自羲、皞下讫共和，刺取经史传记中古人之姓氏，附以事迹，都为一书，名曰《三古人苑》。三古者何?《礼》疏曰:上古炎黄，中古尧舜，下古周文武也(64)。事迹章灼者，概从节略，其属幽异，载焉为详，或有误繆，亦加订正，贤否不遗，贵贱胥录。匪等玉石杂糅，庶觊观听炯鉴。虽名字不列于正史，诞降或沦于恢奇，亦编之翰简，所以存昔人之形貌，拓曲士之胸怀云尔。有晋陶潜，读书不求甚解，而作《圣贤群辅录》，余之为是书也，亦犹是意也夫!”(65)将张澍所辑《世本》、《帝王世纪》、《三古人苑》三书合而观之，其通过辑佚探究中国古史的意图显而易见。

需要指出的是，从春秋战国时起，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就已经觉醒，开始了对古代历史的探寻和研究，《尚书》、《左传》、《世本》、《竹书纪年》的编撰便是这一时期古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汉代司马迁的《史记》起自黄帝，以《五帝本纪》为开篇。其时，遭秦火之后，五帝时期的历史，当时的学者已难以说清楚，司马迁通过实地调查和深入研究，写出了《五帝本纪》，他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俗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阙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西晋时期的皇甫谧撰《帝王世纪》，从三皇时代写起，比起《史记》来，五帝之前有多了一个三皇时代。皇甫谧之说并非凭空杜撰，他编撰《帝王世纪》有两个方面的基础，一是纬书，一是出土文献。关于纬书，现代许多学者认为是汉人编造的，内容荒诞不经，其实并非公论。钟肇鹏《谶纬论略》(66)指出，纬书中包含有在当时来说非常先进的科技知识;姜忠奎《纬史论微》对纬书的产生、流传及其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67)，认为渊源甚古，并非始于汉代。纬书当中有许多关于远古历史的记载，这些当是汉代汇集的关于远古历史的民间传说。汉代兴起后，废除了秦朝的“携书之律”，广求逸书，大量书籍发现于民间，甚至有众多古书出土，所谓“屋壁山岩，往往间出”(68)。从汉至晋，最重要的出土恐怕要数汉武帝末年出自孔壁的古文书以及西晋太康二年(281年)不准盗挖魏襄王墓所得的竹简文书了。这些古文书的出土，对古史及古文化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此大背景下产生的皇甫谧《帝王世纪》，其中关于远古历史的记载肯定是有根据的，而不是任意编造的。可惜的是，《世本》、《竹书纪年》、《帝王世纪》均已失传。张澍辑佚《世本》、《帝王世纪》，辑录《三古人苑》，其目的是对中国的古史进行探讨和研究，体现出他信而好古的思想倾向。然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彻底颠覆了自春秋战国以至西晋时期建立起来的古史系统，认为:“记载上古史的先秦秦汉传世文献大多不可靠，因而由这些不可靠的文献史料所建立起来的上古史也是不可靠的。”(69)古史辨派的贡献，专家已多有论述，毋庸赘述，但从学术的角度看，事实证明，古史辨派疑古过勇，在古书辨伪方面搞了许多冤假错案，而依据对记载上古史传世文献的错误判断而得出的关于上古史的结论，自然是不可靠的。站在现今学术真正回归学术的时代大背景下，当我们审视张澍辑佚《世本》、《帝王世纪》，辑录《三古人苑》的活动时，又发现了其价值。

二、张澍在辑佚学方面的成就

张澍在辑佚学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张澍辑佚古书的目的之一是力图最大限度地全面搜集已佚古书的内容，尽可能恢复古书原貌。他在体例方面精心组织，探索出了一条较好的方法。张澍辑佚古书首先考证其流传、散佚及价值，并说明辑佚此书的目的，以序的形式置于篇首，有些重要的典籍如《世本》还有后序，《帝王世纪》还有《考证》，进一步考证作者及价值。其次，有些书还从史书录有作者的传记，使读者对所辑书的作者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如《十三州志》录有《魏书·阚骃传》，《续敦煌实录》录有《魏书·刘昺传》，《三辅决录》录有《后汉书·赵岐传》、《晋书·挚虞传》，《诸葛忠武侯集》录有《三国志·诸葛亮传》。第三，在内容的编排方面，或按类编排，或按时间先后编排，或按原书结构排列，或按音韵排列，从而使所辑之书条理分明，力图使之成为一部有思想、有系统的著作。“已佚之书，其文散见各处，片言只语，前后无序，若只是将它们搜集在一处而不加以编排条理，那它们只能是一堆散乱的材料，而不是一部有思想有系统的著作。张氏所辑《十三州志》，根据各条佚文内容，依前人地理书的体例，将佚文分类分区排列。职官一类排在最前，其后按地域分为西域、河陇、关中、河南、河北、辽东、江淮、荆楚、岭南。经过这样的编排，既使原本散乱的资料有了体系，显示出更高的史料价值，又使这部辑佚之作尽量体现原书作者的旨意，接近它的本来面目。通观全书，虽无篇章以为纲纪，然脉理清晰，井然有序”(70)。《子夏易传》依据通行本《周易》以上下经的次序，分为上下两篇，内容也依据通行本六十四卦的次序排列，使得《子夏易传》散见于各书的片言只语成为一部有系统、有次序的可读之书。《风俗通姓氏篇》以韵隶氏，按清代人们非常熟悉的韵母，像字典模样，将各个姓氏依次排列，线索非常清楚。“以韵母隶氏，这是音韵学发展成熟的宋元时期的产物，东汉时期的应劭是不大可能采用以韵类篇的方法来著书立说的”(71)。张澍在辑佚《风俗通姓氏篇》的过程中，以韵隶氏，依次排列，应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再创造，通过这种再创造，使得更加便于后人对本书的阅读、学习和利用。第四，在正文之后附以按语，对正文进行分析考辨。王晶波先生指出:“张氏辑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在佚文之后加注自己的按语，按语或引前人论述，或补充说明，或分析考辨。例如所辑:‘大夏县西有故金纽城，去县四十里，本都尉治’(《水经注》卷二)条，张氏按云:‘《前凉录》张骏十八年，分武始、晋兴、广武置大夏郡及县，取县大夏，水为名。《水经注》:滥水西北流，注于洮水，洮水右全二水，左会大夏川水，水出西山，二源合舍而乱流，经金纽城南。《寰宇记》:有金剑故城，一号金柳城。疑金柳即金纽也。’这一段按语，引《前凉录》说明大夏县的来历，引《水经注》、《寰宇记》考析金纽所在及其与金柳的关系，这样更加有助于读者对这一条佚文的全面了解。综合全书看，张氏对所辑文字加注按语，不仅使佚文所体现的意义更全面、完整，而且也使他的工作超越了一般辑佚的范围，有了考证研究的性质。”(72)不独《十三州志》是这样，张澍辑佚的所有典籍都具有这一特点。如《三辅决录》“韦彪为巴郡太守，父老，归供养。父嗜饼，从至，亲立车下自进之”条，张澍按语云:“《太平御览》引作《三辅旧事》，其文是《三辅决录》，今补入。又按《东观汉纪》:萧彪字伯文，京兆杜林人，累官巴郡太守。父老，乞供养。父有宾客，辄立屏风后，应受使命。父嗜饼，每自买进之。据此是萧彪，《御览》引作韦彪，误。”张澍通过按语，对此条佚文进行了考证，认为是《三辅决录》佚文而予以收录，还指出了《太平御览》的错误。再如《世本·居篇》“涿鹿在彭城，黄帝都之(《太平御览》)”条同时辑有宋衷之注:“宋衷云:涿鹿在彭城南(《后汉书注》)。”按语云:“《太平御览》又引《世本》云:今上谷郡北自有彭城，非宋彭城也。当系仲子注文。《路史》引云:涿鹿在彭城东，有阪泉。宋注‘南’字误。《魏土地记》云:济城东南六十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则《世本》之言信矣。”张澍的按语引《路史》、《魏土地记》等书的记载，不仅考证《太平御览》、宋衷注的讹误，还疏通证明，使读者对此条佚文的内涵有了更加深入和切实的理解。第五，张澍辑佚，以文义贯通为准则，灵活变通，不拘泥于格式。已佚之书，片言只语，各处散见，史注所引，不免删割分合，随文立解，有的地方直接引用，有的地方则间接引用。如果直接辑录，则难免截断文义，读者读之，有时如坠五里云雾，东西难辨。张澍辑佚，根据每句话上下文义，连缀增补，使其意义完整，前后贯通。如:“《水经注》卷一九:‘石桥水迳郑城西，水上有桥，桥虽崩褫，旧迹犹存，东去郑城十里，故世以桥名水也。而北流注于渭。阚骃谓之新郑水。’张氏辑作:‘新郑水迳郑城西，水上有桥，东去郑城十里，北流注于渭。’有按语:‘《水经注》云桥水北流注于渭，阚骃谓之新郑水。今以意补。’增补的结果，既使文意前后贯通完整，又不与阚骃原意违背;其在按语中的说明，又使读者了解了《水经注》原引佚文。与张澍不同，王谟此条，只辑录了‘新郑水’三字，就显得令人费解而无意义了。”(73)

2.张澍涉猎广泛、博闻强识，搜集佚文不遗余力，力求全面，使得他辑佚的古书能够卓然高出他人所辑，为后人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已佚之书，其内容散见于他书所引，要将这些散见各处的佚文摘录、汇集起来，尽可能的恢复古书的旧貌，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佚文搜集得越全，就越接近古书的原貌，他要求辑佚者不仅要有广闻博记的能力，还需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张澍广闻博览，具有极强的记忆力，再加上他的勤奋嗜学，使得他具备了十分广博的学识，得到当世和后世学者的一致赞扬，其好友钱仪吉说:“其《诗小序翼》蒐采极博。”(74)李慈铭说:“其学极博洽而未有家法，好刺新奇，其文之病亦在此，然渊雅实不可及也。”(75)张澍辑佚的古书如《世本》、《三辅决录》、《三辅旧事》、《三辅故事》、《风俗通姓氏篇》、《诸葛忠武侯集》、《子夏易传》、《十三州志》等，都广搜博采，内容比较全面，受到后世的高度重视。王晶波先生在比较了《十三州志》的清人王谟辑本、张澍辑本、王仁俊辑本、叶昌炽辑本后指出，张澍辑本具有“取材广泛，搜罗全面”的特点，说:“除去《水经注》、《汉书·注》、《太平御览》等大量引用《十三州志》佚文的各种史籍，张澍还从《颜氏家训》、《长安志》、《古诗纪》等书中广泛搜求，辑出王谟遗漏未辑的数条佚文。在辑录中，凡属各书直接引用的《十三州志》佚文，无论短长，都一概收录;对史籍提到而未直接引用的佚文，亦根据上下文意辑出”，“张澍《十三州志》辑本虽较王谟辑本晚出，但一经刊行，便获广泛好评，影响亦超出王谟辑本”，张澍辑本“是《十三州志》诸辑本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76)。漆子扬先生评价《风俗通姓氏篇》说:“张澍的《姓氏篇》辑本可以说是诸本中学术价值最高的一种。其特点是释文翔实完备，每氏皆加按注，订正释文不足，辩证释文失误，史料丰富。”(77)《诸葛忠武侯集》由《文集》、《遗事篇》、《用人篇》、《制作篇》、《遗迹篇》构成，还有附录两卷，搜集诸葛亮《文集》及其用人、制作、遗事、遗迹等内容不遗余力，其中的《遗迹篇》征引的文献达119部之多，用广征博引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从而卓然超出明清其他学者所辑，成为最流行的本子。1960年8月，中华书局对张澍《诸葛忠武侯集》进行整理校点，并以《诸葛亮集》为书名出版。

3.张澍辑佚古书是有选择性的，张澍辑佚的古书一般都是具有重要历史影响和价值的，能够发现这种价值，其本身就体现了辑佚者的慧眼和独识，同时这种慧眼独识还体现在他对古书佚文的搜集和发掘方面，能够发前人所未发，见前人所未见。例如《世本》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世学者非常重视。张澍指出:“司马迁为《史记》，既效《周谱》，实依《世本》;《大戴礼》纪帝德，虽次帝系，亦原《世本》;韦昭注《国语》根氐以考其流;士安作《世纪》，采择以溯其源。”(78)他还指出，《世本》在谱牒以及姓氏研究方面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对于《世本》的作者，他认为“要之，系秦汉以前书，中垒(79)、孟坚以为出古史官者近之”(80)。他还辩驳了对于《世本》作者的一些不正确的说法:“而或以为刘向所纂，何以腐迁先采其言?或又以为宋衷所编，不知仲子实广其注。故刘煦以为经秦汉，儒者改易(81)，斯为确论。傅巽乃谓秦汉好事者所作，未为知言矣。”(82)“班彪以为十五篇，刘向《叙录·中秘书》以十五篇为二卷，《索引》亦以为十五篇，《隋经籍志》因之云，《世本王侯大夫谱》二卷，刘向纂。纂云者，纂集之，非作也。观更生自言为古史官所记可知矣。《隋志》又有《世本》四卷，宋衷纂。衷盖注而广之也。《王侯大夫谱》云:赵孝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迁。是作者犹值孝王迁时，且司马迁已采用，岂刘、宋二人所作乎?”(83)张澍的这些观点和看法，现在看来，大致是正确的。《世本》至南宋已不传，由于具有重要价值，故后人纷纷予以辑佚。第一个辑佚世本的是南宋的高似孙，清代学者当中除张澍外，钱大昭、王谟、孙冯翼、陈其荣、洪饴孙、秦嘉谟、雷学淇、茆泮林、王梓材等皆有辑佚﹐钱大昭、洪饴孙两家今已不存，其余8人的辑本，1957年商务印书馆汇印为《世本八种》传世。《十三州志》是一部已佚的全国性地理志，张澍指陈其价值云:“《史通》杂述篇云:‘郡书如常璩之详审，刘昺之该博，能传不朽，见称来裔。又云:地理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阚骃所书，殚于四国。’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颜师古《汉书·地理志注》多引之。其言曰:‘中古以来，言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或撰述方志，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坿会，颇失其真，今并不录。’独有取于阚氏，可知其书之精审。所惜散佚不传，他书所引者亦复聊聊。余搜集传注，都为一卷，断珪碎璧，弥觉可贵云。”(84)张澍的这种看法得到学界的认同。《十三州志》除张澍所辑外，王谟、王仁俊、叶昌炽均有辑佚，朱祖延《汉魏佚书考》收有《十三州志》(85)，主要依据张澍所辑，删其谬误，补其遗漏。王晶波先生《二酉堂丛书史地六种》对《十三州志》在前人基础上又进行了精心的校点和增补(86)。这些正是学界看好《十三州志》价值之表现。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国的丞相，刘备死后辅佐少帝刘禅，以西南一隅之地与魏、吴抗衡，鼎足而立。诸葛亮身上集中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忠诚、公正等重要精神，他去世后不久，便掀起了一股诸葛亮热。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了诸葛亮文化现象。然而，作为研究诸葛亮第一手资料的陈寿所编《诸葛亮集》散佚失传，明清以来先后有王士骐、杨树伟、朱璘、张鹏翮等进行辑佚，但张澍均不满意，遂蓄十年之志，辑录完成了《诸葛忠武侯集》。《诸葛忠武侯集》以《诸葛忠武侯文集》为中心，第二卷《遗事篇》、第三卷《用人篇》、第四卷《制作篇》、第五卷《遗迹篇》以及两卷附录为辅翼，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诸葛亮的生平事迹以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和后人对诸葛亮的评价，对辑佚《诸葛亮集》、研究诸葛亮以及诸葛亮文化现象做出了重大贡献，卓然高出他人所辑，堪称辑佚学的典范之作。张澍敏锐地觉察到关陇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有着辉煌的过去，特别是河西，又是自己的家乡，故在辑佚关陇文献方面不遗余力。他所辑录的《帝王世纪》、《三辅决录》、《三辅旧事》、《三辅故事》、《三秦记》、《西河记》、《凉州记》、《沙州记》、《西河旧事》、《周生烈子》、《段太尉集》、《阴常侍集》、《皇甫司农集》、《张太常集》、《李尚书集》等都是重要而珍贵的文献。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县境内)的皇甫家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人才辈出。张澍《二酉堂丛书》有《皇甫司农集》，是对皇甫规所著《皇甫规集》的辑佚，《帝王世纪》是对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的辑佚。现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个地方开始注重和挖掘本地的文化资源，皇甫规作为东汉末的著名人物、皇甫谧作为陇上文化巨匠，受到甘肃和宁夏的高度重视，故而张澍辑录的《皇甫司农集》、《帝王世纪》无疑是研究皇甫规、皇甫谧的重要资料。《三辅决录》由于有重要的价值被收入陕西通志馆《关中丛书》、《续修四库全书》。《三辅故事》、《三辅旧事》被收入《丛书集成初编》。2006年，《三辅决录》、《三辅故事》、《三辅旧事》被陈晓捷校点后，收入《长安史地丛刊》，由三秦出版社出版，说明这三部书是有重要价值的。《三秦记》、《西河记》、《凉州记》、《沙州记》、《西河旧事》、《周生烈子》、《阴常侍集》、《张太常集》、《李尚书集》由于其重要价值，均被收入《丛书集成初编》。这几部书虽然内容少，篇幅短，但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赵俪生先生评价《二酉堂丛书》的关陇学人著述说:“所有这些书，全由辑佚而来。材料来源，不外类书，兼及由唐、宋及其以前经史注文中摘录来的断句。一斑一点，一鳞一爪，自不如全龙豹之解决问题;然龙豹固已不可得，而竹头木屑，又每为营建者之所急需。”(87)《续敦煌实录》虽不是辑佚的古书，但他是由辑佚刘昺《敦煌实录》而引发辑录的，是张澍从各种古代典籍当中辑录而成的，专述敦煌古代历史人物。清代的敦煌，辉煌早已成为过去，由于深处西北内陆，显得闭塞而落后。但张澍通过博览群书，发现敦煌是一块被灰尘蒙蔽的“夜光之璧”，《续敦煌实录》的辑录，试图拂去“夜光之璧”上的灰尘，再现敦煌昔日的辉煌。然而，张澍的见识超越了他那个时代，当时像他那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实在太少，从而使他的这一努力与他对大足石刻的发现一样，在他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未引起人们的共鸣，直至1899年敦煌文书的发现。而《续敦煌实录》的稿本之一被敦煌文书的劫掠者伯希和带往巴黎的事件，说明张澍这位研究敦煌的第一人与敦煌确真有着不解之缘。在当今敦煌学迅猛发展的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续敦煌实录》的时候，怎能不为张澍的远见卓识所折服?有人说，发现一条史料，等于发现一颗星星，这话虽有些过头，但他说明了史料之珍贵和史料发现之难。张澍披沙拣金，广搜博采而成的这些典籍，其过程，无不体现着辑佚者的慧眼独识。

总之，张澍在辑佚学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取得了很高成就。他辑佚汇编而成的《二酉堂丛书》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受到后世的高度评价。马国翰与张澍同时但年岁较轻，曾经向张澍请教，《张介侯所著书》第六册的《答马竹吾明府书》就是与马国翰探讨经学问题的。马国翰也是一位对辑佚古书十分痴迷的学者，他辑有《玉函山房辑佚书》，该丛书很受《二酉堂丛书》的影响，其中的《子夏易传》就是在《二酉堂丛书》本《子夏易传》的基础上订正增补而成。就其内容看，辑本上维持了张氏《子夏易传》的框架和面貌，但在对《子夏易传》的作者以及《隋书》等典籍著录的《子夏易传》与传世本《子夏易传》的关系的考证方面，超越了张澍，推动了对《子夏易传》研究的深入。张澍的辑佚活动对鲁迅先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曾受到启发编辑《会稽郡故书杂集》，他自己说:“幼时，尝见武威张澍所辑书，于凉土文献，撰集甚众，笃恭乡里，尚此之谓。而会稽故籍，零落至今，未闻后贤为之纲纪，乃创就所见书传，刺取遗篇，累为一帙。”(88)周作人回忆说，鲁迅少年时喜欢抄书，但品类颇杂，“不知道在戊戌以前的哪一年，买到了一部《二酉堂丛书》，其中全是古逸书的辑本，有古史传，地方志，乡贤遗集，自此抄书更有了方向，后来《古小说钩沉》与《会稽郡故书杂集》就由此出发以至成功，虞喜、谢沈等人的遗文则尚未能成就”(89)。正是由于从小阅读，鲁迅对《二酉堂丛书》非常熟悉，在研究工作中随时查阅使用，他在《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中写道:“(李)益当时大有诗名，而今遗迹苓落，清张澍曾裒辑为一卷，刻《二酉堂丛书》中，前有事辑，收罗李事甚备。”(90)向达先生《西征小记》评价说:“先生一生于关陇文献，网罗放失不遗余力。生平著作等身，其《二酉堂丛书》，藏书家几于家喻户晓。”(91)正是由于《二酉堂丛书》有如此高的知名度，有些学者遂以“二酉堂”来指代张澍本人，如梁启超先生评价陇上英才冯国瑞说:“此才在今日，求诸中原，亦不可多觏。百年以来，甘、凉学者，武威张氏二酉堂之外，殆未或能先也。”(92)由于评论者所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二酉堂丛书》的评价也有不同，李慈铭作为一名读者，自然要从书的完整性和可读性方面进行评价，他读了《二酉堂丛书》后有如下感受:“其《世本》五卷、《三辅决录》二卷、《风俗通姓氏篇》、《十三州志》俱有可观，《司马法》佚文、《子夏易传》亦足备一家，《三辅旧事》、《凉州异物志》、阴铿、李益诗集，亦尚能成书，余如皇甫规、张奂、《周生烈子》、侯瑾《汉皇德纪》、《凉州记》、《沙州记》、《西河旧事》、《西河记》诸书，皆寥寥不足见梗概。”(93)而作为史学家则会从史料价值的角度来衡量，赵俪生先生读后的感觉和李慈铭就很不一样:“读此丛书，宛如近世纪历一场浩劫之后，收拾残箧，发现若干张往年成套、今已散乱之零乱卡片。对此一堆卡片，弃之心痛，存之自有可以使用之时候与场合。故有心人自会知晓对《丛书》之珍重也。”(94)

最后还需特别指出，张澍一生笔耕不辍，在学问上精益求精。《二酉堂丛书》中的《世本》、《三辅决录》、《风俗通姓氏篇》、《十三州志》四部重要典籍并非最后定稿本，晚年定居西安期间，还在不断地补充和完善。1976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以《张介侯所著书》为书名影印的“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张澍未刊稿本中，收有以上四部典籍。两相对照，发现张澍晚年稿本在《二酉堂丛书》本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补充和完善，一是调整次序，二是订正讹误，最重要的方面还是补充内容。另外，李鼎文先生1985年6月点校出版的《续敦煌实录》依据的是陕西碑林博物馆所藏的五卷本，其实五卷本也不是最后定稿本，《张介侯所著书》第十七册收有《续敦煌实录》第四卷，两相对照，后者比前者新增人物22人。《张介侯所著书》的出版对张澍研究以及清代学术、社会状况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

【注释】

(1)《三国志》卷47《吴主权传》。

(2)《三国志》卷47《吴主权传》。

(3)《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4)《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5)《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6)《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7)《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8)《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9)张澍《编辑诸葛忠武侯文集自序》，见《诸葛亮集》，中华书局1960年1版，第13页。

(10)《编辑诸葛忠武侯文集自序》。

(11)沈学诗《诸葛忠武故事补遗》，转引自冯国瑞《张介侯先生年谱》。

(12)沈学诗《诸葛忠武故事补遗》，转引自冯国瑞《张介侯先生年谱》。

(13)赵俪生《张澍的生平及其著述》，见《赵俪生文集》第四卷，第418页。

(14)诗句见张澍《养素堂诗集》卷21《赠俞理初(正燮)孝廉》。

(15)《养素堂文集》卷23。

(16)《养素堂文集》卷27。

(17)《养素堂文集》卷21。

(18)《养素堂文集》卷16。

(19)沈学诗《诸葛忠武故事补遗》，转引自冯国瑞《张介侯先生年谱》。

(20)冯国瑞《张介侯先生年谱》。

(21)《张介侯所著书》第15册第5241页。

(22)见《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3)请参见赵俪生《张澍的生平及其著述》，见《赵俪生文集》第四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李鼎文校点的《续敦煌实录·校点说明》。张永明《敦煌学的先驱者——张澍》，载《甘肃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

(24)张永明《敦煌学的先驱者——张澍》，载《甘肃社会科学》1989第6期。

(25)汪受宽《实录史体起源于〈敦煌实录〉说》，载《史学史研究》1996第3期。

(26)岳纯之《说〈敦煌实录〉》，载《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27)钱仪吉《养素堂诗集序》。

(28)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846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29)王重民《阅张介侯先生遗稿记》，见李鼎文校点《续敦煌实录·附录》。

(30)张澍著，李鼎文校点《续敦煌实录》卷1《张奂传》，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1)《续敦煌实录》卷3《谢艾传》。

(32)《续敦煌实录》卷4《宋配传》。

(33)《续敦煌实录》卷4《令狐整传》。

(34)《续敦煌实录》卷1《张谘传》

(35)《续敦煌实录》卷1《张湛传》。

(36)《续敦煌实录》卷1《张穆传》。

(37)《续敦煌实录》卷2《索靖传》。

(38)《续敦煌实录》卷2《索靖传》李鼎文按语。

(39)《续敦煌实录》卷2《索敞传》。

(40)《续敦煌实录》卷3《侯瑾传》。

(41)《续敦煌实录》卷4《宋纤传》。

(42)《续敦煌实录》卷4《宋绘传》。

(43)《续敦煌实录》卷5《阚骃传》。

(44)《续敦煌实录》卷5《郭瑀传》。

(45)《续敦煌实录》卷首《刘昺传》。

(46)《续敦煌实录》卷2《索袭传》。

(47)《续敦煌实录》卷2《索传》。

(48)《续敦煌实录》卷5《赵传》。

(49)《续敦煌实录》卷3《鲁班传》。

(50)《续敦煌实录》卷首《敦煌实录·张存传》。

(51)《续敦煌实录》卷首《敦煌实录·索丞传》。

(52)《续敦煌实录》卷2《释法颖传》。

(53)《续敦煌实录》卷4《宋云传》。

(54)《续敦煌实录》卷5《单道开传》。

(55)《续敦煌实录》卷5《释慧远传》。

(56)《二酉堂丛书》今见《中国西北历史文献丛书》第64、65册，兰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影印出版。

(57)《养素堂文集》卷4《五凉旧闻序》。

(58)孙卿《血脉·玉海》云:“书目《春秋公子血脉谱》，其传本曰荀卿撰，秦谱下及项灭子婴之际，非荀卿作明矣。然枝分派别如指诸掌，非殚见洽闻不能为，其间不能无讹谬。”子云《家牒》:扬雄字子云，著有《家牒》。薛宗《宗图》:《三国志·吴志·薛综》载:薛综定《五宗图述》传于世。幼安姓氏之歌:《三国志·魏书·管宁》:管宁字幼安。裴松之注引《傅子》曰:“宁以衰乱之时，世多妄变氏族者，违圣人之制，非礼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论》以原本世系，文多不载。”《氏姓论》一作《氏姓歌》。《潜夫》姓氏之志:王符《潜夫论》有《志氏姓》。仲远姓氏之篇:应劭字仲远，其《风俗通义》有《姓氏篇》。挚虞族姓之记:《晋书》卷51《挚虞传》:“虞以汉末丧乱，谱传多亡失，虽其子孙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进之，以为足以备物致用，广多闻之益。”杜预世族之书:未知何据。承天姓苑之撰:据《新唐书》卷212《柳冲传》:何承天撰有《姓苑》二篇。贾家之《要状》、《英贤》:据《新唐书》卷212《柳冲传》:“晋太元中，散骑常侍河东贾弼撰《姓氏簿状》，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无所遗。……弼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镜，希镜撰《姓氏要状》十五篇，尤所谙究。希镜传子执，执更作《姓氏英贤》一百篇，又著《百家谱》，广两王所记。”王俭之百家集谱:《隋书·经籍志》著录:王俭撰《百家集谱》十卷。

(59)《世本后序》。

(60)张澍《辑风俗通姓氏篇序》。

(61)《辑世本序》。

(62)牟实库《记张介侯未刊遗稿》，文献丛刊编辑部《文献》第16辑第146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

(63)《养素堂文集》卷3《帝王世纪序》。

(64)据《礼记·礼运》:“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孔颖达正义:“伏羲为上古，神农为中古，五帝为下古。若《易》历三古，则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张澍引有误。

(65)《养素堂文集》卷4《三古人苑序》。

(66)辽宁出版社1991年版。

(67)《纬史论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

(68)《隋书》卷49《牛弘传》。

(69)江林昌《顾颉刚先生与考古学》，载《文史哲》2007年第4期。

(70)王晶波《〈十三州志〉辑本述论》，《图书与情报》1998年第2期。

(71)漆子扬《应劭〈氏姓篇〉与张澍辑本研究》，《社科纵横》2001年第6期。

(72)王晶波《〈十三州志〉辑本述论》，《图书与情报》1998年第2期。

(73)王晶波《〈十三州志〉辑本述论》，《图书与情报》1998年第2期。

(74)钱仪吉《养素堂文集序》。

(75)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中华书局2006年9月第2版，第846页。

(76)王晶波《〈十三州志〉辑本述论》，《图书与情报》1998年第2期。

(77)漆子扬《应劭〈氏姓篇〉与张澍辑本研究》，《社科纵横》2001年第6期。

(78)张澍《世本后序》。

(79)刘向原名更生，曾任仲垒校尉。

(80)张澍《辑世本序》。

(81)张澍在《辑世本序》中说:“刘恕《通鉴外纪》以为《世本》经秦汉，儒者改易。”与此处说法相矛盾。这句话当是刘恕《通鉴外纪》所说。

(82)张澍《世本后序》。

(83)张澍《辑世本序》。

(84)张澍《十三州志序》。

(85)朱祖延《汉魏佚书考》，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86)王晶波《二酉堂丛书史地六种》，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87)赵俪生《张澍的生平及其著述》，《赵俪生文集》第4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1—422页。

(88)《鲁迅全集》第10卷《会稽郡故书杂集叙》，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89)周遐寿《鲁迅的故家》第一部分《百草园·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1页。

(90)《鲁迅辑录古籍丛书》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7—308页。

(91)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上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39页。

(92)邓明《冯国瑞藏梁启超手札考释》，《兰州晨报》2003年2月22日。

(93)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1133页。

(94)赵俪生《张澍的生平及其著述》，《赵俪生文集》第4卷，第4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