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经世改革

陶澍经世改革

陶澍（1778—1839），安化小淹人，字子霖，号云汀。其父陶必铨认为：“天下能苏万物者，莫如雨，因名之曰澍，而字以子霖，盖其有以泽苍生也。”^[1]陶澍自幼聪慧，10岁时有油榨坊开业，他作联语：“榨响如雷，惊动满天星斗；油光似月，照亮万里乾坤”，令乡人刮目相看。他曾随父至岳麓书院就读，深受书院经世致用学风、爱国主义传统影响，确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曾说：“学者必先立志。志者，气之帅，事业文章皆从此出。尤以刻苦二字为入门着脚之方。”1800年，陶澍中举人，1802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05年，父逝，陶澍丁忧在籍，主讲澧阳书院，作育人才。1808年，赴京任国史馆纂修，次年任四川乡试考官。随后十年间在许多部门任职，结交各方大员，为以后事业奠定了基础。1819年，任川东兵备道，“政声大著”，四川总督向道光帝奏称“陶澍治行，为四川第一，可大用”。^[2]道光帝任其为山西省按察使，从此仕途畅达，青云直上。1821年任安徽布政使，1823年升任安徽巡抚，首次成为封疆大吏。1825年调任江苏巡抚。1830年升任两江总督，并兼任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使、江苏巡抚和两淮盐政，在吏治、经济、财政、漕运、盐务、河工、水利、荒政、民生、治安、海防诸方面均有建树，是鸦片战争前清王朝有名的政治家、理财家，也是中国近代经济改革的先驱，在漕运、盐政、货币等方面成就尤为突出。

漕运是封建王朝的生命线，“国家大计，莫过于漕”，“是漕粮者，京师之命也”。清嘉、道年间，漕务弊病丛生，漕政衙门冗员充斥，漕吏假公济私，盘剥百姓，南漕北运屡屡受阻。1825年，初任江苏巡抚的陶澍，一方面大力革除漕政积弊，严禁浮收、加索，惩办刁徒劣监，优给船工补贴；一方面倡导改河运为海运。他奏陈海运之策，将苏、松、常、镇、太5府漕粮改为海运。并亲赴上海招募商船，访察线路，划定运价，号令严明。船商将粮米运至大沽，又将大豆运回上海，获利甚巨。海运的成功是当时震动朝野的大事。黄汝城认为海运是“东南数百世之惠，国家亿万载之利”。魏源称海运有“六便”“四利”，即“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便，漕便”，“利国，利民，利官，利商，为东南拯弊第一策”。^[3]当时的河运派与海运派的争论，实质是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与新兴资本势力之争，陶澍却能突破阶级局限，支持海运，表现出超人的胆识，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

盐税是清财政主要来源，全国盐课以两淮为最。1830年，两江总督陶澍亲赴海州推行票盐改革。针对两淮官商垄断“纲盐”、官盐价高、官盐滞销、盐课亏欠的积弊，他指出“非减价不能敌私，非轻本不能减价，非裁冗费不能轻本”，奏陈盐务章程十五条，“令行禁止，弊肃风清”。并推行票盐制，废除纲商对食盐的垄断，使盐业领域出现了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陶澍对两淮盐政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使两淮盐场由“商疲、丁困、引积、课悬”的危困局面转变为“盐销、课裕、商利、民便”的兴盛形势。

陶澍也是中国主张铸造银币的第一人。清代实行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银块称量计值，以两、钱、分、毫为单位；铜钱则由政府设局铸造，每枚一文。两者的比价，一般为纹银一两抵钱千文。嘉、道年间，随着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的深入，鸦片、洋钱进入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纹银一两上涨至值钱一千六百文，严重影响清王朝的财政经济。陶澍提出三个解决办法，一是坚决禁止鸦片进口；二是严禁纹银出洋；三是进行货币改革，自铸银币。由于银块必须过秤或用戥子来计算价值，手续烦琐，使用不便，分割不易。流入中国的洋钱却是铸币，大小、形状、重量一致，价格清楚，不必过秤和折算，便于保存和携带。陶澍“自铸银币”的主张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在中国建立以银为本位的货币制度，有利于抵制洋钱掠夺中国白银，维护货币自主，尤其有利于商品流通，促进资本主义萌芽在各个领域的发展。但货币制度是国家最根本的财政经济制度，是“祖宗成法”，只能“圣裁”，臣子不能“轻议”。结果，道光帝以“大变成法”为由，否定了陶澍的主张，扼杀了这一重大改革。^[4]

陶澍为政清廉，生活俭朴。1832年，陶澍回乡省亲，十余号官船满载箱笼进入洞庭湖。有奸人获悉，奏请道光帝下旨查办。当船队行至临资口，钦差大臣赶来，唤陶澍听旨：“皇帝诏曰：查两江总督陶澍不正，贪蚀金银无数，现正将其财物向安化疏散，实属枉法。兹将其财物全部没收，停职查办，以儆效尤，钦此。”随即将他揪住，要摘去顶戴、朝服。陶澍大呼冤屈。钦差说：“十多号官船在此，人赃俱在，何冤屈可言？”陶澍申辩说：“船上所载全是砖瓦，并非金银，乞大人明察。”钦差不信，命人打开箱笼仔细查看，果然全是砖瓦，并无贵重之物。钦差惊问：“迢迢千里，为何装载砖瓦？”陶澍回答说，自己为官多年，且位至两江总督，平素两袖清风，毫无积蓄，如果太寒酸了，不好见家乡父老，因此想出这个办法，故作富有。道光获悉，龙颜大悦，对他信用有加。

陶澍在为官期间，注重教化，用人能尽其所长，培养和提携了一大批经世派人才。据《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统计，在陶澍生活的61年间中国涌现的577位历史名人中湖南有43位，占7.5%。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收录的714位清代名人中湖南有51位，占7.28%，名列全国第4位。这些湖南名人为嘉庆以前者仅3人，道光以后者48人。可见，湖南人才在道光年间开始激增，居各省前列，形成了影响全国的近代湖南人才群体，而在这当中陶澍功不可没。彭浚、何凌汉、聂铣敏、石承藻、魏源、贺长龄、贺熙龄、李星沅、左宗棠、严如煜、汤鹏、黄冕、邓显鹤、欧阳绍洛、胡万年等湘籍名宦和学者都曾受陶澍影响和提携，或受其资助、推荐，或受其刻书、作画，或相互书信来往、诗词唱和、交流学问。有学者曾指出：“嘉道以后，留心时事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而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之巨擘。”^[5]因此，陶澍实为湖南近代经世派人才群体的领袖。

陶澍一生勤于政务，但手不释卷，“奏议下笔千言，无能代其笔者”，著述甚多，有《印心石屋诗集》、《印心石屋文集》、《蜀日记》、《奏议》、《陶渊明集辑注》等，并主修道光《安徽通志》和《洞庭湖志》，有《陶文毅公全集》传世。

【注释】

[1]陶必铨.二子名字说.资江陶氏七续族谱卷八.

[2]邱育泉修，何才焕纂.同治安化县志·陶澍.

[3]魏源.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411.329.

[4]陶用舒.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0：181－185.

[5]孟森.清史讲义下册.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