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澍《续敦煌实录》的特点与价值_清朝张澍

张澍《续敦煌实录》的特点与价值_清朝张澍

第二节　张澍《续敦煌实录》的特点与价值

张澍才华横溢，勤于笔耕，著作宏富，对中国当今两门国际显学敦煌学和西夏学都有重要贡献。胡玉冰先生《论张澍的西夏学成就》(22)，介绍和探讨了张澍对西夏学的贡献。关于张澍对敦煌学的贡献，赵俪生、李鼎文、张永明诸先生均有指陈和论述，称张澍为敦煌学的先驱者(23)。张澍对敦煌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二酉堂丛书》中对河西地方志和文献的辑佚、《五凉旧闻》和《凉州府志备考》的编撰以及《续敦煌实录》的撰修。其中，《续敦煌实录》无疑是张澍对敦煌学贡献的最集中体现。

《续敦煌实录》是张澍的未刊遗稿，共有两种稿本，一个是三卷本(另有卷首一卷)，已被伯希和劫往巴黎。另一个是五卷本(另有卷首一卷)，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五卷本成书的时间，在三卷本之后。五卷本的首页《续敦煌实录序》标题之下，钤有“钱衎石”三字阳文小篆印章，可知这部稿本是张澍的好友嘉兴钱仪吉读过的。李鼎文先生根据西北师大图书馆收藏的《续敦煌实录》五卷本稿本的复印本对《续敦煌实录》进行了校点，于1985年6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主要干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为《续敦煌实录》征引的屠本《十六国春秋》逐条找出它所根据的原文书，录出原文，并辨析其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二是为张澍的按语订正错误。经过李鼎文先生的精心校点，《续敦煌实录》克服了所引屠本《十六国春秋》没有原文出处的弊病，纠正了讹误，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其可信度，提高了其价值，又方便了读者。张永明先生认为:“李校此书，堪称善本，为近年来敦煌学研究的一大创获。”(24)但，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续敦煌实录》也并非最后定稿本，《张介侯所著书》第十七册收有《续敦煌实录》第四卷，两相对照，后者比前者新增人物计有曹俊、盖元、黄隽、庞娥亲、阴克、阴浚、阴世隆、阴据、阴预、马鲂、马岌、马权、马基、宣度、王鸾、范汪、唐怀克、唐九征、唐辉、吕兴、白孝德、竺昙猷、竺昙摩罗刹23人，说明张澍晚年在原来五卷本基础上仍然进行添加、修改和完善。

笔者以为，《续敦煌实录》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和价值。

一、《续敦煌实录》从体例上来讲，具有章学诚所说“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文史通义·书教下》)的特点。《续敦煌实录》有卷首一卷，是张澍辑录的刘昺《敦煌实录》，共有17条，李鼎文先生校点时又补辑了2条。张澍《续敦煌实录》是接续刘昺《敦煌实录》之作。关于《敦煌实录》的体例，汪受宽先生有《实录史体起源于〈敦煌实录〉说》，认为《敦煌实录》是实录体史书，是实录体的起源，并且说:“由于张澍误以为《敦煌实录》是一部地方人物志，所以他辑录的佚文多以人名为目，《续敦煌实录》更全录地方人物。”(25)但是，汪受宽先生的观点不久就受到岳纯之先生的质疑和否定，岳先生认为:“《敦煌实录》是十六国人刘昺修撰的一部郡国之书，成于元嘉十四年(437年)八月以前，主要记载了敦煌的历史与人物，说它是写西凉史的实录体史书缺乏史料支持。《敦煌实录》的卷数有十卷、二十卷的不同记载，现已难以考清其正误，汪受宽先生原为十卷后增为二十卷的假说似是而非。”(26)笔者赞同岳纯之先生的观点。首先，唐刘知几明言《敦煌实录》是记载敦煌地方人物之书，其《史通》卷18《杂说下》说:“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趾远居南裔，越裳之俗也;敦煌僻处西域，昆戎之乡也。求诸人物，自古阙载。盖由地居下国，路绝上京，史官注记所不能及也。及而士燮著录，刘昺裁书，则磊落英才，粲然盈瞩者矣。向使两贤不出，二郡无记，彼边隅之君子，何以取闻于后世乎?”其次，刘昺的《敦煌实录》早已散佚，就目前而言，只有张澍辑录了17条佚文，李鼎文先生在校点《续敦煌实录》时也仅补辑了2条，共计19条。就这19条的内容而言，除“蒲海”一条恐非《敦煌实录》原文外，其他18条都是《敦煌实录》佚文。这18条内容，除“蛇见”一条外，其他17条无一例外都是记载人物的。这和后世按皇帝在位先后顺序和时间先后编纂的史料长编性质的《实录》相去甚远。故而，张澍对《敦煌实录》体例的认识和把握还是准确的。从张澍的诗歌、文章以及所编纂的几部方志看，均有自由而不守家法的特点。张澍的好友清代著名学者钱仪吉评价张澍的诗歌说:“介侯之才囊括千古，其气一世无所屈，凌志勃发，多为俗目骇怪。或以唐宋格律绳之，辄不得，以为疑。而予独见其有望古遥集湛深幽抑之思，与夫奥峭荡之风致，吴歈越讴怆凄窈眇之音节，盖有近于骚人之哀怨者。”(27)李慈铭评价其学问和文章风格说:“其学极博洽而未有家法，好刺新奇，其文之病亦在此，然渊雅实不可及也。”(28)张澍所编撰的方志，亦如同其文章、诗歌，具有不守成规和家法的特点。他编辑的《续黔书》、《蜀典》、《凉州府志备考》、《续敦煌实录》都不是正规的方志，因而其结构名目，均依具体情况而定，不拘泥于一定的体例或成规。《续黔书》共分八卷，以类划分，卷1主要记载星野、地界以及作者的政治活动;卷2主要是对一些名胜古迹的记叙与考证以及奇异风俗的记载;卷3考证贵州一些地方的建制沿革;卷四主要是山水游记;卷五主要为奇闻逸事;……《蜀典》共分12卷，亦以类划分，分别为堪舆类、人物类、居寓类、宦迹类、故事类、风俗类、方言类、器物类、植物类、著作类、姓氏类。《凉州府志备考》亦以类相从，分地理、山水、物产、祥异古迹、职官、大事记、遗事记、人物、流寓、艺文、西夏纪年共11类40卷，各名目在全书中的位置都不拘常格，比较随意。《续敦煌实录》则是关于敦煌地区的按姓氏分类辑录的人物传记，也可看作是一部关于敦煌地区的以人物为中心的地方史。《续敦煌实录》卷1记张氏人物;卷2记索氏人物;卷3记载了曹氏以及鲁般、翟牖、侯瑾、盖勋等其他姓氏的人物;卷4记宋氏、氾氏、令狐氏;卷5则杂记阚骃、阴兴等各姓人物。张澍之所以要按姓氏来分类辑录人物，主要是由所记叙历史时代的特点决定的。《续敦煌实录》所辑录的人物，从时间上讲，上起东汉，下迄五代，主要是十六国、南北朝时代的人物，这一时期是世家大族兴盛时期，各割据政权往往以世家大族为支柱，而这些家族也是人才辈出。张澍这样做，正反映了这一历史的实际。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张澍《续敦煌实录》其体例看似很随意，实则继承了《尚书》、《史记》“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的特点，由内容决定形式，而不以体例约束和割裂内容，这正是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下》中所提倡和赞扬的。(www.guayunfan.com)二、《续敦煌实录》搜罗广泛，内容丰富。所辑人物，上自将相，下及隐逸;所录事迹，既有军国大事，学者著述，也有奇闻逸事，奇技异巧，僧人异行;征引文献，既有《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纪传体正史，《资治通鉴》等编年体史书，屠氏《十六国春秋》、《洛阳伽蓝记》、《水经注》等方志、地理书，《金石萃编》等金石文献，也有《太平御览》等类书以及《世说新语》、《隶续》、《路史》、《全唐文》、《高僧传》等其他文献。充分体现了张澍涉猎之广泛，学问之渊博。王重民先生说:“介侯是书，征引博洽，言敦煌人物者，宜莫先于是矣。”(29)

《续敦煌实录》之辑录，以政治、军事人物为主，其中不乏独当一面，对中国历史产生较大影响的人物。如东汉后期的张奂，曾任安定属国都尉、武威太守、度辽将军、护匈奴中郎将、大司农等职，能较好地处理民族关系，在稳定边疆局势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张奂还是一位学者，在被宦官以党人的罪名免官禁锢归田里之后，“闭门不出，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所著铭、颂、书、教、诫述、志、对策、章表二十四篇”(30)。西晋末年的索琳，曾任奋威将军、侍中、平东将军等职，多次打败刘聪、刘曜，屡立战功。前凉张重华时期的谢艾，“仕重华为主簿，兼资文武，明识兵略”(31)。后赵石虎遣将麻秋率大军欲灭前凉，张重华以谢艾为中坚将军，屡败麻秋，保卫了前凉的安全，而不久，后赵即灭亡。前凉张轨时期的宋配，曾被授以司马之职，率兵平定了鲜卑若罗拔能的寇乱，又曾率兵直趋长安救助西晋王朝，屡有战功，“仕至西平太守”(32)。北周时期的令狐整，“雅识情伪，尤明政术，恭谨廉慎，常惧盈满，故历居内外，所在见称”。在西魏北周改朝换代之际，平定了邓彦、张保之乱，保持了河西局势的稳定。入朝北周之后，曾代席固为丰州刺史，“奖励抚导”(33)，颇有声名。还有在唐代勇武善战，屡立战功，威震一时的薛万均、郭知运等。

《续敦煌实录》还辑录了许多著名学者、文学之士。如张谘，“仕张轨为著作郎。撰《凉记》八卷，多记轨事。”(34)张湛“弱冠知名凉土，好学能属文”，崔浩注《易》，其序说:“敦煌张湛、金城宗钦、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并有俊才，见称西州。每与余论《易》，余以《左氏传》卦解之，遂相劝为解注，故为之解。”(35)张穆“博通经史，才藻清赡”，沮渠蒙逊“擢拜中书侍郎”，《晋书·秃发傉檀载记》:“宗敞对傉檀曰:‘张穆、边宪，文齐杨、班;梁菘、赵昌，武同飞、羽。’”(36)索靖“少有逸群之量，与乡人氾衷、张甝、索、索永俱诣太学，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四人并早亡，惟靖该博经史，兼通内纬”。“著《五行三统正验论》，辨理阴阳气运。又撰《索子》、《晋诗》各二十卷。又作《草书状》”(37)。索靖善草书，名著一时，张彦远《法书要录》引张怀瓘《书断》说索靖“善章草书，出于韦诞，峻险过之。有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劲则古今不逮。……王隐云:靖草书绝世，学者如云。……时人云:精熟至极，索不及张(指张芝，张奂之子，善草书。索靖为张芝姊之孙。笔者按)，妙有余姿，张不及索”(38)。索敞“为刘彦明(刘昺，字彦明。笔者按)助教，专心经籍，尽能传彦明业，凉州平，入魏，以儒学为中书博士。京师贵游之子皆惮威严，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受业于敞。敞以丧服散在众篇，遂撰比为《丧服要记》”(39)。侯瑾，东汉时人，依《汉纪》体例撰《汉皇德传》，记东汉史事，“河西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称为侯君云”(40)。宋纤，前凉张祚时人，“少有远操，沉靖不与世交，隐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经纬，弟子受业者三千人”，“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年八十，笃学不倦”(41)。宋绘，“少勤学，多所博览，好撰述。魏时，张缅《晋书》未入国，绘依准裴松之注《国志》体，注引《晋书》及何法盛《晋中兴书》，又撰《中朝多士传》十卷，《姓氏谱录》五十篇。以诸家年历不同，多有纰缪，乃刊正异同，撰《年谱录》，未成”。可惜于河清五年(河清为北齐武成帝年号，河清元年为562年，只用了四年，疑有误，笔者按)“并遭水漂失”(42)。阚骃，“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读。注王朗《易传》，学者借以通经。撰《十三州志》，行于世。蒙逊甚重之，常侍左右，访以政治损益。拜秘书、考课郎中，给文吏三十人，点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43)。郭瑀“少有超俗之操，东游张掖，师事郭荷，尽传其业。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荷卒，瑀以为父生之，师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师不重服，盖圣人谦也，遂服斩衰，庐墓三年。礼毕，隐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服柏实以轻身，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前凉张天锡曾遣使持节，“以蒲轮玄备礼征之”(44)，在给郭瑀的信中，称郭瑀为当代孔子。刘昺，“年十四就郭瑀学”，后被郭瑀选为女婿。“昺后隐居酒泉，不应州郡之命，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李暠私署，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昺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蒙逊平酒泉，拜秘书郎，专管注记。筑陆沉观于西苑，躬往礼焉，号‘玄处先生’，学徒数百，月致羊酒。”北魏灭北凉后，将凉州士民大量迁往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世祖拓拔焘“夙闻其名，拜乐平王从事中郎。世祖诏年七十以上听留本乡，一子扶养。昺时老矣，在姑臧，岁余，思乡而返，至凉州西四百里韭谷窟，遇疾而卒。”北魏太和十四年(480年)，尚书李冲在给皇帝的奏疏中称刘昺为“河右硕儒”，正光三年(522年)，太保崔光奏请皇帝赦免刘昺之子孙沦为“皂隶”者，正光四年六月诏曰:“昺德冠前世，蔚为儒宗，太保启陈，深合劝善，其孙等三家，特可听免。”河西人以为荣(45)。

《续敦煌实录》还辑录了敦煌地区通晓天文、地理、阴阳、隐居不仕以及具有特殊技艺的人物。如索袭，前凉时人，“虚靖好学，不应州郡之命，举孝廉、贤良方正，皆以疾辞。游思以阴阳之术，著天文、地理十余篇，多所启发。不与当世交通，或独语独笑，或长叹涕泣，或请问不言”。张茂时，敦煌太守阴澹认为索袭是个奇才，专门登门拜访。阴澹想行乡射之礼，请索袭为“三老”，恰在此时，索袭病故。阴澹“素服会葬，赠钱二万”，评价说:“世之所有余者，富贵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弃众人之所收，收众人之所弃，味无味于恍惚之际，兼重玄于众妙之内。宅不弥亩而志忽九州，形居尘俗而心栖天外，黔娄之高远，庄生之不愿，蔑以过也。”(46)于是谥曰玄居先生。《老子》第十二章有:“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第三十六章有:“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第六十三章有:“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第二十一章有:“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第一章有:“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黔娄是战国时期人，据刘向《列女传》卷2，黔娄死，曾子及其门人前往吊唁，当曾子问给黔娄先生上什么谥号时，黔娄的妻子说当谥以“康”。曾子曰:“先生在时，食不充口，衣不盖形，死则手足不敛，旁无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荣，何乐于此而谥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尝欲授之政以为国相，辞而不为，是有余贵也。君尝赐之粟三十钟，先生辞而不受，是有余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忻忻于富贵。求仁而得仁，求义而得义。其谥为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妇。”庄生即庄子，庄子很贫穷，但据《庄子·秋水》，他却拒绝了楚王要他治理楚国的聘请。从阴澹对索袭的评价看，索袭是一位隐居不仕、安贫乐道、很有造诣的修道之士。说明此时，道家文化在敦煌不但已经生根，而且已开花结果了。索，前凉时人，善于解梦。“少游京师，受业太学，博综经籍，遂为通儒。明阴阳、天文，善术数占候，知中国将乱，避世而归。乡人从占问吉凶，门中如市。曰:‘攻乎异端，戒在害已;无为多事，多事多患。’遂诡言虚说，无验乃止。唯以占梦为无悔吝，乃不逆问者。孝廉令狐策梦立冰上，与冰下人语。曰:‘冰上为阳，冰下为阴，阴阳事也。如君所梦，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与冰下人语，为阳语阴，媒介事也。君当与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已，不为媒也。’会太守田豹因策为子求乡人张公徵女，恰至仲春而成婚。郡主簿张宅梦走马上山，还绕舍三周，但见松柏，不知门处。曰:‘马为离，离为火。火，祸也。人上山为凶字。但见松柏，墓门象也。不知门处，为无门也。三周，三期也。君后三年必有大祸。’宅果与张寔妻弟谋反伏诛。黄平问曰:‘我昨夜梦舍中马舞，数十人向马拍手，此何祥也?’曰:‘马者火也，舞为火起。向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归而火作。……”(47)赵，“善天文历算，撰《甲寅元历》一卷，行于世”(48)。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鲁般是技艺高超的木匠，敦煌人，“莫详年代，巧侔造化。于凉州造浮屠，作木鸢，每击楔三下，乘之以归。无何，其妻有妊，父母诘之，妻具说其故。其父后伺得鸢，击楔十余下，乘之，遂至吴会，吴人以为妖，遂杀之。般又为木鸢乘之，遂获父尸。怨吴人杀其父，于肃州城南作一木仙人，举手指东南，吴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为也。’赍物具千数谢之，般为短其一手，其日吴中大雨。国初(唐朝初，笔者按)，土人尚祷其木仙。六国时，公输般亦为木鸢以窥宋城”(49)。张澍辑录的刘昺《敦煌实录》中也有两位具有特殊技艺的人物，一个是张存，善于扎针。张存有一奴仆，喜好逃跑。为防止其逃跑，张存晚上睡觉时，“行针缩奴脚，欲使，则针解之”(50)。另一个是索丞，“字伯夷。善鼓筝悲歌，能使喜者堕泪;改调易讴，能使戚者起舞。时人号曰雍门周”(51)。

《续敦煌实录》还辑录了几位敦煌地区的在全国颇具影响的高僧。一为释法颖，俗姓索，“十三岁出家，为法香弟子，住凉州公府寺，与同学法力俱以律藏知名。颖伏膺以后，学无再请，记在一闻，研精律部，博涉经论”(52)。北魏太武帝、北齐高帝先后任命他为僧正、僧主。撰有《十诵戒本》并《羯磨》等。一为宋云，奉胡太后之命与僧人惠生到西天求取佛经，历尽艰险，“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53)。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西行求法的著名人物之一。一为单道开，姓孟，前凉时人，“少怀栖隐，诵经四十余万言。绝谷，饵柏实，柏实难得，复服松脂。后服细石子，一吞数枚，数日一服，或时多少。啖姜椒。如此七年，后不畏寒暑，冬袒夏温，昼夜不卧。始同学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唯开全志”。于后赵石虎建武十二年(346年)从西平(今西宁)来到后赵，一日行七百里。单道开“能救眼疾，时秦公石韬就开治目，着药小痛，韬甚惮之，而终得其效。佛图澄曰:‘此道士观国兴衰，若去者，当有大灾。’至石虎太宁元年(349年)，开与弟子南度许昌，虎子侄相杀，邺都大乱。至晋升平三年(359年)，来之建业，俄而至南海，后入罗浮山，独处茅茨，萧然物外。春秋百余岁，卒于山舍”(54)。一为释慧远，俗姓李。十三岁出家修习佛法，受华阴沙门僧思禅师剃度，后又随阇梨湛律师、大隐律师学习大小经论、《四分律》等，声名鹊起。“及承光二年(承光为北齐高恒的年号，承光元年为577年，只用了一年，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了北方。承光二年当为578年)，周氏克齐，便行废教。敕前修大德并赴殿集，武帝自升高座，序废立义，命章云:‘朕受天命，养育兆民，然世弘三教，其风弥远，考定至理，多所愆化，并令废之。然其《六经》儒教，文弘治术，礼义忠孝，于世有益，故须存立。且自真佛无像，则在太虚遥敬表心。佛经广叹，而有图塔崇丽，造之致福。此实无情，何能恩惠?愚民向信，倾竭珍财，广兴寺塔，既虚引费，不足以留，凡是经像，尽皆废灭。父母恩重，沙门不敬，悖逆之甚，国法岂容!并退还家，用崇孝始。朕意如此，诸大德理谓何如?’于是沙门大统法上等五百余人，咸以帝为王力，决谏不从，佥各默然。下敕频催答诏，而相看失色，都无答者。远顾以佛法之寄，四众是依，岂以杜言，情为理服?乃出众答曰:‘陛下统临大域，得一居尊，随俗致词，宪章三教。诏云:真佛无像。信如诚旨。但耳目生灵，赖佛闻经，藉像表真，若使废之，无以兴敬。’帝曰:‘虚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经像。’远曰:‘汉明以前，经像未至，此土众生，何故不知虚空真佛?’帝时无答。远曰:‘若不藉经教，自知有法，三皇以前未有文字，人应自知五常等法，尔时诸人，何为但识其母，不识其父，同于禽兽?’帝亦无答。远又曰:‘若以形象无情，事之无福，故须废者，国家七庙之像，岂是有情，而妄相尊事?’武帝不答此难，乃云:‘佛经外国之法，此国不须，废而不用。七庙上代所立，朕亦不以为是，将同废之。’远曰:‘若以外国之经，非此用者，仲尼所说，出自鲁国，秦、晋之地，亦应废而不行。又若以七庙为非，将欲废者，则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则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则《五经》无用，前存儒教，其义安在?若尔则三教同废，将何治国?’……”考虑到周武帝虽然理屈，但废佛之事无法避免，慧远“遂潜于汲郡西山，勤道无倦”。由于佛教长期在中国传播和发展，已建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再加上佛教的理论和教化对统治者有利，故从大象二年(580年)开始，北周统治者又准许建立寺院，传播佛教。隋王朝建立后，隋文帝崇信佛教，闻说慧远之名，下敕授慧远济州沙门都。慧远对佛教僧人的一些违背戒律的行为进行整顿和约束，大力弘扬佛教。开皇七年(587年)应诏赴长安，“敕住兴善寺”。为传播佛教，慧远在长安兴建了净影寺，“常居讲说”(55)。慧远撰有《地持疏》5卷、《十地疏》10卷、《华严疏》7卷、《涅槃疏》10卷、《大乘义章》14卷。慧远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另外还有竺昙猷、竺昙摩罗刹(时人称为敦煌菩萨)。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河西走廊西头敦煌，佛教界名家辈出，这无疑是敦煌乃至河西地区佛教繁荣的集中体现。

三、张澍在《续敦煌实录序》中说:“按《敦煌耆旧记》曰:‘国当乾位，地列艮墟，水有悬泉之神，山有鸣沙之异，川无蛇虺，泽无兕虎，华戎所交，一都会也。’宜其瑰宝骏质，逴跞星罗，汗简垂名，作程遐世。而《史通·外篇》曰:‘敦煌僻处西域，昆戎之乡，求诸人物，自古阙载。盖由地居下国，路绝上京，史官注记所不能及。既而刘昺裁书，则磊落英才，粲然盈瞩。’可知夜光之璧，不经拂拭，与瓦石无异;尤异之贤，不为章著，亦随草木同腐矣。”可惜《敦煌实录》已佚，张澍广泛搜寻，仅得17条，李鼎文先生补辑，仅得2条，合计不过19条。而索纬《陇西人物志》、赵武孟《河西人物志》，又湮没无传。时至清代，历史的长河已将敦煌这一昔日闪亮的“夜光之璧”深埋于尘沙之下。张澍广泛搜求，辑录成《续敦煌实录》，欲除去“夜光之璧”上的尘沙，使之重新闪亮;章著敦煌“尤异之贤”，使之重新为世人所识。张澍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卒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张澍去世时，中国历史已步入近代，但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敦煌文书的发现，尚有五十余年。在敦煌文书发现五十多年前，张澍基于其渊博的知识，发现敦煌是一块“夜光之璧”，欲除去上面的尘沙，使之重新闪亮，其慧眼独识，在今天看来，不得不令人佩服。可以说，张澍是发现敦煌的第一人。

四、历史是人创造的。《续敦煌实录》辑录了上自东汉，下至五代的九百多年间敦煌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文学、儒学、历史、天文、地理、阴阳历算、技艺、道家、佛家等各方面的人物，内容十分丰富，反映了敦煌自东汉至五代九百多年间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内容。读《续敦煌实录》使人深感，敦煌乃至河西在东汉至五代特别是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经济文化一度昌盛发达，对中华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续敦煌实录》所辑录的人物是敦煌历史上众多人物当中的佼佼者，由于《敦煌实录》已佚，《陇西人物志》、《河西人物志》，也湮没无传，故尔众多的创造了敦煌文明的人物已被历史的长河所湮没。但读《续敦煌实录》可起到管中窥豹的作用，敦煌灿烂的古代文明是敦煌人民创造的，敦煌地区一度曾是创造文化和输出文化的重要地区之一，对中华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张澍也成为自清代以来研究敦煌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