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社会关系的脱离

既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在人类社会中才能生成,那么,我们讨论人与自然关系就不能脱离人类社会,脱离人类社会中的人与人社会关系,否则,人与自然就成了互相独立的“无”,人与自然关系也就无从谈起。而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却撇开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抽象地强调“绝对的人”和“纯粹的自然”,究其原因,是由其思想背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致。

(一)两种唯物主义

一般而言,我们在讨论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时,都会谈及两种截然不同的唯物主义即旧唯物主义和新唯物主义。

旧唯物主义肇始于英国,特别是牛顿力学取得伟大胜利之后,以英法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成了世界主流思潮,后来德国出现了人本主义唯物主义。虽然二者关注的中心问题有所不同,英法唯物主义关注的是“发现和解释自然界”,并且将自然界的规律移植到人类社会并用以解释人类社会现象;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关注的是“发现和解释人与宗教的关系”,把宗教还原到人,再把人还原到自然界;但本质都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统称旧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把世界看成“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认为世界由一个个孤立存在事物加总而成,因而通过理性和经验对世界不断进行“祛魅”,从而可以得到一个纯粹客观的物质世界及其规律,世界成了具有固有性质的“自我存在”。这种“存在者”的哲学,对复杂的世界万物进行了简化处理,使之明晰化和固定化,有力地促进了人们对“存在世界”的“物性”把握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但是这种唯物主义有个根本性的缺点,就是只“直观”到了外在的物质世界,没有看到事物之间的彼此联系,面对那些相互作用生成并不断发展的事物,就失去了基本的解释能力。在解释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候,这种旧唯物主义“推崇作为自然的自然,而不懂得历史的自然,即处于一定历史进程和文化环境并打上了人的烙印的自然;它们也不懂得自然的历史,不懂得自然界由于人的参与而发生的变化。它们把自然与人的活动分离开来,一边是自然,一边是人,采取的是人与自然二元化的原则。它们坚持唯物主义,但陷入了形而上学”^[29]。

新唯物主义又称实践唯物主义,由马克思创立,他指出了旧唯物主义“客体世界观”的根本缺陷,“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0]马克思认为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事物不是孤立的存在,事物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发生联系并不断生成。这一观点,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进行过详细论述:“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的头脑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一样都处于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31]世界上事物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每个事物都作用于另外一个事物,事物总体上处于不断的生成和灭亡的过程。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打破了世界万物各自的孤立封闭状态,彼此通过对方来实现与表达自身的存在。在人与自然问题上,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把人的意志和本质力量通过自然事物实现和表达出来,使人类制造出的劳动产物成为人的作品与人的现实。同理,自然界通过人类实践活动将自身渗透到人的生命中,表现为人的生命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材料,展示自身的存在。人类在实践活动中通过物与物的关系来实现人的生命的内在联系:“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32]新唯物主义从实践出发,由人与物质的“实践关系”推导出物质世界各事物存在“内在联系”并在“内在联系过程”中生成,确立了世界是“事物间内在联系的集合体”,开辟了人类正确认识世界的新道路。

(二)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错误的根源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孤立地对人或自然进行“祛魅”,这一方法路径实质上是形而上学旧唯物主义路径,“因为它把真正现实的物质世界的生动多彩的存在形态祛除掉了,把事物本身性质的运动变化的丰富性祛除掉了,把人与世界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祛除掉了,只剩下用归纳与演绎的概念体系所网罗的机械物质世界。”^[33]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单向地从人的立场或自然强调人的重要性或者自然的重要性,将人与自然视为非此即彼的对立,使人与自然出现“存在性的断层”,这种机械的二元论的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方法论的典型表现。人类中心主义抛开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不是从现实社会生活找寻人与自然、人与人冲突的根源,而是从抽象的人性诸如“爱”“心灵”“欲望”“意志”出发,盲目扩大人的主体地位和意识能动作用,认为人的本性是整个自然界的镜子,自然界通过人性找到自己的原像。以“自然是一种物体”和“自然是一面镜子”为由,不断征服和改造自然,将自然消灭在人的活动范围以内或人的意识里。“对于这种充盈着‘拟人论渣滓’的‘形而上学改了装的、同人分离的自然’和被‘自然立了法’的人”^[34],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理解坚持的主客二分的“笛卡儿范式”,将自然看成孤立、僵死的“单元”,主张人类理性,不断对自然进行“祛魅”,从而实现人彻底地征服和控制自然,人类中心主义的极端发展,最终会逐渐蜕变成了个体主义,“‘人类’这一抽象性范畴也不再具有实质性内涵,而成了原子化的个人以工具理性这样一把利剑征服和控制自然界的‘挡箭牌’”^[35]。这一思想主张不仅无法妥善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且甚至会进一步加剧人与自然的冲突。

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自然的内在价值,人须回归自然,将人视为自然的一部分,把人的本质简单归结于人的自然性,消解人的主动性、意识性以及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只看到“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36]。这实际上抛开了一切现实的社会历史前提,只看到自然的先在性,没看到人对自然的社会作用,割裂了人与自然的社会联系,此种语境下的自然也就丧失了现实性和生命力,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虚构和幻象,自然成了“敌视人”或“仇视人”的存在。按照我们一般的定义,自然观是人们关于自然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人的“介入”是自然观的题中之意。非人类中心主义将人排除在自然之外,将自然理解成“纯粹的荒野”和“直观的感性”,这种“自然”已不再是自然观视野下的自然,而是一种“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这种观点如果说是唯物主义的话,那么与马克思所批判的“从前的唯物主义”无异,是一种典型的“人学空场”的“见物不见人”的唯物主义。将人与其他生物“等量齐观”,否定了人的社会存在,也是对人类历史的贬折与否定。非人类中心主义离开处于“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这“双重关系”中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囿于“生态律令”的柔性“英雄主义”,对于大量残害和践踏自然的行为却束手无策,只停留在彼岸世界的“伦理主义批判”,一方面使解决生态危机失去了根本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可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并且还会导致人的生存、社会的发展等一系列新的问题的出现,将人倒退到自然动物的水平之上,使人无所作为,与人类进化和发展规律背道而驰,单纯的“节制”与“保护”,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

总之,脱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来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缺陷。无论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自然为中心,都是从割裂人与自然内在社会联系、抽象人性论的视角来建构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奴关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时,“要么高扬科技理性,诉诸暴力,野蛮伤害自然;要么诅咒现代文明,消极无为,幻想彻底回荒野,既不能真正解决当前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也无法帮助人类真正走出目前的发展困境”^[37]。现实世界中,人与自然统一于人类的社会实践,彼此关系社会生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是社会属性的人与印上“人的痕迹”的第二自然的关系,二者是一种对象性存在关系,而不是简单的“人奴役自然”或“自然奴役人”的非此即彼“主奴关系”。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撇开人与自然的内在生成联系以及人与人的现实整体社会关系,孤立而空洞地争论“人的主体优先”和“自然价值至上”的人与自然问题,这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典型表现,这决定了双方的争论自然就是一场伪争论,也注定是一场永无出路的争论。

【注释】

[1]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资本论》生态哲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13YJC710034)阶段研究成果。

[2]鲁明川,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生态伦理研究。

[3]余谋昌:《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7期。

[4]程倩春:《敬畏自然——论生态文明的自然观基础》,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年第3期。

[5]李崇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及其现实意义》,载《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页。

[7]同上,第188页。

[8]同上,第533页。

[9][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8页。

[10]王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研究》,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1页。

[11][日]汤川秀树:《人类的创造》,那日苏译,河北科技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12]同①,第530页。

[1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14]同上,第193页。

[15]同上,第519页。

[16]同上,第187页。

[1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4页。

[18][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19]同①,第532页。

[20]同①,第516页。

[21]同①,第63页。

[22]曹孟勤:《人是与自然界的本质统一——质疑“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和“自然是人的一部分”》,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9期。

[2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

[24]同上,第534页。

[2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页。

[26]崔永和:《走向后现代的环境伦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2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22页。

[28]傅华:《生态伦理学探究》,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29]陈先达:《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把握》,载《高校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

[30][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

[3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页。

[32][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

[33]鲁品越:《深层生成论:自然科学的新哲学境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页。

[34]李勇强、孙道进:《马克思生态批判的双重维度及其现代启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9期。

[35]张彭松:《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性心态及其哲学反思》,载《理论导刊》2011年第9期。

[3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3页。

[37]王喜平、韩志顺:《探索人与自然的契合之“度”》,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