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的重构

当前，以农民工群体特别是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典型代表的劳动者的权利意识明显增强，他们要求享有生存权、平等权和发展权；然而与他们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现实相并存的，往往是劳动者利益表达渠道的阻滞和利益表达机制的失灵。

如果我们拓展对劳动者赋权与维权问题考察的视野——将其置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就不难发现，劳动者赋权与维权问题的背后，其实也是一个社会关系问题；因而劳动者赋权与维权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构过程，这一点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尤其明显。因此，本节从社会关系及其重构的新视角，来阐述以农民工群体特别是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典型代表的劳动者赋权与维权问题。

对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重构的分析，我们主要从社会文化关系和社会价值观念的重构、社会阶层关系的重构、社会保障关系的重构几个方面展开。

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体现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嬗变，体现出他们生活方式都市化的过程。

社会文化是社会文明的积淀和浓缩，因而一定的社会文化关系就已经传承并内含了社会文明关系。社会文化关系和社会价值观念的重构，实际上是指对一个社会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²⁶⁾的重构。正式制度尽管具有很大的强制性，但其只是决定（影响）人们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中的一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约束的。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习惯习俗、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对制度同样具有建构作用。一种制度框架的建立，仅仅依靠硬性的正式制度是不够的，也是容易的，更重要的是必须有成熟的非正式制度，从而获得发展的持续动力。但非正式制度的形成，不能通过人为的直接输入，它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这是由于非正式制度具有强大的惯性并能够深深作用于制度的绩效。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功能在于促成行为者从自发到自醒再到自觉的转变，因而是一种软制度。由于社会系统的纷繁复杂性，人们不可能对经济行为的所有方面都深思熟虑，很多行为是按某种习惯不假思索做出的，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原理表明，“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文化的传承，这是人们选择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初始条件。正如诺思所说，时间对于制度演进至关重要，而人们正是在注满传统与文化的时间长河里不断学习，获取关于选择的知识，并形成新的知识充实到实践中去，最终成为下一次乃至下一代人面对的传统文化和制度背景。

以农民市民化作为路径取向的中国特色现代化（“农民工”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称谓正是在这一取向下产生的），是在小农社会曾经长期存在并有较大发展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因而小农社会的文化遗产颇为丰富。这样的文化“遗传密码”必然在今天仍然发挥着“复制”性的作用，于是，小农文化、小农心理、小农道德、小农伦理、小农意识等乡村文明形态，都依然保持着其发展的惯性。显然，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俨然是“城里人”了；但城市生活中的现代文明并没有将他们同化，相反，乡村文明的积习使他们以乡村文明来自觉不自觉地或迎合或对抗现代城市文明——他们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社会网络和独特的都市里的“乡村社区”，并由此逐渐形成一种既想融入城市文化又抵抗城市文化的独特的亚文化。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中事实上存在的这种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可以借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²⁷⁾得以进一步印证。

看来，这样的非正式制度惯性，决定了农民工的社会文化关系和社会价值观念的重构是曲折艰难的。事实上，一个社会既有的非正式制度并不是一朝一夕造就的，而是文化历史长河在现阶段的积淀。与正式制度安排相比较，无论是消解旧有的非正式制度，还是进行新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困难都要大得多（事实上，非正式制度很难被“安排”）。因此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然而，强调非正式制度的惯性并不意味着它是永恒不变的；而破解制度变迁的奥秘，不是这种路径依赖，而是学习——制度、规则、习惯都是学习的结果。

如上所述，非正式制度的“破旧立新”靠的是学习，而学习就是引导、教育、培训。农民工要成长为现代劳动者和现代公民，其基本内涵是，一方面，农民工要努力接受现代企业和现代城市文明的各种因子，另一方面，他们要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capability），从而建立和巩固自身的权能。因此，这一过程实际是农民工提升能力、获得作为现代劳动者和现代公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融入城市的过程；简言之，这一过程是农民工群体实现从农民角色向现代劳动者和现代公民角色全面转型的过程，是通过外部“赋能”与（农民工群体）自身“增能”来实现这一群体的角色转型的过程。

城市是个多元社会，是不同思想观念的交融点；城市又是个开放系统，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对外交流，市民的观念也更具有弹性、现代性和适应性。同时，城市市场经济发达，各个领域充满竞争，优胜劣汰。而且，城市企业与村办企业、乡镇企业在文化、人际交往、管理模式、利益分配等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富士康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为在城市的激烈竞争中求得良好的生存条件，农民工必须改变传统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在思想上走向开放，感情上富有理性，以积极的心态和进取的精神，去适应现代企业管理方式和城市生活的纷纭变化，并逐步融于其中。因此，现代观念、文明准则以及现代企业意识和城市意识等的引导、教育和培训，是推进“观念转型”的当务之急。如果观念跟不上，好的硬件设施也只是摆设、好的政策制度也难以贯彻实施——必须将这些“硬”的东西设法与农民工自身逐步具备的“软”的东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文明素质是人的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显然，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整体素质（包括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三个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人口素质。农民工在中国是一个庞大又特殊的群体，这一基本事实是我们在认识和处理很多社会问题时不能不认真考量的。可以这样说，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市民客观上存在的诸多差异，许多都与人口素质直接有关。因而只有整体素质提高，农民工群体才能实现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重大（重要）转变，才能达到作为现代劳动者和现代公民的内在要求。

为此，要通过引导、教育和培训，使农民工的知识、情感、审美、价值、伦理等系统要素尽快实现现代转换。一方面，通过现代企业文化、城市文明文化的辐射和传播，不断洗礼和熏陶他们，启发他们自觉地把现代性的追求融于其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工作方式之中，进而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言行举止、竞争意识等方面都发生明显或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通过职业技术与伦理教育、技能培训，丰富和提高他们作为现代劳动者的劳动知识和劳动技能，其中还要融合公民教育、现代企业认知培训，由此培育他们作为现代公民的道德精神、权利意识。

以下我们重点就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问题，做一个分析。

在“后人口红利时代”，农民工群体正在或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代际替换，这就是冠以“三高一低”⁽²⁸⁾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与父兄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情结、成长经历、成长环境、打工目的、工作态度、价值追求、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尽管他们仍然是低端市场的主要的劳动力提供者。让他们从简单劳动力群体成长为技能高、素质好的现代产业大军，成为中国特色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合格的生力军，简单的技能培训难堪重任，中职教育也难以胜任，本科教育“不服水土”，唯有技能培训与学历教育并重、既姓“职”又姓“高”还“亲民”并且关注他们成长状态的高职教育最能担当大任。高职教育就是要通过培训、教育、引导，着力对他们进行人口红利的二次开发；而培训教育、学历教育、引导教育是二次开发新生代农民工红利的“三大法门”。

（1）培训教育。毋庸置疑，培训教育也仍然应该是高职教育的“重头戏”，这是鉴于新生代农民工的首要需求仍然是求得生存，并仰仗其获取的基本技能。如此，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客留于”他所在的城市（拥有基本生存技能的他们只能是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但这种培训与企业、社会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培训应大有不同：在应岗性的、短期的生存式培训之外，更要着眼于中长期的发展式培训。这种发展式培训是一种注重他们素质、能力的提高和培训结果的运用（强调受训者的应用转化能力；强调通过实际工作成效体现培训的结果）的现代培训，简言之，它是一种“能力本位”培训。为此，应通过科学、合理的培训流程设计，构建全方位的、动态性的、个性化的培训需求分析模式，并由此制定分类、分层实施方案：要通过问卷调查、定期到他们聚集的企业和社区调研、遴选具有代表性的班次和学员展开个案调查等方式，重点了解和关注他们在认知能力、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利益诉求等方面的特殊需求，及时了解他们所在企业和行业的培训需求状况，进行过程性的培训需求信息调控和前瞻性的培训需求信息预判，从而建立“培训前—培训中—培训后”的有效衔接机制和动态监控机制；要充分考虑他们在技能水平、工作性质、文化程度、年龄层次、就业心理等方面的差异性，分别实施外出就业技能培训、技能提升培训、劳动预备制培训、创业培训、农村劳动者就地就近转移培训。

（2）学历教育。学历教育是高职院校既区分于各类培训组织，又区别于本科高校的特色或优势所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已从初中学历（上一代的主体学历）升“档”为高中学历，但这远未与他们的职业期望和价值追求相匹配——而本是“草根”的高职教育所提供的大专学历正是他们经过努力能够达到的第一个现实的门槛或目标。不过，鉴于他们正处在工作状态、脱产学习不现实的特点，高职院校应采用函授、夜授、电（视）授等成人式的学历教育方式，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

（3）引导教育。引导教育（这里是指以心理教育为主旨的引导活动）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有现实的紧迫性。如前述，他们较之父兄有这样那样的优势或优点，但却有心理承受力更低的最大劣势。如果说其父兄还能“安贫乐道”，那么他们，这个被称为是“无根的一代”——既未被城市接纳又对农村很淡薄的一代，就有更多的改变现状的渴望、定居城市的渴求、维护正当权益的诉求；而当正常的、应有的渠道被阻塞、被封堵，这些渴望、渴求和诉求就会异化为心理失衡。富士康“连跳”事件就是鲜活的例证。深入分析这种心理变异不难发现，这与他们在向现代劳动者和现代公民成长过程中的社会关系重构及其状态密切相关。从更宽阔的视野看，他们从农民角色群体向现代劳动者和现代公民群体整体转型过程中的角色意识、思想观念、社会权利、行为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正是中国社会关系不断经历“解体—重构”的传承和嬗变的一个缩影，而这个缩影正映照着他们的“断裂—重建”的心路历程：来到陌生的城市，他们与原社会关系系统似乎突然断裂，一种茫然油然而生；面对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他们又别无选择——必须尽一切可能留在这个城市，然而要“赤手空拳”地重建一种新的关系，又是何等的艰难。于是，无奈、失望、愤懑以致绝望笼罩着他们，一系列丧失理性甚至舍弃生命的行为就发生了。对此，高职教育绝不能漠然以对，必须把引导教育置于与培训教育、学历教育同样重要的位置并作为独立的任务（独立不应是“单打独干”，为避说教之嫌，将引导教育融于培训教育和学历教育之中效果更佳）而付诸切实的行动。要根据企（业）情、市情、社（区）情特点，有针对性地对他们开展心理引导和调适活动；要加强他们对新角色适应的引导，引导他们通过“角色的期望—角色的领悟—角色的选择与归属—角色的实践—角色的确认”的渐次演化，逐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现代劳动者和现代公民”的角色转换；要创设各种活动，增进他们与城市原住民（老市民）、与企业的其他员工群体、与社会的其他层面的接触与交流，促进彼此的心理交合；要帮助他们搞好自我调适，舒缓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一句话，引导教育的核心和关键，是要探寻这样一种可行路径和有效的方式方法：要设法消除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新的业缘关系的陌生感，帮助他们建立对于城市企业、对于城市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要让他们真正享受到由于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所带来的幸福生活，真正享受到由于城市文明进步、由于社会的包容性发展所带来的幸福生活——“分享”才能够使他们真正具有一种幸福感。

必须指出几点。第一，引导教育是高职教育的全新课题——相对于培训教育、学历教育大为滞后，而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引导教育，更是空白。这背后的深刻原因是高职教育的科学（技术）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疏离：以技术为中心的尽可能分工的原则，在使高职教育扮演更为重要角色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副产品”——受教育者作为“人”或不复存在，其仅仅是可被训练的参与生产的简单要素；既如此，只有人才有的心理活动及其引导教育，其关注度和位置就可想而知了。由此观之，高职教育要实现在“后人口红利时代”瞄准新生代农民工的历史选择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第二，心理教育是高职教育的引导教育的重中之重。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的权利意识，同时也会为此进行抗争。问题在于，他们为自己正当的权利所进行的抗争有没有正常的、通．的渠道和机制。如果正常的、通．的渠道和机制缺失的话，这个年轻气盛的群体会采取另外的方式（当然不排除种种极端的方式），以实现自己的权利诉求。因此，高职教育的引导教育无疑要将心理教育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必须将心理教育作为引导、教育和培训的独立任务提出来并切实予以落实。当然，话又说回来，对这一新生群体进行心理教育等引导教育，仅靠高职教育本身是无法独立承担任务的；或者说，高职教育的引导教育只是全社会的引导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

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多种多样、错综复杂。能不能整合好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现实社会又是由不同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家族背景、文化智力水平的人群所组成的，并根据以上的特征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社会的主体，用哲学术语说是“人”，用社会学术语说是“社会阶层”。要研究一个社会的变化、发展，不可能不涉及社会的主体即社会阶层。社会阶层是依据一定的职业标准、身份标准划分的群体属性，表明人们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随着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变化而发生的地位上下位移。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状况决定阶层的变化规律，在一定条件下，个人的努力对自身地位的变化也起着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的变化过程，就是由于社会政策的改变和个人的努力而导致不同社会阶层身份、地位、利益变化的过程。

由上分析可见，在我国当前多样化的社会关系中，阶层关系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种。因此，整合社会关系重点就是整合阶层之间的关系，这就是，通过阶层整合实现阶层和谐，即阶层之间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各阶层各尽其能又各得其所，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进一步分析表明，要进行社会阶层的整合，就不能不涉及社会结构问题，因为社会结构变迁的核心就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而社会分层的关键词就是“阶级”或“阶层”——过去在强烈的意识形态语境下使用的是“阶级”一词，现在多使用“阶层”这一中性词。社会结构体系由不同社会地位的阶层位序所构成，表示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状态。由此，我们对多样化的社会关系的分析，进入到了其中最重要的阶层关系的分析，又进入到反映这种阶层关系状态的社会结构体系的分析。

社会分层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人们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序列，也是指以一定的标准区分出来的社会集团及其成员在社会结构体系中的地位层次结构、社会等级秩序现象。如何进行社会分层划分，即社会分层的维度，社会学家往往将社会上最有价值的资源作为标准，戴维·格伦斯基、哈罗德·克尔博和罗伯特·罗斯曼归纳出七种重要的资源种类，即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声望资源、公民资源、人力资源，其中，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为三种最主要的资源。由此，我们可以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即依据一定人群对三种资源的拥有量和其所拥有的这些资源的重要程度，对社会阶层进行排列。

在1978年以前，中国整体社会结构稳固并且社会阶层关系相对简单。当时的社会阶层主要有：干部阶层、工人阶层（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人，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人）、农民阶层、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工商户、失业和半失业及流浪人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上述三种资源中，政治资源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源，因为党和政府组织控制着整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资源；经济资源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制度背景下，变得越来越重要；文化资源也在“要提升‘软实力’”的话语下，在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凸显其分量，它在决定人们的社会阶层位置时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资源。那么，农民工群体定位于哪一个阶层呢？明确的对应关系其实并不很明晰——或许目前尚不存在“农民工”这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但总起来说，由于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等资源都匮乏，他们位居偏下的社会阶层——是处于低端的、工作在城市企业第一线的劳动者，也是仍然处在城市社会边缘的一个特殊群体。

“农民工”，这个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群体，是职业、居住地和社会角色等正在向“现代劳动者和现代公民”群体发生整体性转变的一个群体，也是中国新的利益群体。这是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结果；而这一群体“现代性”的生成，正是“现代劳动者和现代公民”这一个新角色形成的过程。

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揭示，“角色”实际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是某一群体社会地位的动态表现，也是构成社会结构的基础。个人在各自社会位置上履行自己的角色的过程，也是整体社会发挥其社会职能的过程。

社会新角色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表征着一种社会结构关系，体现着一种社会安排。这里，有必要对角色扮演和角色再造作一个区分。角色扮演一般暗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当一个人具备充当某种角色的条件时，他才按照这一角色所要求的行为规范去行动。因为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担当某种角色，先要有一个确定的过程，即“认同”的过程，这就是说，角色扮演者通常首先要证明其实际地位、身份能力以及其他条件与其所承担的角色是一致的、等同的，才能真正担此一角。角色扮演更多的是体现角色承担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延续性。而角色再造侧重于角色变迁中对新角色的培育与创造，其更多的是体现角色承担者的客观性、外在性和创造性。这些表明，一个新的社会角色的形成，一方面必须以社会成员即个人的人格结构为中介，将社会性的文化规范赋予、内化到个人身上，完成“社会安排—个人角色达成”过程，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和利用社会成员之间即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使社会成员的人格、个性特征在具体的角色扮演中得以投射和表现，即通过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的呈现、显现、再现，完成个人“参与—融入”社会的过程。

以上分析表明，新的角色是通过角色再造和角色扮演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因此，“现代劳动者和现代公民”新角色的生成，本质上是上述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是宏观制度规范与微观角色认同的结合——宏观上预示了农村和城市社会结构的双重演变，微观上表达了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对现代企业和城市社会融入的愿望。当然，“演变”、“向往”、“愿望”本身也是“现代劳动者和现代公民”新角色再造的过程和这一角色扮演过程的统一。

“现代劳动者和现代公民”这一新角色的形成，需要经过角色期望、角色领悟、角色选择与归属、角色实践四个环节。

角色期望（对角色的期望）是社会对处于特定地位的人——现代劳动者和现代公民——规定的一套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它是外在的。这是农民工在向这一新角色转变时，首先要遇到的问题。当进入城市企业谋生以后，现代企业工作（生活）、城市生活的耳濡目染，会使农民工产生对新角色的期望。为此，他们要为自己真正获得“现代劳动者和现代公民”角色的资格而进行必要的知识准备和技能准备。角度领悟（对角色的领悟）是由于环境、文化和个人秉性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群体中的单个人对自己正在充当的角色和未来将要担负的角色的理解，并按照别人的期望不断调节自身的过程，它是内在的。形成“现代劳动者和现代公民”这一新角色，需要农民工加深和加强对角色的认知和体验。角色选择与归属是农民工在自己新、旧角色之间进行基于利益获得与心理体验等方面的权衡、对比，并通过理性选择，形成对新角色的心理归属与主观认同的过程。这一过程实际是这一群体在新角色认同、形成中的心理过程，主要受他们的实践体验与自身文化认同的影响。当他们在城市企业工作、在城市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在社会的引导和帮助下，随着观念和生活、工作环境以及交往对象的逐步变化，他们会逐渐变得习惯于城市企业的管理模式，习惯于城市的工作、生活节奏和消费方式等。可见，“现代劳动者和现代公民”新角色的形成，最终要落脚于角色实践。角色实践是农民工群体对于新角色行为规范的具体运用，是角色期望与角色领悟的进一步发展，是这一群体的个人在其实际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新角色，因而角色实践是农民工群体的“现代劳动者和现代公民”新角色行为的表达方式。

农民工群体在向“现代劳动者和现代公民”新角色成长过程中，往往会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整合问题，而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整合又将进一步牵涉到新的社会秩序的维系与重建问题。因而农民工群体的新角色成长这一过程不会自动实现，并且仅靠农民工自身的努力也是不可能完成这一角色转化的。为此，应该通过赋权与机制建设的“双管齐下”来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

第一，要保障农民工群体的各种劳动权和公民权的平等获得与权利意识的形成。农民工群体既是农民社会地位变化的动态表现，也是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的一种反映。作为一种社会过渡角色，农民工群体应该逐步形成与城市企业其他员工角色、与市民角色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行为规范，从而逐步形成与“现代劳动者和现代公民”群体的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规范与行为模式。这里要强调农民工群体的权利意识问题。权利意识的形成，是农民工对于“现代劳动者和现代公民”新角色的觉醒，是一种不依赖于外界的支配权、话语权的独自判断社会事实的能力。权利意识的基本内容至少应包括知情权意识、权利保障意识。一般第一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较为淡薄，而第二代农民工即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更强一些。这样，在权利意识的唤醒、培育和提高的问题上，要区别对待，循序渐进。第二，要建立农民工广泛的社会参与和人际交往的机制与渠道。这些新市民有了知情权意识、权利保障意识还很不够，还必须以机制和制度来“保驾护航”。社会参与度不仅能够反映出一个群体的性格和关注点，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标示出了其社会地位状况。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农民工一直被安全地限制在有限的社会参与空间，缺乏一种有效的利益表达途径，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民工作为一个社会庞大的群体，其社会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应该说，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发展格局，这些为农民工提升其社会参与空间提供了一个契机，然而要使这个契机转化为一种机制则是一个利益博弈过程。因而农民工的社会关系重构，本质上是一个利益的博弈过程；而所谓重构社会阶层关系，实质上就是重构社会阶层关系背后的经济利益关系。原因在于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利益博弈的时代。通过利益博弈，不仅要建立农民工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还要建立其利益的协调机制、利益的调处机制和利益的权益保障机制。因此，“农民工”向“现代劳动者和现代公民”转型的过程，就是这些一系列机制建立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是农民工社会参与平台的建立与拓展的过程，也是他们行权渠道多元化的过程，当然也是他们社会地位逐步提高的过程。

“农民工”向“现代劳动者和现代公民”转型要取得实质性的成功，还必须解决好农民工这个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由于农民工既是“农”又是“工”的“两栖”性，要通过土地补偿、拆迁安置、就业指导、居住、技能培训、社会保险、生活服务等一系列具体制度安排，逐步打通农民工成长为现代劳动者和现代公民的制度通道。而这些具体制度制定和实施的过程，既是公共资源城乡均衡化配置的重要举措和具体要求，也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关系重构的过程——是“劳有所得”的就业关系、“学有所教”的教育关系、“住有所居”的居住关系、“病有所医”以及“老有所养”的社会保障关系⁽²⁹⁾的重构过程。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进城就业也是农民工首先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是他们维权与赋权的物质前提。农民工通过非农就业，获得稳定的货币收入，既是其得到生活保障的最根本途径，也是他们能否向现代劳动者和现代公民转变的基础因素。但是，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总体水平低、观念转变慢、生活方式惯性大、就业竞争加剧、就业要求“水涨船高”、就业目标不明等因素，常常困扰着他们，阻碍了他们的非农化就业。这使得他们难以完全通过市场化或自主择业的方式来解决就业问题，从而难以实现角色的转化。为此，要设法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

第一，加强教育培训，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技能和素质。要把分散在劳动、教育、工会、农业、科技等部门的培训资源进行统筹，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培训平台、实训基地和培训数据库，重点抓好以转移就业培训、岗位技能培训、后备劳动力培训、现代企业和城市文明认知培训为主要内容的培训工程；同时，要做好培训对象和培训内容的分类规划工作；还要按“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适应性，特别要以就业带动培训，建立培训与就业的联动机制。第二，进一步建立健全城乡就业管理服务平台，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要按照“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思路，改革城乡分割的就业管理和服务体系，推动形成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和劳动力市场，通过市域内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使用人单位的用人需求和劳动者的求职需求能够快速、高效对接，以此建立保障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具有平等权利的劳动就业政策、就业管理制度和就业服务体系。在建立健全城乡就业管理服务平台上，政府的作用固然很重要，但中介组织的作用也不可忽视。要大力发展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形成包括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培训在内的社会化就业服务体系，规范就业中介机构，为农民工就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为农民工进入城市提供门槛，也可以将他们进城后的预期风险（城市的生活成本本来要大大高于农村，而通货膨胀更是对此“雪上加霜”。工作的不顺和生活的艰难，可能使他们对未来产生失望甚至绝望的情绪）和由此带来的后果降低到最低程度，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二是切实体现作为现代劳动者和现代公民应有的待遇。“工人”和“农民”、“城里人”与“农村人”的一个重大差别，是依附在城市企业或依附在城市户口上的各种权利，社会保障则是“农民”和“农村人”感受最深的工农（产业）待遇、城乡（居民）待遇。因而拥有了与“工人”和“城里人”一样甚或基本一样的社会保障待遇，农民工就获得了或基本上获得了相应的身份附属的权利。三是可以促进农民工加快融入城市企业和城市社区。现实情况表明，能否享受统一的待遇或者在待遇上出现差别，会很明显表现出“工人”和“农民”、“农村人”与“城里人”的身份与地位是否有差别或有多大的差别。如果待遇上出现差别，这些农民工会自感低人一等——“外来务工人员”称谓的本身就表明，他们是“外来的”，不是“本地的”、更不是“土著的”。既然认定他们是城里的（企业、社区等）外来人，试想他们能够自觉地融入城市吗，而城市又愿意诚心实意地接纳他们吗？

看来，农民工要成为现代劳动者和现代公民，这一过程仍然是漫长的，但必须一步一步地朝前走，其中要紧的一步是实现城乡社会保险的衔接。实现城乡社会保险的衔接，大体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这一制度的建设过程中，尤其要注重保障失地农民、进城打工农民（进城打工农民和失地农民可能会有交叉）的社会保险问题。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农民工的“大后方”，如果“后方”缺无或薄弱，农民工在“前方”——城市就无法安心“作战”。第二步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农民工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向城镇居民社会保险制度过渡。第三步是建立统一的城乡社会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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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工人”作为唯一上榜群体，继2009年入选有世界“史库”之称的《时代》年度人物后，又登上美国道琼斯公司旗下杂志《财智》评选的2010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

(2) 富士康事件是指位于深圳的富士康厂区接连出现的员工坠楼事件，2010年有“十二跳”出现。

(3) “十二连跳”的主角多为新生代农民工。

(4) “劳动体制”指有关录用以及就业条件和状况的制度模式，它对于劳动者向拥有或管理产业资本的政府和企业表达愿望、要求权利的想法和行为，具有制度性的影响。劳动体制广泛存在于国家、地区、工作场所层面的正规或非正规经济部门，具有交叉性和多面性。

(5) “买家主导型商品链”（buyer-driven commodity chain）是指在产品—商品链中，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大型零售商和“品牌经营商”处于核心位置，生产则以“合同制造”的方式，最终由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加工区的劳工来完成。

(6) “专制性工厂体制”（despotic factory regime）是指劳工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政府在劳动保障、劳资关系方面的干预很弱，资本采用强制性手段控制劳工。

(7) “体面劳动”（decent work）是1999年6月由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索马维亚首次提出，并在此后被国际社会普遍接纳。“体面劳动”意味着劳动者的权利得到保护、有足够的收入、充分的社会保护和足够的工作岗位。索马维亚认为“体面劳动”是检验全球化的一块试金石。

(8) 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又译作渗漏效应、滴漏效应），也称作“涓滴理论”（Trickle-down theory）或利益均沾论、渗漏理论、滴漏理论，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予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的政策、举措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贫困阶层或地区的发展和富裕。

(9) “二元”通常指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的分化；“二元经济”最初是由荷兰经济学家伯克提出的，他在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的研究中，把该国经济和社会划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化的荷兰殖民主义者所经营的资本主义部门。他当时的研究仅仅限于对二元经济的一种单纯的描述。二元经济是对发展中国家早期发展阶段的一种描述，是指经济从完全依赖于农产品的生产状态向生计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状态的转变，这一过程的实现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二元结构逐渐转化为一元。

(10)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

(11) 拉尼斯—费景汉模型（Ranis-Fei model）是用一种动态角度研究农业和工业均衡增长的二元结构理论。1961年，古斯塔夫·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改进，他们认为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从而发展了刘易斯模型。

(12) 乔根森模型（乔根森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戴尔·乔根森于1967年在《过剩农业劳动力和两重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依据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创立的一种理论。出于对古典主义的反思，该模型是在一个纯粹的新古典主义框架内，来探讨工业部门的增长是如何依赖农业部门的发展的。

(13) 20世纪70年代初，针对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失业问题，以托达罗和哈里斯为首的发展经济学家指出，建立在充分就业基础上的传统人口流动模型（如刘易斯模型）无法对这一现象做出合理并令人信服的经济解释。他们将研究的着眼点转向被传统理论忽略了的城市失业问题，试图发展新的人口流动理论。

(14) 发展经济学认为，落后地区与先进地区之间存在两种作用：一种是涓滴效应，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提出来的；另一种是回波效应，指生产要素从落后地区向先进地区流动，发达地区的发展以抑制落后地区的发展为代价，这样就形成了地区之间不平衡发展的力量。回波效应是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来的。

(15) 出口导向是指以生产出口产品的方式来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主要由国际市场来推动。出口导向模式的实施，为本国剩余产品开拓了新的市场，为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开设了一条渠道。出口导向模式在亚洲最早实施的日本，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持续了30年，在晚于日本实施该模式的韩国，其持续作用为20年，在东南亚其他各国，其持续作用仅10年。出口导向模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弱化之势。

(16) “腾笼换鸟”就是把现有的传统制造业从目前的产业基地“转移出去”，再把“先进生产力”转移进来，以达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目的。西方很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会实行这种政策，以达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目前广东等发达省份也在实行这种政策。广东的“腾笼换鸟”即“双转移”（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政策，具体是指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劳动力，一方面向当地二、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较高素质劳动力，向珠三角发达地区转移。

(17) 托克维尔在他1856年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一个国家最可能发生动荡的时刻，不是经济长期停滞时期，而是发生在经济持续增长突然停滞、开始下滑的那个拐点。托克维尔这一观点被形象地称之为“倒J”理论。

(18) “拉美陷阱”也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在20世纪70年代的拉美国家，由于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城市化失衡而造成的环境恶化、失业人口较多、公共服务不足的现象。

(19) 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又称倒U曲线（inverted U curve）、库兹涅茨倒U字形曲线假说，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于1955年提出的关于收入分配状况随经济发展过程而变化的曲线。

(20)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是指企业在其商业运作中对其利害关系人应负的责任。这一概念是基于商业运作必须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想法，企业除了考虑自身的财政和经营状况外，还要考虑其对社会和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21) “血汗工厂”（sweatshop）一词最早于1867年出现于美国，最初指的是美国制衣厂商实行的“给料收活在家加工”之制，后又指由包工头自行找人干活的包工制；而在这两种做法中，工人获得的日工资都不是最少的，但由于回避了在正规工厂中集体工作的工人可能有的集体博弈行为，工人获得的单位产品的工资（计件工资）可以被压到最低。因而这种做法（制度）被称为“血汗制度”（sweating system）。后来这一概念又扩大到高激励的计件工资和高速流水线作业等安排，但同样都以回避集体谈判为条件。

(22) 1995年的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提出了“社会规则”、“全球契约”的设想，1999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安南提出了“全球契约”计划。该计划于2000年7月在联合国总部正式启动。“全球契约”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的，强调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23) 贸易壁垒（Barrier to trade）又称贸易障碍，主要是指一国对外国商品、劳务进口所实行的各种限制措施。它主要有绿色贸易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劳工标准壁垒三大类型。

(24) 《SA8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是社会责任国际组织于1997年公布的，它是全球第一个可用于第三方认证的社会责任标准，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约》、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及《世界人权宣言》制定而成；它为企业提供了展示其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的有效途径——获得SA8000认证是对企业社会责任和道德管理能力的最有效认可。

(25) 赋权（另称为赋能、充权、充能、授权、授能等），是个人、组织与社区借由一种学习、参与、合作等过程或机制，从而获得掌控自己本身相关事务的力量，以提升个人生活、组织功能与社区生活品质。这里的赋权特指除农民工等劳动者以外的组织所进行的赋能的过程、行动。

(26) 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是属于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27) 文明冲突是指国际范围内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的冲突。

(28) “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29) 这里社会保障关系有“大”、“小”之分，“大”社会保障关系包括“劳有所得”、“学有所教”、“住有所居”、“病有所医”以及“老有所养”等，“小”社会保障关系仅指“病有所医”以及“老有所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