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理论是从“四个现代化”理论蜕变而来的。“四个现代化”的核心诉求是在20世纪末赶超最先进的现代化国家,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简称“四化”)的提法,是毛泽东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加以阐释过的。“四个现代化”并立的提法则是1954年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的,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与1963年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得到了进一步阐释。1964年与1975年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与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得以明确并巩固下来。改革开放以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被作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来抓,邓小平为此作了更全面、更细致、更深入的论证与阐释。但“四个现代化”理论的形成环境与内在缺陷,却使得这个理论最终不得不发生蜕变,“小康社会”理论应运而生,取而代之。“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在1990年左右最终消失。
第一阶段,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理论的初步形成。
1949～1954年间,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战略已经牢固地形成,“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已经正式出现,但其内涵与提法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
工业化、城市化、农业与手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是新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诉求。其中,工业化是核心诉求。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就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严重落后的国情,即“90%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93],因而确定了新中国的发展目标,那就是城市化、工业化与现代化,“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94],中心任务是“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95],“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96]新中国建立以后不久,周恩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立的工业化精神的基础上,再次阐明了工业化的必要性,指出:“城市领导农村、工业领导农业,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更是如此。”[97]1953年,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四十九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首先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98]此时,“四个现代化”中“国防现代化”的提法已经显现。1954年,毛泽东在中央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把“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作为新中国总目标的一部分。[99]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词中要求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00]此时,“工业化”与“文化现代化”并立的提法出现。“科学文化现代化”的提法初露端倪。
基本上完成工业化、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的时间表,从建国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几经修正,后来被定在80年代。但最初被定为约三个五年计划。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求,“在10年至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101]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宣布,“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102]
工业化两步走战略在1954年正式形成。195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定下了两步走的计划:第一步是,大概15年,即三个五年计划(1953～1968年),打下一个基础(基本工业化);第二步是,大概50年,即十个五年计划(1953～2003年),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03]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再次强调两步走战略,即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50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建成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104]
1954年9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并立的构想,具体内涵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报告指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05]在四个现代化中,强调工业现代化,特别是发展重工业,认为“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发展,并且归根结底,也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不断提高”。[106]另外,报告中也提出了“技术现代化”的命题以及“技术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指出,“没有现代化的技术,就没有现代化的工业”。[107]不过,“技术现代化”还没有正式列入“四个现代化”的命题之中,也没有完整地提出“科学技术现代化”,“技术现代化”还是从属于“工业现代化”的范畴之内。此时,“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四个现代化”中的地位被“交通运输业现代化”所取代。
这一时期,虽然强调工业化主要由国家按计划实施,但还没有绝对排斥有限地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性。不过,此时对现代化、工业化、工业与农业、工业与商业、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关系理解还是简单的。把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工业化,把工业化简单地理解为发展工业,指标是数量指标,特别是发展重工业,要求一切城市都要以发展工业为重心,对于农业、轻工业、服务业(商业)的发展没有给予充分的理解与足够的重视。甚至要求即使商业占多数的城市也不应该以商业为主,“也要以发展工业为主”。[108]
第二阶段,中国工业化战略的形成和“四个现代化”理论的定型。
1955～1963年间,工业化、两个现代化、三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并存,对工业化与现代化的理解进一步深化,四个现代化的第一步发展战略——“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完全定型,四个现代化的正式提法完全形成。
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前,还是以提工业化为主。对工业化的理解仍然重在数量,基本沿用苏联的标准,即工业总产值达到国民经济总产值的70%,就算实现工业化。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提出“建成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109]1956年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强调“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反对随意降低工业化的标准以加快工业化的进度。1956年7月,周恩来在会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时指出,我们要实现工业化,至少必须争取使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达到60%～70%。[110]再次重申反对随意降低工业化的标准。
中共“八大”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第一步发展目标构想(基本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并重申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四个现代化”的提法。1956年9月,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确定的任务是“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11]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时,破除了对工业化简单的数量理解,正式表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对于何谓“完整的工业体系”,报告的解析是,“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为什么必须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报告认为,“从国内的要求来说,我们必须迅速改变国民经济长期的落后状态;从国际的要求来说,我国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经济的共同高涨,并且可以增强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但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等于不需要对外经济交流。报告指出,“我国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长时期内还需要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同时也需要同其他国家发展和扩大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而且即使我们在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之后,也不可能设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事实表明,不仅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技术的协作范围将不断地扩大,而且由于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的力量日益强大,国际局势日益趋于和缓,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112]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接受了周恩来1954年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总纲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和现代化的国防。”[113]
“四个现代化”第一步发展战略目标在1956～1963年间完全定型化。中共“八大”提出的是“完整的工业体系”,到1956年11月10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周恩来所作的“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加上了“独立的”,形成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正式提法。周恩来指出,“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即“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仪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但是,应该指出,基本上完整并不是一切都完全自足”。周恩来再次重申了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必要性,“任何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总要有一点独立的能力”,“而我们这样的大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114]基本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也是四个现代化战略的第一步发展目标的组成部分。1959年12月,周恩来在“目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四项任务”的讲话中,提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的任务。他说,“我们的国家很落后,比起工业发达国家,我们不仅经济上落后,而且生活水平以及科学文化水平也不高。要摆脱这种落后状态,就得很快地建立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这包括经济、文教、科学、国防、财政、贸易等各方面。”1963年8月23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工业发展问题》起草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再次提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明确把它作为一个“远期的奋斗目标”。批评了苏联“光提工业化,把农业丢了”。也批评了我们自己过去的“工业国”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到1963年11月15日,周恩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两个重要问题”的讲话中就已经把“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的两种提法合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115]至此,“四个现代化”战略完整的第一步发展目标已经形成。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现代化的目标成为我国发展的头等目标。但由于经过1954年日内瓦会议与1955年万隆会议,世界局势趋向缓和,这以后几年间,大约为1956～1958年,国防现代化暂时不提了。1957年8月13日～20日,周恩来在北戴河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讲到工业时,明确指出,工业是“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交通运输现代化从属于工业现代化,不再单独列出。这段时期着重提的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与科学文化现代化。[116]1957～1958年,毛泽东、刘少奇等人提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三个现代化”并立的构想。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17]同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表示,“一定会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18]1958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8年12月,毛泽东在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修改意见中要求,“建成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19]1958年以后随着中苏、中印、中美矛盾的激化,国防现代化的提法重新被强调。“四个现代化”的构想大体成型。1958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李富春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批语中提到了工业现代化与国防现代化的关系,要求国防现代化必须以工业现代化为基础、为前提,不能走依赖外援的道路。指出,“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120]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在边读边议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时,也谈到国防现代化问题。毛泽东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21]
“四个现代化”并立的正式提法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在1959年周恩来的报告、1961年中央指示与1962年刘少奇报告中该提法已经初步形成。1959年12月24日,周恩来在黑龙江省委组织的厅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处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需要加快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国家更快地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也提出了包括科学文化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122]1962年1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中表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23]这时,还不是称“科学技术现代化”,而是沿用“科学文化现代化”的提法。“四个现代化”正式提法的完全形成是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强调要以科学技术现代化为基础,积极推进四个现代化联动发展。“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互相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124]在这里,“科学技术现代化”不仅列入“四个现代化”的构想之中,而且占据关键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此前以“工业现代化”为中心的局限。
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这一时期现代化与工业化的重心,不过,这时也认识到“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和“农业的现代化”的重要性,认识到工业现代化“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125],“实现工业化,就要抓农业。农业不发展,国家工业化就没有希望”。[126]强调,“工业发展的规模,绝不能超过农业提供商品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的可能性,也绝不能挤掉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只有当农业生产提高以后,我国工业的发展才能得到更有利的条件”。[127]虽然如此,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大跃进”运动都是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大量挤占了投资、人力与劳动时间,农业生产与轻工业生产、农业发展与轻工业发展实际上受到了损害。1957～1960年间,重工业增长2.3倍,农业却下降了22.8%。[128]1958～1961年间,农业总产值持续下降,分别是550亿元、475亿元、415亿元和405亿元。1960年的粮食产量(2 870亿斤)比1951年(2 874亿斤)还少了4亿斤。农业生产水平大约倒退了10年。1962年的轻工业总产值也比1959年下降了35.2%。[129]
第三阶段,“两步走”战略的成熟和“四个现代化”实践的挫折。
自此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四个现代化”的提法一直沿用,“四个现代化”理论得到了深入发展。从1964年到改革开放以前,“四个现代化”及其“两步走”的发展道路构想已经形成,并得到反复强调,但是,由于“文革”的干扰,“四个现代化”战略的实施受到严重影响。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工作报告中,第一次以政府工作报告的形式,系统地阐明了“四个现代化”及其“两步走”战略。报告指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30]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四个现代化”及其“两步走”发展道路构想,进一步明确了“两步走”战略的具体达标时间,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131]1975年3月5日,邓小平也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强调了“两步走”战略的进度时间表,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危机意识与大局观念。邓小平指出,“从现在算起还有25年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132]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意义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一是作为伟大历史使命;二是关系到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发达社会生产力、加强国家实力、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国家安全。邓小平指出,“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得不到可靠的保障。”与周恩来总理一样,邓小平也极其重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邓小平认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133]在会见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时,邓小平进一步详细分析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可能性与艰巨性。就可能性而言,邓小平分析了如下四点,“首先是我们有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的人民是勤劳的人民,有着艰苦奋斗的传统。其次是我们已经建立了相当的物质基础。还有就是我们制定了明确的方针,要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再加上一条,那就是我们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总体来说,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又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有丰富的资源,加上利用世界的先进技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可能的”。就艰巨性而言,邓小平指出,“世界上先进技术发展很快,发展速度不是用年计算,而是用月用日来计算的,叫做‘日新月异’。我们就是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和国民收入按人口平均来算,还是比较低的”。[134]在中国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致词中,邓小平把实现“四个现代化”提到“一场伟大革命”的意义高度,指出,“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们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须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135]
此时的“四个现代化”及其“两步走”构想属于赶超型现代化战略。要求通过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136]这一时期也认识到现代化应该遵从“农、轻、重的次序”。[137]但在政策实践中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由于“左”的错误与“文革”的干扰,“四个现代化”构想“实际上没有真正地做起来”。[138]
第四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四个现代化”向“小康”的蜕变。
1979～1990年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集体对“四个现代化”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与阐释,使得“四个现代化”理论日臻完善并走向成熟。但是,邓小平也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从“赶超型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即“小康”)的软着陆,从而使“四个现代化”理论发生蜕变,“小康”理论取而代之。
邓小平从“四个现代化”的地位、意义、前提、内涵、中心、阶段、路径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四个现代化”理论。
第一,从地位来看,邓小平把实现“四个现代化”视为“党的基本政治路线”以及长时间面临的“历史任务”或“中心任务”。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确定,“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四化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139]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词中,确认“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140]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再次强调,“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141]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把“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确定为“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142]
第二,从意义来看,邓小平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看作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指出,“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143]搞好“四个现代化”,对中国意义重大,“许多问题,不搞四个现代化解决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人民生活的逐步提高,国防相应地得到巩固和加强,都要靠四个现代化”。[144]第三,从前提来看,邓小平把“四项基本原则”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前提。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145]
第四,从内涵来看,邓小平非常强调“四个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反对不顾中国国情与实际,一味地赶英超美。这也是为什么“四个现代化”理论在走向成熟之际会发生蜕变的根本原因。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详细分析了中国的国情与特点,要求适合这种中国特点,走中国式四个现代化之路。邓小平分析了中国国情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耕地少但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因此,他认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46]1979年,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客观地分析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难度,降低了“四个现代化”的标准,指出,“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147]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正式对“四个现代化”的内涵作了解析,并落实到“小康”建设上,认为,“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多一点的贡献。落后是受人欺负的”。进而强调“四个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即“小康”。邓小平表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 000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只是一个小康的状态”。[148]
第五,从中心来看,邓小平反复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要以经济建设(农业与工业现代化)为中心。因为国防现代化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科学技术现代化则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149]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干部会议上,阐述了四个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强调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邓小平认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绝不能干扰它、冲击它”。[150]
第六,从阶段来看,20年内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分两步走,特别要求在80年代做出决定性的成绩。邓小平指出,“如果四个现代化不在80年代做出决定性的成绩,那它就等于遭到了挫折。所以,对于我们的建设事业来说,80年代是很重要的,是决定性的。这个10年把基础搞好了,加上下一个10年,在今后20年内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151]
第七,从路径来看,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要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民主,加强法制,维护安定。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分析了解放思想与安定团结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52]另外,“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153]实现四个现代化,除了主要依靠自己的基础与努力外,也要充分利用世界先进成果与一切外来资源,因此,“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154]民主与法制建设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良好保证。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155]
这一时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构想不仅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且“真正地把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156]20世纪的“四个现代化”标准实现了从“赶超”(四个现代化)到“小康”(中国式四个现代化)的软着陆,21世纪中期的“现代化”目标也仅仅是“接近”,而非“赶超”。[157]因此,以“赶超”为目标与特征的“四个现代化”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蜕变,到了90年代,“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基本上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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