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走上小康跆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曲艺团也实行了承包制。常宝霆先生对我很好，1983年他组成了一个承包队出外演出，点名要带着我，让我挺感动的。

我们这个演出队以相声为主，攒底的当然是老艺术家常宝霆、白全福，当年一提“常、白”那了不得啊，火极了，那包袱一抖起来，我们的行话叫“串儿踢”呀，又脆又爆。

宣传海报给我定个著名相声演员，我和杜国芝的倒二，前边还有常宝丰、王佩元，戴志诚、郑健，还有一场鼓曲。因为团里要求必须得说唱并茂，不能只演相声，那叫一花独放。

当时住宿条件还没现在这么好，我们和老艺术家沾光，和常宝霆、白全福先生四个人住一个屋，演出一段时间就分一次钱，一次能分二三百，在当时这就是不少钱了，掂腕子啊。我们就把钱搁在随身的包里，我们叫“啃(发四声)包”，因为相声行话管吃饭叫“上啃”，这包里除了演出服就是钱，都是吃饭的家伙，所以叫“啃包”。

有一次在安徽蚌埠演出后分完了钱，白全福先生问我：“伯祥啊，昨天晚上分的钱你都哪去了？”我管他叫三叔，我说：“三叔，昨儿我就都寄家里去了。”因为我当时还很穷啊。白先生夸我：“好小子，要不我就爱你呢，你顾家，是过日子人，你看我这‘啃包’里头吗？一个子儿没有。我也跟你一样，我今儿一早晨就把钱寄走了，我这‘啃包’里现在一个子儿没有。再挣了再说。”

等他出去打水去，我就和常宝霆先生开玩笑说，我管常先生也喊三叔，我说三叔，他反复跟我说“啃包”里没钱，他是不是怕我“荣”他呀？我们行话把偷叫“荣”。常先生乐了，说小子你不知道，他不是怕你一人“荣”他，他是怕这一屋子人都“荣”他。我们都乐了。我们都知道白先生是个好人，特别顾家。

等到下一个点是桐城，演完了又分了钱，白先生又跟我说，小子，这“啃包”里的钱赶紧寄家里去。我说我“啃包”里的钱都寄家里去了，您“啃包”里的钱还没寄了吧？他马上说，不，我昨晚上就寄走了。我成心和他逗，问他您大半夜的去寄钱？他楞了一下，说人家有个车站邮局。

等到上海，我们大伙住一个大屋，演出完钱分下来，我先跟白先生说，我说三叔，这钱您可赶紧寄家去，我已经上火车站寄走了。他拿眼瞪瞪我，那意思我怎么走他头里去了。

等我们到了福建福州，赶上下大雨，我们有句话叫“刮风减半，下雨全完”，这天赶上下雨，瓢泼大雨，困在那了。我们一个子儿没挣，还赔了。

那天我们大伙坐在屋里，看着外面下雨，我跟白先生逗，我说三叔，您看我这“啃包”，他一听就乐了，说你别挨骂了，装他妈孙子。一屋子人这个乐呀。

白先生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对江湖险恶了解的太多了，可能就有点多疑，有时到了新地方，他戴上老花镜到剧场里数有多少座，完了算能卖多少钱，他怕剧场“捂杵”(少算票钱)。

可这白全福先生确实是一个好捧哏的，他是属于大师级的捧哏的，他跟常宝霆先生合作了一辈子。他哪点好呢？他是声音好，口音甜，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他的模样好，有观众缘，这在我们相声行叫作“上人见喜”。

其实他长的也不是什么帅哥，一个小白老头，小胖子，个也不高，他只要一撩帘一上台，观众看见他就有好感，他就带着一种人缘。

观众喜欢他，他有台缘。他能说相声，能演滑稽戏，我跟他一块演过《打面缸》。我跟他演《打面缸》，他扮演王书吏；我跟他演过《老妈上京》，他扮演腊梅，多才多艺。

其实当时相声大会特别受欢迎，有一次我们在南通工人文化宫演相声大会，买票的队伍硬是排出去有一公里长，就这么火。我们那时一年出去演两次，每次都是三四个月，挣了些钱.

不怕您笑话，我那时穷，家里什么立柜、桌椅的都没有，原来有些家具，“文革”时“破四旧”都扔了，这次演出回来买了好几件家具，还都是家俱五厂的。就有人说我是暴发户，是万元户，那年头万元户就了不得了。

我家原来住河东地道外，东站后广场那，一间半房，后来不够吃的，卖了半间，卖了300块钱。我在曲艺团干了有四五年了，有一天王慧芝大姐去我家，天气太热，我屋里也没电扇，我正在院外头搂着自来水管子背贯口，王大姐看见以后很同情我，说伯祥你太惨了，争取分房吧。

等到1984年团里要分房了，我们那个团长找到王慧芝大姐，说那个带平台的房子不能分给李伯祥，要给谁谁谁，王大姐说我是分房委员，有权说话，这房子多一平米也要给李伯祥，因为他老少三代六口人住一间房，他还把原住的这间房交给团里了。

就这样分了我嘉陵东里4号楼的一个单元房。王大姐对我有恩，我忘不了，现在每年过年我都要给她拜个年。

房子分下来是7月份，那几天连阴天，我就准备张罗着搬家了。有位领导发话了，这钥匙不能给你，你得带鼓曲队一块下乡演出去，演完回来才能给你钥匙，你再搬家。其实这位领导也不是跟我有仇，也是为了工作。

这样的事挺多。有一次湖北有个九头鸟艺术团来请我演出，不知谁告诉人家我出门演出了，等人家下楼来看见我在楼梯那坐着了，很奇怪，说你在这了，怎么你们领导说你不在呢？还有一次天津电视台找我演出，有位领导说，你要先跟着队伍出去演出，回来才能让你去电视台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