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传统公共安全的威胁源与表现

时间：2022-03-16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其三，超载问题严重，威胁乘客的财产与人身安全。

城市传统公共安全的威胁源与表现_城市公共安全社会心理研究

（一）城市传统公共安全的威胁源与表现

“城市传统公共安全”关注的是涉及公众最基本层面的公共安全问题，涵盖了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领域。这些公共安全问题由来已久，并将持续存在，且对市民社会心理影响较大，一旦发生，将引起社会恐慌、谣言等社会心理，威胁城市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全。目前我国城市传统公共安全的威胁源在近几年比较突出的主要包括公共交通、食品药品、公共卫生、社会治安等。

1.公共交通

一般而言，公共交通是人们日常出行的主要方式，主要指城市范围内定线运营的公共汽车及轨道交通、渡轮、索道等交通方式。由公共交通引发的公共安全事故难以防范，这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公认的棘手问题之一，如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案、马德里火车连环爆炸案、伦敦地铁爆炸案、莫斯科地铁爆炸案等。当前威胁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安全的风险源包括:其一，公共交通建设滞后于城市实际需求。与国外大都市相比，我国城市公共交通无论是道路、车辆，还是各种辅助设施如信号机、交通标志、人行横道线、人行天桥、地下人行过街道等都明显不足。在城市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城市，城市交通压力剧增、拥挤不堪，增加了城市公共交通安全问题的发生概率。其二，公共交通安全应急处置能力偏低。我国城市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法仍相对单一、作业流程较为松散、作业时间缺乏科学标准。公共交通的人员疏散和救援相对困难，一旦遭受突发事件，若处置不当将产生巨大的人身和财产损失，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其三，超载问题严重，威胁乘客的财产与人身安全。由公交车、地铁、轻轨和出租车所构成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在上下班高峰期超载问题严重，不仅影响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可能放大发生交通事故的严重后果。其四，公共交通从业人员素质与安全管理水平有待提高。不少城市公共交通司乘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安全意识不强，同时管理手段相对落后。这些都是城市公共交通安全的重要风险源。

本次调查归纳总结了近几年城市公共交通安全方面发生过或涉及的主要问题，发现影响公众社会心理的城市公共交通安全问题主要有“公交超载问题”、“地铁超载问题”、“出租车黑车问题”、“私家车飙车超速问题”、“校车超载问题”、“司机疲劳驾驶问题”和“信号设备故障问题”等，并就这些问题对公众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发现:总体上，公众比较关注和担心当前城市公共交通安全方面发生过的主要问题，其中“司机疲劳驾驶问题”是公众最担心的问题，其次为“地铁超载问题”和“出租车黑车问题”，再次是“公交超载问题”和“私家车飙车超速问题”。具体见表2.2。

表2.2　上海公众对公共交通安全问题的担忧（N＝1 793）

从对公共交通安全问题的担忧群体来看，在年龄方面:在“公交超载问题”和“地铁超载问题”上表现出担心的青年人最多，其次为中年人，最后为老年人；而对“出租车黑车问题”表示担心的老年人最多，其次为年轻人，最后为中年人；对“私家车飙车超速问题”担心的年龄差异不明显；老年人对“校车超载问题”表示担心的比例明显少于其他两类人群；中年人中对“司机疲劳驾驶问题”表示担心的比例最高，其次为老年人，最后为青年人；中年人对“信号设备故障问题”表示担心的比例较青年人更高，而青年人的比例则高于老年人。

本次调查发现，总体上来看，公众对公共交通安全问题大多未表现出性别上的明显差异，唯一的例外是在“司机疲劳驾驶问题”上:担心此问题的女性（40.8%）公众比例明显高于男性（34.5%）比例。

在教育程度上，受过高等教育的公众对“地铁超载问题”、“私家车飙车超速问题”和“校车超载问题”的担心比例明显高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公众；然而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公众却对“公交超载问题”、“出租车黑车问题”的担心比例高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公众；在“司机疲劳驾驶问题”和“信号设备故障问题”上未表现出明显的教育差异。

在经济收入状态上，中低收入者更容易担心“公交超载问题”和“出租车黑车问题”；高收入者更容易担心“地铁超载问题”和“私家车飙车超速问题”；但在“校车超载问题”、“司机疲劳驾驶问题”和“信号设备故障问题”上未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见表2.3）

表2.3　不同上海公众对公共交通安全问题的担忧（分类百分比）

注:分类百分比，指各调查类别的公众选择某一问题的比例。年龄，青年人指35岁以下，中年人指36—59岁，老年人指60岁及以上。高等教育，“是”指大专、本科及以上，“否”指大专、本科以下。经济，中低收入指个人月收入在4 000元及以下者，高收入指个人月收入在4 000元以上。下同。

小结:在公共交通安全上，公众对当前城市公共交通安全问题的关注率在10%以上，其中“司机疲劳驾驶问题”的关注率达到38.5%，这已达到比较关注和担心状态。调查表明公众社会心理明显受到公共交通安全的影响，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司机疲劳驾驶问题”、“地铁超载问题”和“出租车黑车问题”。

2.食品药品

食品药品安全已不仅仅是重大的民生问题，更是公共安全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虽然我国对食品药品安全十分重视，也形成了比较健全的体系（《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但我国仍然存在较大问题。近几年来，我国食品药品安全风险频发高发，一再突破社会道德底线，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和违法犯罪频发，形势严峻，公众的“餐桌”和“药箱”岌岌可危，引起民愤不已，损害了政府公信力^[1]。其直接原因是食品安全上的农兽药残留、使用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病源微生物、转基因食品，及药品安全上的假冒伪劣药品、非药品冒充药品、过度用药等。但从更深层次上分析，是生产者唯利是图、产业低端、监管不力等所造成的。具体而言，食品药品产业多、小、散、低，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程度不高，经营模式混杂、挂靠经营和“走票”等问题比较突出，经营者诚信意识和守法意识淡薄；食品药品准入把关不严，安全规定、标准建设不够健全，监管不力，监管手段落后，人员、经费、装备不能满足食品药品监管需求以及食品药品产业发展需要，造成事实上的违法成本低。

首先，在食品安全方面，本次调查归纳总结了近几年城市食品安全方面发生过或涉及的主要问题，发现影响公众社会心理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有“地沟油问题”、“食品添加剂问题”、“过期食品问题”、“食品成分不明问题”、“食品假冒问题和注水肉”、“病害肉问题”等，并就这些问题对公众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发现:总体上，公众相当关注和担心当前城市食品安全方面发生过的主要问题，其中“地沟油问题”是当前公众最为担心的食品安全问题，其次是“食品添加剂问题”和“食品假冒问题”，再次是“注水肉、病害肉问题”、“过期食品问题”、“食品成分不明问题”。具体见表2.4。

表2.4　上海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N＝1 793）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不同群体公众对不同食品安全问题有着不同的担心程度。具体表现为:

首先，在年龄上，与其他人群相比，青年人更少担心“地沟油问题”、“食品假冒问题”和“注水肉、病害肉问题”，中年人更少担心“食品添加剂问题”，老年人则更少担心“过期食品问题”和“食品成分不明问题”。

在性别方面，担心“地沟油问题”、“食品添加剂问题”、“过期食品问题”、“食品成分不明问题”和“注水肉、病害肉问题”的女性公众比例均明显高于男性公众。与之不同的是，在“食品假冒问题”上男性公众的比例高于女性公众。

在教育程度上，受过高等教育的公众中更多人担心“食品添加剂问题”、“食品成分不明问题”；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公众中则更多人担心“地沟油问题”、“注水肉、病害肉问题”，但在“过期食品问题”和“食品假冒问题”上未表现明显的差异。

在经济收入方面，在中低收入的公众中，担心“地沟油问题”、“过期食品问题”、“注水肉、病害肉问题”的比例高于高收入公众，但在其他食品安全问题，如“食品添加剂问题”、“食品成分不明问题”和“食品假冒问题”上，则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见表2.5）

表2.5　不同上海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分类百分比）

其次，在药品安全方面，本次调查归纳总结了近几年城市药品安全方面发生过或涉及的主要问题，发现影响公众社会心理的药品安全问题主要有“出售假劣药物问题”、“夸大药物疗效问题”、“抗生素滥用问题”、“医生开贵药、多开药问题”、“医生让病人多做检查问题”等。调查结果发现:总体上，公众相当关注和担心当前城市药品安全方面发生过的主要问题，一是“出售假劣药物问题”为当前公众最担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二是“医生让病人多做检查问题”和“医生开贵药、多开药问题”，三是“夸大药物疗效问题”和“抗生素滥用问题”。具体见表2.6。

表2.6　上海公众对药品安全问题的担忧（N＝1 793）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不同群体公众对不同药品安全问题有着不同的担心程度。具体表现为:

在年龄方面，不同年龄阶段公众对多数药品安全问题，如“出售假劣药物问题”、“夸大药物疗效问题”、“医生开贵药、多开药问题”等，表示出了同等的担心；但担心“医生让病人多做检查问题”的青年人相对最少，老年人最多，中年人居中，换句话说，随着年龄的增加，担心此问题的公众越来越多；在“抗生素滥用问题”上，老年人的比例则明显少于其他人群。

在性别方面，总体上来看，女性公众对药品安全问题（如“出售假劣药物问题”、“医生开贵药、多开药问题”、“医生让病人多做检查问题”和“抗生素滥用问题”）的担忧程度大多高于男性公众，其中前三类问题的差异更为明显；男性公众仅仅在“夸大药物疗效问题”的担心略高于女性公众。

在教育水平方面，不同教育水平的公众对药品安全的担忧程度大致相同，但受过高等教育的公众更多会担心“抗生素滥用问题”，而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公众则更多会担心“医生让病人多做检查问题”。

在经济收入方面，无论收入情况如何，公众对“夸大药物疗效问题”的担心程度基本相同；而中低收入的公众对“出售假劣药物问题”的担心略多于高收入公众，在“医生开贵药、多开药问题”和“医生让病人多做检查问题”上明显高于后者；而高收入公众对“抗生素滥用问题”的担心相对更多。（见表2.7）

表2.7　不同上海公众对药品安全问题的担忧（分类百分比）

小结:在食品药品安全上，公众对当前城市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关注率在15%以上，其中“出售假劣药物问题”、“地沟油问题”的关注率达到40%以上，这已达到相当关注和担心程度。调查表明公众社会心理正受到食品药品安全的影响，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地沟油问题”、“食品添加剂问题”和“出售假劣药物问题”。

3.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是关系到公众健康的公共事业，内容包括对重大疾病尤其是传染病（如结核、艾滋病、SARS等）的预防、监控和医治；对食品、药品、公共环境卫生的监督管制，以及相关的卫生宣传、健康教育、免疫接种等。因公共卫生而引发的公共安全事件包括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这类事件不仅涉及疾病与疫情的扩散，而且往往伴随着人们恐慌情绪的放大，容易引发更大范围的公共安全问题。威胁到城市公共卫生安全的因素包括:首先，公共卫生信息化基础较差，处理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能力偏弱。许多城市的医院信息管理系统、疫情预报系统、社保系统、各相关部门的电子政务系统等软件系统的建设滞后，信息化硬件设施建设也比较薄弱，信息化专业人才缺口较大，而且数据采集不及时、不全面，与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需求差距较大。其次，公共卫生安全预警反应体系建设进展缓慢，面向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应急事件的处理，多属于临时的、短期的、局部的。对慢性病、地方病及其他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公众健康需求响应也不够。再次，公共卫生职能部门组织协调不力，缺乏跨部门、跨行业联动反应机制。

本次调查归纳总结了近几年城市公共卫生安全方面发生过或涉及的主要问题，发现影响公众社会心理的城市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主要有“传染性疾病的监控问题”、“妇幼保健问题”、“职业病预防问题”、“学校卫生问题”和“老年保健问题”等，并就这些问题对公众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发现:总体上，公众相当关注和担心当前城市公共卫生安全方面发生过的主要问题，其中“传染性疾病的监控问题”是公众最担心的问题，超过一半的公众对“传染性疾病的监控问题”抱有极大的担心，其次为“老年保健问题”。具体见表2.8。

表2.8　上海公众对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的担忧（N＝1 793）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不同群体公众对不同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有着不同的担心程度。具体表现为:

在年龄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加，公众对“传染性疾病的监控问题”、“妇幼保健问题”、“职业病预防问题”和“学校卫生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少，但对“老年保健问题”的关注却越来越多。

在性别方面，女性公众更关注“传染性疾病的监控问题”、“妇幼保健问题”和“学校卫生问题”，尤其是对“妇幼保健问题”的关注比例几乎是男性的两倍；而男性公众则更多关注“职业病预防问题”和“老年保健问题”。

在教育程度方面，受过高等教育的公众对“妇幼保健问题”和“职业病预防问题”的关注更多，而对“老年保健问题”的关注则更少；但在“传染性疾病的监控问题”和“学校卫生问题”方面未表现出明显差异。

在经济收入方面，中低收入的公众对“传染性疾病的监控问题”和“老年保健问题”的关注更多，而高收入的公众则对“妇幼保健问题”和“职业病预防问题”的关注更多，但在“学校卫生问题”的关注度上差异不大。

表2.9　不同上海公众对公共卫生问题的担忧（分类百分比）

小结:在公共卫生安全上，公众对当前城市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的关注率在10%以上，其中对“传染性疾病的监控问题”关注率达到53.6%，这已达到非常关注和担心程度。调查表明公众社会心理明显受到公共卫生安全的影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传染性疾病的监控问题”、“老年保健问题”。

4.社会治安

社会治安是城市公共安全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影响公众安全感的关键因素。当前我国社会治安是采用综合治理的方式，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在充分发挥政法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骨干作用的同时，组织和依靠各部门、各单位和人民群众的力量，综合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通过加强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方面的工作，实现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违法犯罪，化解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治安持续稳定。目前我国城市社会治安依然存在许多潜在威胁，尤其是各类刑事犯罪^[2]。在各类刑事犯罪案件中，杀人犯罪在持续发生的基础上产生分化，“两抢”、“两盗”等侵财型犯罪比较突出^[3]。各类绑架人质、持枪杀人、雇佣杀人、绑架杀人、一案杀多人的恶性案件不时发生，严重威胁公众的社会安全感。随着城市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增多，以金融机构、珠宝商店、高级住宅区和出租车等为目标的抢劫犯罪以及以家庭财产、随身财物、机动车辆等为目标的盗窃犯罪频发，也影响到了公众的日常生活。而且，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的、文化的多种因素的影响，加上境外黑恶势力的渗透，跨国、跨省的走私、贩毒、组织卖淫等犯罪呈上升趋势。国内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则以“寻租”的方式即利用体制的交汇点、权力的集中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等让政府部分有职权人员得到“超经济暴利”的租金来开展犯罪活动^[4]。此外，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工作，但“人户分离”所带来的管理失位大大增加了城市社会管理的不可控性。尤其是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活际遇往往并不理想，因劳动工资、福利待遇和人身安全等切实利益而引发的罢工、请愿等群体性事件逐渐增多，威胁到城市社会治安^[5]。

本次调查归纳总结了近几年城市社会治安方面发生过或涉及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发现影响公众社会心理的城市社会治安问题主要有制假贩假、卖淫嫖娼、诈骗、抢劫、盗窃、打架斗殴、聚众赌博、吸毒贩毒等，并就这些问题对公众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发现:总体上，公众对当前城市社会治安方面发生过的主要问题关注与担心程度不同，其中“制假贩假”、“抢劫”和“诈骗”是公众最担心的社会治安问题，其次为“吸毒贩毒”、“盗窃”，而对“聚众赌博”、“打架斗殴”、“卖淫嫖娼”等并没有予以关注和担心。具体见表2.10。

表2.10　上海公众对社会治安问题的担忧（N＝1 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