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安全事件对城市公共安全感的冲击

（一）城市公共安全事件对城市公共安全感的冲击

城市的公共安全是一个有着不同层次的系统，其一级层次分为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两大部分。在主体因素部分，可设公众的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两个二级层次；而在客体因素部分，按照安全管理活动的范围，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二级层次。上述任何一个具体领域都可能发生公共安全的问题或危机，城市公共安全事件是客体系统发生破坏性的变化而引起作为主体的公众身心系统失调的结果。

安全需要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心理需求，现代社会中公共安全事件频繁爆发，众多由自然事件和社会事件引发的天灾人祸对社会公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造成重大的危害，祸及城市公共安全感。例如，我们的调查表明，有66%的公众表示生活在上海，“很有安全感”或“比较有安全感”。从具体得分来看，上海公众城市公共安全感平均得分为3.04，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公众安全感从高到低分别为社会治安安全、群体事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公共交通安全、公共卫生安全、金融安全、私人信息安全、食品药品安全，从中可以看出，上海公众在社会治安和群体事件方面最有安全感，而在私人信息和食品药品方面最缺乏安全感。同时，调查表明在最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公众的排序依次为食品药品安全、公共交通安全、社会治安安全、私人信息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金融安全和群体事件安全。

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期和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公众对安全感有着强烈的需求，安全感的缺失是诱发社会个体各种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根本病因。社会心理作为对社会生活的认知、情感和意向的一种反映，是社会问题的“晴雨表”。由此可见，公共安全的主体是人的安全，社会的危机归根结底是人的危机。而人的危机则表现为人的物质生存危机和精神生存危机。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的安全管理中，主要关注的是主体客观方面的安全，如生命安全、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生活安全等等，而对人的心理安全关注不够。对于人而言，安全从自我存在的角度看，更多地具有主观感受的意义，安全应该是一种本体性安全。安全需要的范围是广泛的，从世界和平、社会安定直到个人安全，社会公众都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有序和稳定的环境中，处于这种环境中的个体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是可预测的，不会经常因为意外的事件而陷入难以控制的境地。心理学认为重大灾难会使人发生一种非常严重的非安全感，而此时社会公众对安全感的需求也是最为强烈的。当人们生存安全受到威胁时，随之而来的人的情感煎熬是最难以忍受的，社会最难以控制的也是情感层面的安全。因此，我们要从生态的视角把社会安全系统看作人们持续地适应于环境变化的生态过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