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安全中政府公信力重建的重要意义

（二）城市公共安全中政府公信力重建的重要意义

1.在应对城市公共安全挑战时，政府公信力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广泛的号召力

政府的公信力体现了政府工作的权威性、民主程度、服务程度和法治建设程度，同时，它还反映着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因此，一旦城市公共安全受到威胁，动用政府公信力，既能节约大量公共资源，又能收到快速动员公众之效。比如汶川地震，由于中央政府在公众中的强大公信力，能迅速调集各种社会资源，从而有效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各种次生灾害，把损失降到最低。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之后不久发生在大洋彼岸的海地地震，因断水断电、恐慌疾病、饥饿抢劫等造成的次生灾害要远远大于地震本身带来的灾害。首都太子港陷于一片绝望之中，其根源就在于政府瘫痪，自身完全丧失了公信力，以致大灾当前，无法团结市民抗灾自救。

2.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政府公信力重建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也各不相同，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在不断累积、加剧。如2013年6月，农业部批准发放3个转基因大豆生物安全证书，使得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又一次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其中反对最激烈的无疑是城市居民，因为他们认为，官员有专供，专家有高薪，农民可以自产自食，只有城市居民是最大的食用群体。公众的反对反映了政府公信力的缺失。

如何才能凝集共识，推动社会各阶层和谐共生？这就需要专家们能不受名利诱惑，向政府提供真实的信息，而政府也必须站在食品安全关乎民族存续的高度，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进行把关。唯有政府重塑公信力，才能赢得社会各阶层的信任，才能顺利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3.当代中国城市公共安全面临的新形势，对政府公信力重建提出了新要求

当代中国，城市由于人口密度更大，交通更便捷，信息流更多更快，城市公共安全领域面对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复杂更严峻。城市公共安全领域面临的挑战，其突出特点首先是数量大、频率高。以交通事故为例，据北京市公安交管局介绍，截至2013年1月31日11时，一个月内北京仅早高峰时间就接到道路事故报警2 000余起，并有两人身亡^[44]。

其次是形式新，公众除了要面对传统的城市公共安全威胁外，还要面对金融安全、生态环境、个人信息、群体事件等新型安全威胁。如2012年6月，广州一外籍男士在被警方带回派出所进行调查时突然死亡，结果引发了上百外籍人员聚集并堵塞道路交通事件。又如，近年出现的利用网络通讯等手段实施跨境金融诈骗案，据统计，仅2009年，全国就立案38.1万起，群众财产损失达110多亿元。且呈现了“犯罪活动蔓延性较大”、“高科技信息诈骗手段翻新速度快”等特点。如2012年7月，公安部督办的“银行卡1号专案”，摧毁一个以台湾人为主要组织者的特大跨境诈骗集团，这个团伙通过设置“钓鱼网站”套取银行卡信息，涉及我国境内的诈骗团伙有258个，主要分布于大连、上海、成都和广东中山等地，涉案金额达10余亿元人民币。

在处理这类新型公共安全事件时，仅靠行政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如果政府有足够的公信力，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并对公众进行必要的教育，就能从根本上改变案发的数量。

4.当今时代，社会大众对政府既抱有疑虑又满怀期待，政府公信力重建极具迫切性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社会动态蓝皮书》显示，社会信任度只有59.7%，总体不及格的成绩说明当代社会情绪处于亚稳定状态。这意味着，政府关于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的决策、预警以及处置办法，无论正确与否，公众都会抱有疑虑。

我们的调查还表明公众对政府又满怀期待。调查显示，超过四成的公众认为应“加强政府的诚信度”（55.5%）、“加强政府监管力度”（49.9%）和“提高政策的公平性”（43.1%）；对于政府在社会公共安全方面的管理工作，绝大部公众认为应“严厉打击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犯罪行为”（75.6%）、“加强监督管理和执法力度”（65.7%）；另有少数公众认为应“加强和完善预警、应急处理机制”（37.8%）；最后还有部分公众认为应“鼓励全民参与和监督”（29.8%）。

公众对政府的疑虑表明政府公信力的缺失，而公众对政府的期待则表明政府在提高自身公信力方面肩负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公信力重建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