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安全中政府公信力弱化与缺失的表现

（三）城市公共安全中政府公信力弱化与缺失的表现

1.政府诚信度不高

政府诚信是政府公信力的核心内容，是国家政治系统稳定与有效运行的基石，对政府公信力具有导向和示范的作用。诚然，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另一方面，在城市公共安全领域，政府的诚信度不仅没有得到提高，反而呈现出弱化乃至缺失的现象。具体从五个方面看:

第一，有的城市政府和部门在执行国家大政方针时诚信度不高。

如城市房价问题，早就不单是价格问题。其涨其跌，都绷紧着市民的神经，它已演变成一个重大的城市公共安全问题。因为物价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安全乃至政治安全。现实告诉我们，高房价不仅导致其他实体经济空心化，还导致大批青年才俊无法在城市扎根，进而影响了城市竞争力，拉大了贫富差距，为社会不稳定埋下了病根。

对此，中央调控不能说不够严厉，但房价还是越调越高，根源就在于有些地方政府有意化解中央的调控政策。如2013年初，中央明确要求各地房价涨幅不得高于当地GDP的10%，否则将问责当地主要领导，但统计表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涨幅还是超过20%。房价越调越高，是政府诚信度不高的典型表现，严重损害了城市政府的公信力。

第二，有的地方政府在履行对公众的承诺时诚信度不高。

曾几何时，作为北京奥运会的三大旗帜之一，“绿色奥运”是北京对世界和国人的承诺。新华社记者江国成、张淼淼在《绿色奥运助推环保理念已经融入国人的生活》一文中曾有过这样的报道:“自1998年北京正式提出申办奥运会以来，已累计投入上千亿元，在防治烟煤型污染、机动车污染、工业污染、扬尘污染和生态保护与建设等方面，连续实施了200多项治理措施，北京的空气质量已连续9年得到改善。北京的‘蓝天’数从1998年的100天增加到2006年的241天，翻了一番多；2007年的‘蓝天’数为246天。”

现在再看近期关于雾霾天气的报道，记者的描写已然成为一种美好的记忆。如今，不仅京津等地的雾霾天气有增有减，而且一路南下，直达南京、上海甚至武汉。承诺许了，钱也花了，但相关地方政府却并没能兑现当初对世界和国人的承诺。

谁都知道，雾霾天气的成因是人祸大于天灾。伦敦被冠以“雾都”的称号，就是因为曾以雾霾天气多而得名，经过政府的大力整治，如今却以清洁舒适而著称，这说明雾霾不是不能治理好；反观我国一些城市政府，为了GDP而宁可牺牲环境，公众考问起来，就以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天气来搪塞，而这恰恰暴露出某些城市政府诚信的缺失。

第三，有的地方政府和部门在处置自己“治下”发生的公共安全事故时诚信度不高。

如今年春，黄浦江流域从上游省份漂来了大量病死猪，不仅损害了上海黄浦江的生态环境，还严重威胁着上海两千万居民的饮水安全。然而，面对如此严重的城市公共安全威胁，竟然连病死猪的源头都查不到，没有一个地方政府肯承认这起事件与自己有关。但无论承认与否，事实就摆在眼前，肯定有地方政府在说谎。

在处置广受瞩目的城市公共安全事件时，相关的地方政府和部门首先想的往往不是公众利益，而是担心自己是否会受到问责。个别官员或为了当地政府的“声誉”，或为了个人的前途，在事故发生后，常会隐瞒事故或事故的级别，如此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其后果必然是公众不再相信政府的任何说辞，政府诚信丧失。

第四，我国政府诚信体系法制化建设仍是空白。

虽然学界对于我国政府诚信体系的理论研究已经比较全面而深入，但到目前为止，各地政府部门对诚信体系的实践还仅限于“探索”和“试行”阶段，国家还没有出台一部“政府诚信法”之类的法律法规，以在制度层面对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诚信作出具体规定。

若能出台一部“政府诚信法”，规定政府部门及其公务人员需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办事，否则就将受到“政府诚信法”的追究，如此政府及其相关的公务员也许才能真正有所敬畏，如此也许就不会发生后面这样的悲剧:当2010年上海某高层建筑发生大火时，消防部门的消防器材难以施展身手，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大火吞噬生命而无能为力；当2012年北京7.23特大暴雨把在道路上行驶的车辆淹没时，人们只能靠自救逃生。

第五，政府在其他领域的不诚信行为影响了公众对政府在城市公共安全领域的诚信形象。

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诺顿·罗伦兹（Edward Norton Lorenz）提出的蝴蝶效应理论认为，“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如围绕着我国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超生的问题、基尼系数官方统计与民间统计相去甚远的问题，官方往往是越解释越让公众怀疑，政府诚信度整体降低，以至于政府在应对城市公共安全问题时，无论其诚信与否，都会使公众产生“狼来了”的疑虑。

2.政府信用度降低

政府信用（governmental credit）就其主体本身而言，是指政府及其部门作为公共权力机构或公共权力的代理者信守规则、遵守诺言、履行约定，是政府公信力的又一核心内容。当前，在城市公共安全领域，我国政府信用度降低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有的地方政府和部门在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产品时，对多数人的意见考虑不足，有失公正、公平。比如延迟退休政策，是城市公共安全领域的重要事项，因为这一公共政策的制定关系到城市几亿职工的切身利益，如果应对不当，就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如法国、希腊、保加利亚等国就因为延迟退休而导致大罢工。在我国，虽然尚未出现罢工，但职工的焦虑情绪透过媒体的各种激烈反对意见则可见一斑。尽管政府相关部门及其专家们给出延迟退休的理由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还没有把最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放在首位，因此如果硬性推行延迟退休政策，只会进一步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在经济方式多元化、社会阶层复杂化的今天，虽然很难制定出令社会各阶层都满意的公共政策。但如果政府相关部门在决策时能抛开自利动机，把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放在心上，则终究会得到公众的理解。

第二，地方政府和部门作为公共规则的维护者，本该身体力行，带头示范，遵守法律规则，但在现实社会中，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却凌驾于自己制定的法规之上，任意曲解和漠视法律法规。比如许多地方性的法规也模仿全国人大和最高法的文本样式，最后总要加一句“解释权归本＊＊＊所有”。拿酒鬼酒添加塑化剂这一事例来说，针对公众的一片质疑，有关部门竟然以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不可以添加”，也“没有指标限制”为由来应对，结果在公众的嘲笑中，政府公信力也就丧失了。

3.政府公正性不足

政府公信力通过政府行为的公正度也能反映出来。政府行为不能违法，政府不能滥用权力，这是对政府公信力的基本要求。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府的公正度不高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政府公务人员有道德瑕疵。如重庆查实的以雷政富等官员为代表的“道德腐败”案件，在郑州查实的以“房叔”翟振峰为代表的“权力腐败”案件，公务员作为政府的代理人，一旦其德性出现问题，政府的公正性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公众的质疑。

第二，政府行政行为不公。如2013年7月发生在首都机场的爆炸案，据相关报道，起因本来很简单，冀中星的诉求也是合情合理的，但由于广东当地政府行政不作为，从而酿成震惊全国的重大恶性事件。

而山西运城“房媳”事件则是政府德性不公与政府行政不公糅合在一起的一个典型。运城市纪委干部张彦不仅有多个户口，而且她户口进京所持失业证是假的，违法生二胎也未受行政处分，其履历也涉嫌造假。这里的每一步，普通百姓都很难办到，但张彦作为纪委干部却轻松做到了。面对这样的现实，公众很难不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疑问。

又如日前网络曝出的“学酒哥”事件，国企老总用公款消费，本已涉嫌“饭桌腐败”，而更令舆论哗然的是，市国资委纪委和监察部门不是认真履职调查，却一味搪塞公众。在当前我国的政府架构下，由下级查办上级是典型的制度不公，不可能不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

4.政府服务意识不强

所谓服务型政府，就是能公正、透明、高效地为公众和全社会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是体现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方面。当前，某些地方政府部门服务意识不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淡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根本宗旨，但在某些地方，“衙门习气”盛行，“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甚至有个别公务人员公然把“党”和“人民”对立起来，比如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就说过这样的雷语:“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种官员从心里就缺少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连党本身就是人民的代表都没搞清，还有强烈的“党的化身”的自我感觉，这只能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第二，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下、责任意识不强。最近新华社针对部分热点事件的处置调查情况曾做过如下概括:“表态多，后续跟进少；道歉多，问责整改少；调查多，真相公布少”，该报道把此种现象称为“热回应，冷处理”。如今年初的兰考大火，火灾发生后，相关地方政府和部门迅速表态，但当记者到民政部采访时，连打了16个电话，不是无人接听就是搪塞推托。类似的报道看多了，就会让公众感觉这是一个缺少担当的政府，是一个只说不做的政府，是一个难以信赖的政府。

5.政府决策民主氛围欠缺

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决策民主氛围不浓，也是政府公信力缺失的重要表现之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有些政府部门决策时独断专行，常常是个别官员说了算。如季建业主政南京，就对南京城开膛破肚，移走了大行宫的古树，拆除了刚建好不久的城西高架桥，接着又大搞雨污分流，整个城市成为一个大工地，污染了环境，堵塞了交通，严重影响了市民的工作生活，遭到民众的普遍反对；而当季建业落马后，花费数十亿资金建设的雨污分流项目又陷入了停建两难的境地。许多地方的城市建设，“领导一换规划就变”已经成为一种顽疾。

政府在决策城市公共安全议题时，不广泛征询市民与专家的意见，工作方法又简单粗暴，从而降低了公众对城市公共安全未来预期的稳定性，政府的公信力就这样在反复无常中弱化了。

第二，政府在处置城市公共安全问题时透明度低。如深圳“海上皇宫”项目，仅仅因为得到个别领导的批字，就开始建设，从2003年开建，建建查查，查查停停，直到建成使用，后来又因为换了领导而最终被拆除。是建是停完全取决于领导的点头与否，至于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市容市貌、百姓生活与工作究竟有何影响，这无关紧要，公众更是一头雾水。

可见，对涉及城市公共安全的问题，政府处置不透明只能引发公众更多的不满与批评，由此导致政府公信力的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