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安全的提出与应对

（二）城市公共安全的提出与应对

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由来已久。如城市最初的产生，很大的一个动力源泉就是为了防御。工业革命之后，尤其是二战结束之后，城市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影响公共安全的因素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一方面，由于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浪费，使得自然灾害的频度和强度不断上升，城市面临的灾害种类和数量日益繁多，时刻威胁着城市的公共安全。另一方面，城市规模的扩大导致城市人口密集和财产密集，对城市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城市要素的频繁流动也加剧了城市的脆弱和平衡，使得各类事故的直接损失特别巨大。同时，城市的重要性也为敌对势力和恐怖分子所利用，成为他们破坏和攻击的目标。现代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以公众的健康、生命和财产免遭损害为目的，以法制化和社会化的防控方式，把各种威胁始终控制在某种最低限度，并尽可能保持公共生活的正常秩序。

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林尚立教授从集聚与分化的角度，研究分析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的不可避免性。他认为，城市作为一个复合体，是集聚性与分化性共存的复合体。没有人以及与人的生产和生活相关因素的集聚，就不可能构成城市。同样，没有人的多元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交易与生产的活力，就不可能有城市的成长。因此，现代城市的产生是一个集聚的结果，而城市的发展则是分化的体现。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改造人类自身的传统生活方式，每一时期的城市都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新角色和同样丰富多彩的新潜力。现代工业革命以来，在市场与民主不断发育的基础上，城市的集聚功能日益凸显，包括产业、人口和文化的集聚。在城市这个大容器里，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技术、不同的语言都聚集在一起，并且相互融合。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城市也进行了有机分化，包括空间的多中心展开、多元社会主体的呈现、城市的有机更新与城市业态的不断更新。这些分化在不断产生新的发展推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城市公共安全问题。

综合城市发展的历史看，影响城市公共安全的因素有很多，也有不同的分类标准。有的将其分为自然灾害、人为灾害、袭击破坏等三大类。有的将其分类为:（1）自然因素。包括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海洋灾害等。（2）卫生因素。包括人体卫生安全、动物防疫安全、水生物防疫安全等。（3）社会因素。包括刑事安全、社会动乱、社会灾难、恐怖袭击、心理恐慌等。（4）生态因素。包括海洋生态安全、动物生态安全、水生态安全、水土生态安全等。（5）环境因素。包括废气、废水、废渣、噪声、毒气、腐蚀性物质、光化学物、放射性危害等。（6）经济因素。包括生产安全、金融安全、交通运输安全、能源安全等。（7）信息因素。包括国家机密、计算机信息、网络信息、核心技术、商业秘密等。（8）技术因素。包括重要公共技术设施保护、高新技术的负面危害等^[4]。还有的将其分为传统型城市公共安全威胁源，如公共交通、食品安全、公共卫生、社会治安等，和非传统型城市公共安全威胁源，如金融安全、生态环境、死人信息、群体事件等。本书研究主要采取了最后一种分类研究方法。

综合有关研究成果，现代城市要应对公共安全，有多种策略与选择。如有的提出要规划先行，强调随着城市功能的日益强大，城市规划不能再偏重于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同时必须考虑城市的防灾设计和自我保障功能。有的提出要加大投入，特别是搞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公共安全投入与财政发展同步增长机制。有的强调要提高城市公共安全预警和反应能力，在与公共安全密切相关的旅游、金融、航空、电力供应、通讯、防化污染等行业中建立预警信息系统，设立一个以政府为核心的固定的中枢智慧系统和常设的专职机构，建立一支专业处置力量。有的提出要制定城市公共安全评估标准，加强对潜在公共安全危险和公共安全危机处理情况的评估。有的提出要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监督，规范公共信息公开，保障公众和媒体的知情权及言论评价权，建立公共安全事故问责机制。还有的提出要建立城市公共安全协作体系，郊区公共安全教育，整合发挥社会力量、市场力量的作用，改变政府独大、政府万能的定势。

但是，如何从社会心理学入手，开展城市公共安全应对研究，这方面的相关成果还不多。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心理和谐是提高生活质量的新要求，化解矛盾的新方法。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要求，“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强调“坚持综合治理”，“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这些新精神新要求，为我们开展城市公共安全社会心理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