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时尚“策源区域”

（二）城市时尚“策源区域”——“开放适应性城市文化模式”

现代理性为主导的文化时尚超前的城市在中国为数不多，这与中国的城市管理体制有关系，更与传统的政治伦理有关系。有时尚引导性功能的城市多处于沿海地带，有较好的区位优势，并往往因为能够较早或者较多地吸收外来文化，而形成中国文化发展的时尚“策源区域”。再加上，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大主题，形成中国特有的某种“政策特殊区”——特区，使一些城市在其传统中业已存在的某种开放性得以延续和发展，这样的城市在中国处在区域社会发展的前列。

如果进一步归纳这类“开放适应型城市文化模式”，可以看到这样几方面的特点:

1．自然禀赋之利——沿海城市具有边缘文化交流与重叠的区位特殊意义

从人类社会发展与发展动力来说，沿海城市始终是一个重要发展前提。自古以来沿海就是人类重要的文化交流与创新地，这也是人类从自然属性角度表现出来的对海洋文化依赖的必然结果。沿海区位使得居于这一区位的城市，必然形成多种文化覆盖的区域社会类型。从传统的中国地域经济与社会结构关系来看，中国沿海区位的城市往往表现出一种离政治中心较远、中央权力控制功能的相对减弱、商业贸易发达的特点，就全世界范围来说，沿海城市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对贸易的依赖，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相对独立的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的社会发展机制。

如从中国古代的城市发展来说，华夏古国中央集权的政治中心早期大体都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夏代都城多在黄河今洛阳的伊洛水一带，如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商代是一个“不常厥邑”的国家，都城多次迁徙，史载有“七迁”和“十一次迁都”之说，其中除了商王南庚阳甲以奄为都，其地在今山东曲阜外，其余有案可稽的都城均在今河南境内。⁽⁹⁾西周时代中央王权的都城在沣镐今西安，东周则在洛阳。春秋时期霸业兴起，诸侯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开始发展，中国经济形成地域“多元”和“多源”文化发展的局面，政治中心也呈现多样化的格局。区域性的政治中心和文化逐渐向长江流域发展，并开始向沿海靠近。濒临沿海的区域性政治地缘地域从北到南有燕、齐、鲁、吴和越，中国沿海城市早期发展的这一现象看起来比较简单，可事实上却划分出一个过去没有的可比较性概念，即在华夏这块土地上，从此有了“内地诸侯国”和“沿海诸侯国”的划分，为中国近代社会出现完全意义上的沿海城市创造良好的条件。换言之，有的城市政治区域有了可利用沿海资源，而有的政治区域无沿海资源可用。而这一“有”和一“无”恰恰形成了区域性经济差别的一个原因，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区域经济比较优势”。而这一时期，也是沿海城镇开始“发生”增长或初期发展的阶段，但是从整体的社会发展中心或重心来说，其主要活动范围仍在黄河中下游。东汉以后向长江流域移动。而且，一般区域性政治中心，如州郡治所大都离海洋比较远，特别是在古代初中期更为明显。因此，沿海地区首先是政治中心管理的薄弱区，为经济的“个性化”、文化的多元化和对外来经济文化的汲纳创造了前提。

2．“商品交换之利”——沿海城市创造了相对“早熟的经济与社会类型”

在中国古代，沿海地区早期就有非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之利”，在中国最典型的是“鱼盐之利”，沿海城市经济比内地城市“早熟发展”具有客观基础。早期传统社会的沿海地区“鱼盐之利”所体现的天时、地利和比较区位优势非常鲜明，沿海区域的自然环境为沿海城市经济特别贸易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沿海区域的地域性产品往往成为内地城市生活奢侈品和必需品，形成城市生活需求的互补关系，或曰形成必然的商业交换关系。如《管子》所言:“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请君伐菹薪，煮沸水为盐，征而积之，成盐三万六千钟。孟春既至，北海之众无得聚庸而煮盐。”⁽¹⁰⁾春秋时代二次弃官“三致千金”的范蠡号称“陶朱公”，就是在利用沿海之地发展经济。“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这是春秋时代巨商——范蠡留下的千古名句。范蠡是春秋楚国宛（今河南的南阳）这个地方的人，曾当过越国的大夫，帮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东山再起，后来能够审时度势，急流勇退，第一次弃官时就来到当时最发达的齐国海边，一面耕田，一面经营海盐，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收入“数十万”。可见沿海鱼盐之利在沿海经济生活中的作用。⁽¹¹⁾范蠡第二次弃官，以他特有的眼光选中了山东定陶这个地方，当时的定陶被称为是“天下之中”，水路陆路交通十分发达，而且还是当时的货物交易中心。在定陶，范蠡自称“朱公”，既从事农业，又经营畜牧，同时还涉足运输业。所谓“候时物转”，即等待时机专营转运货物的买卖。在十九年的时间里范蠡“三致千金”，其富有程度与国君差不多。到了晚年，范蠡家的财富已有“巨万”，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最有名的富商大贾。《史记·货殖列传》为货殖者作传，先写陶朱公，再写子贡。太史公写道:“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由此，范蠡在十九年之中三次赚取千金，年老后子孙继业，“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¹²⁾当时利用沿海之利，以成大业的还有管仲。春秋争霸，各国都在富国强兵，齐桓公任用商人出身的管仲为相，依靠国家地处沿海的优势，管仲“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很快使齐国成为第一个霸主。汉代时泉州（今天津市区西北）城，是一个早期濒临沿海的城镇，东西长600米，南北宽500米，西汉时这里曾设有“盐官”，专门管理海盐的生产调运，这与当时盐铁官营的政策是相符合的。泉州城的“沿海城镇的经济功能”是通过鱼盐之利的开发所体现的，由此可以管窥豹，见其一斑了。沿海地区的农业发展相对于内地农业发展滞后，而迫使在沿海区域生存人口寻求非农业经济的经营与生产，进而形成沿海城市的集贸功能。在沿海地区的经济关系中，在生活与生产资料的创造上，其农业利益比鱼盐之利小，经商比务农更有利可图。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具有共性特点。如希腊城邦历史前提是一个多彩多姿的文明，爱琴文明的经济文化是产生于汪洋的众多的海岛之中，五百多个孤立的小岛构成的区域，农业经济不发达。在生存最基本需要的规范下，这种环境产生了交换的需求。在古希腊先后建立200多个城邦，每个城邦以城市为中心，连同周围的土地和一些村落大多纵横不过十几公里。也就是说作为沿海地区的希腊土地并不肥沃，只有少数几个地区如帖撤利业、比奥细亚、拉哥尼亚、墨塞尼来等适合粮食作物的生长。希腊有史以来粮食一直是一个影响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希腊的许多次大战皆由于争夺黑海及西西里的“粮食通道”而起。买卖谷物受法律规定，是希腊社会的明显特点之一，而这一点证明希腊社会粮食之不足。到了伯里克利时代，工商业人口剧增，粮食更需要海外供应。希腊本土的工商业都会，粮食大都需要海外供应，并定量配售。⁽¹³⁾正因为古希腊沿海城市缺乏农业经济生产环境，迫使其寻找海上贸易经济生存点，必然形成海上经济贸易的发展关系。⁽¹⁴⁾中国沿海城市经济早期发展的历程，虽然与古希腊还有着明显的区别，但就其沿海农业经济曾落后于内地整体发展而言是具有共性的。这也就决定和证明了沿海经济发展的支柱形式是贸易而不是农业，这一客观的支配关系贯穿于沿海城市经济发展的始终，只是在不同的生产力条件下，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时至今日，全世界范围内的沿海城市，无不是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

3．“天然屏障之利”——“跨区域与国家贸易重要通道”的双重功能

沿海城市既有开放的一面，同时又有某种封闭的区域发展关系，特别是在古代，这种城市区域空间结构就已经形成某种特点，同时又是两个（或多个）相对封闭区域的交界联系通路，是区域或国家之间对外贸易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是异地珍奇和奢侈品的“供源地”。

贸易与交换的功能及人类社会对异地产品的需求等，种种原因造成了沿海城市在其产生之初和发展过程中就存在着“先天的自然与社会需求”。沿海城市的第一性功能是财富的周转功能，而在商品经济关系中，任何形式的商品有价转运都会产生价值的变动，而在这个价值的变动中，商品转运的主体人，从中获得价值和使用价值，然后又形成专业化的流通体系、服务体系和生产体系等，从而使沿海城市成为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正因为如此，沿海城市必然是一个区域性货物集散中心，而成为集聚人口和财富的地域生产力构成的一个“节点”或枢纽。从经济功能的角度上认识，沿海城市又往往处于经济与政治区域的边缘地带，在形成两个或两个以上区域贸易，特别是国际经济贸易的过程中，只有沿海城市和通江达海的港口城市才能较充分地担负起大区域和国家间贸易的作用。无论是古今中外，沿海城市经济贸易都是国际贸易的起讫点之一。

4．“文化叠加之利”——“跨文化的人文区位型社区”

沿海城市的某种“超前”性，往往是由其特有的资源和区位优势所决定的，而任何能够超前发展的城市，就已经具有某种差异化的表现，所以非常容易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坐标。正如我们认识的那样，走在社会整体前列的城市，在一定意义上是处于无竞争对手的发展状态，处于“蓝海区位”，这类城市往往具有文化叠加的表现，这样的城市又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既有历史性“城市文化资本”又有典型的人文区位的城市，只是相比较而言，历史性的“城市文化资本”更显性一些，如北京、东京、巴黎、西安、承德、苏州、杭州、南京等城市，这类城市历史悠久，天生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故事，或者说有充分的“城市历史记忆”，典型的“城市文化资本”性遗产遗留比较充分，如建筑、宗教设施、历史街区、名人文化等。典型的人文区位表现是，这些城市具有某些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功能，这种区位是人为通过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塑造形成的区位优势。

另一类是典型的以人文区位优势为主，历史的“城市文化资本”为辅的城市，这类城市在人文区位的优势更显性化，一般都处在国际上两种以上的文化冲突、交汇区位，如中国的上海、香港、广州、福州、深圳、三亚、大连、泉州、青岛等等，这类城市的发展能较早、较快地获取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信息，与国际联系有较好的区域与成本优势，在某些方面能够与国际前沿的经济、文化发展保持某种联系或某种沟通性。特别是在城市定位方面，往往能够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寻找跨文化的发展定位模式，并能够保持某种超前的发展氛围，这样的城市本身会形成特有的文化现象与功能:能够集聚和创造出城市的精英群体，复制新的精英群体和精英思想，能够容纳新的事物，促使城市文化发展形成文化的叠加效应，开发和创造出自我更新型的现代城市理性。

一个城市如果具有国际文化认同能力和“智识型”的现代城市精英群体，这个城市必然具有国际文化意识和创新意识，同时在思想以及学术研究方面，往往具有超前的表现意义。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城市中的文化精英群体虽然在某些城市中有某种形式的存在，但是，和发达国家比较，中国城市精英群体组合不充分、精英意识不充分、社会责任意识尚没有内化成知识分子的人格文化特质，在生活方式和社会阶层上还没有成为中国城市社会的生活样板层，这与西方中世纪以来的城市社会的中间阶层形成较大反差，这也与中国城市市民社会的不成熟性有关。

成熟的城市精英群体的文化，是城市发展的真正动力和源泉，而且能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市民社会的意志，创造超时代文化的时尚和思想观念，使城市在经济与文化方面的某些“超前内容”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因”，如上海城市文化的时尚的引导性，文化创新形成的一种发展机制，全国性的辐射功能十分明显，上海造了一个“新天地”，几乎中国所有的大城市都造上海模式的“新天地”，南京、杭州、扬州和无锡等城市都有了上海“新天地”的翻版。从一般意义上讲，现代理性的城市也是一定特殊区位的城市和一定规模的城市，沿海城市的国际化文化与城市理性就有鲜明的区域特征，或者说，具有国际化意义的城市，往往都是现代理性强于传统理性，至少能够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引导到本城市区域内。这类现代理性城市往往是现代城市价值的创造者、张扬者和复制者。世界一流的国际化大都市大体上具备了这样的功能，如纽约、巴黎、伦敦、东京、香港、柏林、新加坡等，在现代城市理性的作用下，城市成为世界多元化的创新中心之一，如巴黎的服装、纽约的金融、日本现代商业、香港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柏林的文化与技术创新、上海的东方流行文化等，这种现代理性城市，在社会的整体发展中是市民社会精英的舞台，亦如当年马克思所说的:城市是“市民社会的真正的出发点和舞台”，引导着社会整体走向进化过程。另一类城市是城市本身具有文化特性，表现为某些方面的突出的特点，从而形成典型的精英群体，直接推动城市文化的进化和发展。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在中国制度型的城市定位是其关键所在。

当一个城市能够承担着现代理性价值的时候，其浪漫主义的意义和时尚文化也就会自然发生，同时可以看到，世界范围的现代理性之都，无不是现代文化与文明的浪漫之都，无不是世俗文化的领路者和时尚文化的展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