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中山大学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莫斯科中山大学（简称“中大”）创办于1925年10月，全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先后还用过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等名称，但人们都习惯地称其为中山大学。

中大坐落在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6号。主楼内有高大的门厅和宽阔的走廊，屋顶浮雕华美，室内吊灯堂皇。楼下有餐厅、小吃部、俱乐部等公共设施。其余分别是或大或小的房间，用作办公室、教室、自习室和图书馆。第一期学员的宿舍也在楼内，宿舍里有铺着现成被褥的木床，还有供学员使用的小柜和书架等等。宽大的走廊上排列着自习用的桌椅。从房间到走廊都灯光明亮，冬天暖气日夜开放。中大的校园里，排球场和篮球场掩映于树丛中，其时正是冬天，球场改成了溜冰场。中大校园周围的环境也很优美，有教堂、广场、公园，其间还有形态各异的雕塑，是莫斯科的一处重要游憩之地。中大的学员也成了那里的常客，早晨到广场上锻炼身体，课余去公园散步、读书。

中大从创办到1930年底停办，虽然只有短短五年，却是对中国现代革命影响最大的“洋学府”。就在伍修权进入中大的前后一两个月内，共去了4批学员，340余人。其中第一批是从中国北方各省选调的，第二批是伍修权这一批，第三批是从广东出发的，第四批是原在法国等西欧多国勤工俭学的。

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

伍修权进入中大的第一件事，是填表登记，办理报到手续。学校给每个入学者发了学员证，伍修权的编号为73号，他还记得同是第一期的一位女同学、后来成了王若飞夫人的李培之是1号。学员证上填写的是临时取的俄文名字，伍修权的是他的姓氏“伍”的俄语数字发音加上人名后缀，音译为“皮达可夫”。他们的这些俄文名字，不少被载入了中国共产党党史，如与伍修权同时入校的张闻天，俄文名字是“依思美洛夫”，他将其中的几个音节作为笔名，一是“思美”，一是“洛甫”，后来以“洛甫”闻名。与伍修权同船从上海出发的王稼祥，以英、法、德、俄四种语言里发音近似、意为共产党人的“康莫纳尔”为名。比伍修权迟一年进中大的秦邦宪，俄文取名为“波古良也夫”，他也抽取了其中前两个音“博古”作为别名。取名之时，主要是考虑到中国学员回国以后的安全。出于同样的理由，中大也处于半秘密状态，不对外公开，也不挂牌子。所有的中国学员此后在校活动和对外交往，一律使用俄文名字，中文姓名只在熟悉的同学中相互叫叫。

报到期间还进行了体检，并由专人量了身高胖瘦，不久就发了为每人定做的西服，衬衫、外套、皮鞋等一应齐全。原先衣着寒酸的伍修权，因此而焕然一新。学校还给每个新生拍了一张照片，用于学生证和存档。这是伍修权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学校的伙食，与伍修权在家时有天壤之别。中国学员的伙食也优于苏联教师。当时一般苏联老百姓吃不上的白面包和牛奶、鸡蛋、灌肠、牛肉，以及咖啡、可可、红茶，伍修权他们常常吃得到，甚至还能品尝到海参崴的特产鱼子酱。校方还派后勤人员到接近中国的苏联远东地区采购猪肉、鸡、鹅、鱼类等中国学员爱吃的副食品，每隔一段时间请中国厨师来做一顿地道的中国饭菜。三顿正餐之外，中间有一次茶点，晚上有一次夜宵。有的学员要求校方降低伙食标准，减去茶点和夜宵，与苏联和祖国人民同甘共苦。

这样高标准地照顾中国学员，源自联共（布）最高层对中大的重视。斯大林是创办中大的倡议者，他亲自来学校对学员讲话并回答学员提出的问题。伍修权就曾聆听后来收在《斯大林全集》中的《和中山大学学员的谈话（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那次一共回答了中大学员事先以书面形式提出的十个问题，讲了两个多小时。斯大林来中大时，穿着红军大衣，很朴素，抽着那个成了他特征之一的大烟斗。他是格鲁吉亚人，说话带有方言口音，语速比较慢，但声音浑厚，用词准确，有一股深沉、坚定的力量。大家都十分认真地听他讲话，只是他的话经过翻译，听得并不十分明白，直到后来伍修权看得懂原文时再读这篇讲话，才有了更深的理解。在此之前，伍修权已几次见过斯大林。由于他们的宿舍后来搬到离斯大林办公的克里姆林宫不远的地方，伍修权还曾在路上遇到过步行上班的斯大林。他总是穿着一身红军的呢大衣信步独行，即使有警卫，也只远远跟着，不注意看不出来。

中大的学制定为两年。第一期学员按入学前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编成了11个班，每班20多人。邓小平等因有在西欧勤工俭学的经历，已有一定外语基础，根据原来所学的语种，分别被编入法语、德语等班；王稼祥、沈泽民和吴亮平等原来会英语的，编为英语班；俄语程度较高的学员设有翻译速成班，张闻天、杨尚昆等便是速成班的学员；伍修权等没有外语基础的多数人被编入预科班，先攻语言关。

预科班最初俄语课所占的学习时间最多，每天四个课时，每周学六天，从学俄文字母开始。于是教室、走廊、校园和对面的公园内，不断听到练习发音的А，Б，В，Г……其中最有乐感，也最难掌握的是舌颤音“Р”。伍修权把学习俄语作为整个学习的前提条件刻苦攻关。他总结了学习俄语的三条经验：一是抓好语法的学习，那时只有一本刘泽荣编的俄语语法书，一回宿舍大家都争着看，伍修权把名词、代词、形容词的变格和动词的变化规律等等，一一背了下来。二是强记单词，把所接触到的新单词抄到小本子上，反复朗读，背熟后换上新的一批，再反复背，如此不断更新，日积月累。三是利用各种机会练习俄语听力和口语，通过实际使用来提高俄语水平。半年多之后，伍修权也能直接听俄语讲课了，各主课的科目和课时随之不断加大。学校的主课，科目很多，主要有作为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以斯大林所著《列宁主义基础》为课本的马列主义理论课，还有社会发展史、世界革命史、联共（布）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以及经济地理学、语言学、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民族解放理论等。

伍修权的中大同学，有的已经读过大学，大多数是高中学历，而伍修权初中二年级还没有读完。于是，他更加刻苦地全力攻读。结果，入学前接受学校教育时间最短的伍修权，学习成绩却一路赶超，名次越来越靠前。当然，跟原来就是“大知识分子”的同学相比，伍修权仍然差一截。与伍修权同一批来中大的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一进校就能直接听外语授课，又很快学会了俄文，因成绩突出，入校第二年就承担了翻译和辅导工作。王稼祥的宿舍在伍修权隔壁，他自习的桌子就在伍修权宿舍的门口。令伍修权非常羡慕的是，王稼祥能直接阅读英文和俄文的马列原著。王稼祥也注意到了这个比自己小两岁的湖北青年，见他学习勤奋又谦和有礼，就常主动关心他的学习，解答他提出的问题。王稼祥的帮助使伍修权的学习劲头更足了。政治经济学比较枯燥，伍修权照样学得有滋有味，还找来有关参考资料阅读并写读书笔记。经过一段时间的勤奋努力，他的俄语听说能力和各科成绩进步很快，不但在课外辅导别的同学，还受教官指派，为后一期同学的专业课充当翻译，并能对学员的疑难问题作深入浅出的解答，在自由讨论中作导向性的发言，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

中大还有一门与为中国革命培养军事人才的办学宗旨相联系的军事课。这门课每周一天，主要内容为步兵操练、射击、武器维修等，教官主要是从苏联红军中调来的中高级军官。教学主要分两个步骤，一是理论学习，即在课堂上讲授军事指挥、战略战术，还学习各种武器的构造原理、使用方法、维修保养等知识和技能。二是实际演练，即集体去军事学校或军队训练场进行打靶训练，到作战演习场地进行从单兵到带兵的攻防野战训练，女学员则接受战场救护等方面的训练。中大内还设有一个军事研究室，里面陈列着各式火炮、枪支等，摆放着将战术理论形象化的沙盘模型。此时的伍修权才十八九岁，精力充沛、血气方刚，对“能学会打仗的课”特别感兴趣，学得也特别起劲。

中大也注重学员的全面发展和情操陶冶。学校经常组织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如在校内组织看电影和举办戏剧晚会。中国学员不仅能先于其他人看到最新的苏联影片，还能看到莫斯科的剧团和中大学员自己的演出。后来活跃在中国解放区舞台上的沙可夫、李伯钊、危拱之等红军艺术家，就曾在中大的戏剧晚会上一显身手。伍修权也曾被同学们推上台，串演过一些角色，与李伯钊等结下了艺缘。校方还组织学员欣赏莫斯科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聆听从贝多芬到柴可夫斯基的优美旋律；观看享誉世界的俄罗斯芭蕾舞，如《天鹅湖》、《胡桃夹子》、《堂·吉诃德》等。除了校方组织的活动，学员自己的俱乐部有时也出面组织。跳交谊舞是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活动之一，伍修权就是在此时因参加社团活动而学会了跳舞。

中大还组织学员走出课堂，去参观工厂、企业和纪念堂、博物馆等等。通过参观，伍修权开阔了视野，扩大了知识领域，接触了社情民情，增添了对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优越性的感性认识。比参观更进一步的是参与。苏联当时经常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中大学员也热情参与。伍修权在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等活动过程中，与苏联普通群众广泛接触，亲身感受了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的热烈政治氛围。

令伍修权难以忘怀的，还有暑假期间学员也可享受的疗养，有时到莫斯科郊区，有时到苏联南方海边的度假胜地。1926年5月，伍修权等被送到莫斯科郊区的休养所疗养。莫斯科的春天自然比伍修权的家乡来得晚，但此时冰河已融化，白桦开始吐绿，肥沃的黑土地上到处可闻到生命的气息，一望无际的松林与远天相接。在那里，每天只在上午抽点时间集体读读报纸，其余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或外出散步，或结伴娱乐，或划船爬山。当然，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也是谈情说爱的好地方，成就了好几对同学夫妻。

伍修权的中大同学中，国民党方面派去的也不少。其中后来成为国民党达官显贵的有蒋经国、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郑介民、康泽等。

共产国际在东方活动的根本任务，是要找到并培植苏维埃的朋友和支持力量。他们不仅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也需要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的支持。因此，促成国共合作，就成为共产国际在东方的一项战略决策。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不久，他在给派往苏联考察的蒋介石的手札中写道：“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中山逝世前留下了发展中苏合作关系的绝笔：“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的首领，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被侵略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这更增加了共产国际和苏共对他及其缔造的国民党的认可度。中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当时，苏联驻广州的总顾问鲍罗廷，被称为广州国民政府的“保姆”，中大的招生就是他一手操办的。1925年10月7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第六十六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在莫斯科建立孙中山劳动大学，建议国民党选派学员去中大学习。这个提议很快获得通过，并成立了由谭延闿、古應芬、汪精卫组成的招生委员会。广州是当时国民革命的中心，最终录取的300多名学员中，广州就占了180名，其中鲍罗廷特别推荐的有20名，如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邵力子之子邵志刚、李宗仁的内弟魏允成、张发奎的弟弟张发明、邓演达的弟弟邓明秋、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显然，鲍罗廷推荐的都是国民党政要的子弟，从中不难窥见创办中大也不无拉近与国民党上层的关系，在统治集团内培植亲苏势力的倾向性。

后来多半各为其主、生死相搏的国共两党学员，就这样成了中大的同学。伍修权的老同学、老搭档王智涛回忆说：“我们初到苏联时……留学生虽然不多，但成分和政治背景很复杂。官宦富豪子弟多，工农贫家子弟少，国民党派来的多，共产党派来的少。”[1]蒋经国给伍修权留下的印象是，集合时他老是比别人来得迟。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等发表后，蒋经国对大陆仍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伍修权幽默地说：“若再见到这位老同学，我要对他说，你动作又慢了！”自然，蒋经国也有快的时候，最快的是其政治转向。他1925年10月赴苏留学前加入了国民党；到莫斯科不久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小组长是邓小平（时用名邓希贤）；1933年成了苏共党员。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经国声称从此与他断绝父子关系；1937年回国后，蒋经国跪下给蒋介石磕了三个响头。

当时联共（布）、中国共产党和国共两党内外交织、错综复杂的情势，对伍修权等青年学子也是一种历练。1925年11月在莫斯科工会大厦举办的中大第一届学员开学典礼，是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主持的。他热情洋溢又诙谐幽默地说：“从现在起，任何一个俄国人，如果他用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学生，见面时双肩一耸，那他就绝不配当俄国的共产党人和苏联公民……”托洛茨基的讲话，对涉世不深的中国青年学子颇具吸引力。12月，联共（布）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展开了同托洛茨基的斗争，一些中大学员也卷入了这场斗争。此后中大按联共（布）中央的布置，在校内展开了追查、清理、惩处托派分子的运动。支持托派的学员，有的被开除党籍、团籍，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亚等边远地区劳改，有的被遣送回国。蒋经国也在打击和清除托派的运动中被流放。在这场斗争中，伍修权拥护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反对托派的态度一直是明朗的，但对站到“对立面”一边的熟人也不那么绝情。他与濮世铎一起读小学时就很要好，伍修权有时住在他家，他也住过伍修权家。一同到中大后，学员每月发十个卢布零用钱，伍修权很节约，也没有什么嗜好，看到濮世铎抽烟钱不够用，就把节余的钱给了他。濮世铎后来受到托派的影响，他们之间在政治观点上出现了分歧，但个人交往还保持着。

在联共（布）反托派斗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方面学员内部的斗争也一波接着一波。其中危害最大的是王明（原名陈绍禹）抬高自己、排除异己的宗派活动。1927年，王明在中大导演了一个“江浙同乡会事件”，把伍修权他们从上海带到莫斯科的总领队俞秀松和一些同学被打成了“反党小集团”和“反革命组织”。不过，在中国共产党派去的中大学员中，大多数是像伍修权那样为献身中国革命而努力“学成文武艺”的赤子，仍然将主要精力用在学习上，没有搅进派系斗争的漩涡之中。

比这类内部争斗更激烈的是国共两党争夺人才的斗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斯大林宣布蒋介石为反革命，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学员群情激奋，愤怒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倒行逆施，并走上大街游行，一路高呼“打倒蒋介石”等口号。

经过近两年的刻苦攻读和斗争历练，伍修权逐渐成长为接受了系统教育、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共产主义信仰的青年革命者。他说，莫斯科中大“在确立我的革命人生观方面，是起了奠基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