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席遵义会议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列席遵义会议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后，中共中央决定在此进行短期休整。

李德虽然轻松了，但并不愉快。谁也不来向他请示、报告工作，总参的电讯报告之类也极少再发送给他，李德感到浑身不自在，失落感令他格外郁闷。伍修权看到，从通道和黎平会议以来，特别是进驻遵义之后，不但与李德分歧越来越大的周恩来不断去找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连博古也因对李德越来越失望而把他晾在一边，转而采纳并听从了毛泽东等人的意见。

导致这些转变的原因是，长征以来，大家都在严肃地思考着党和红军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刘伯承回忆说：“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3]伍修权也有同感：“许多指战员忿忿地说，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他们痛心地问：这样打下去，结果会怎么样呢？……事实教育了人们，王明等人自称‘百分之百’的正确，却打了败仗；被他们批判排斥了的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却越来越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人们在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同志，在失败中又进一步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4]“严酷的事实教育我们认识到：山沟沟里不是出不了马列主义，能使革命取得胜利的，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的办法就是马列主义在苏区山沟里的实际应用。李德和博古所推行的王明那一套，完全脱离了苏区的实际情况，必然把革命引向失败。”[5]

据伍修权回忆，是王稼祥最早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张闻天也在考虑这些问题，当即支持了他的意见。接着，王稼祥又利用各种机会，找其他一些负责人交换意见，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和从五军团回到军委重新担任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以及红军的各级负责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要求改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恢复早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就已经确立的毛泽东及其正确路线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www.guayunfan.com)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召开会议的条件成熟了。李德接到1935年1月15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15日，伍修权作为翻译陪同李德到原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公馆二楼开会。警卫员们都奉命留在楼下，他和李德上了楼，沿走廊进了东头一个三面有门的过道式大房间。他们进屋时，里头已经坐满了人。以往李德参加会议时总是和博古坐在一起，这次博古已和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们围坐在中间一张大桌子四周。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总政代主任李富春、一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等，分别坐在会场靠里的位置上。只在会场边上一个门口处，给李德和伍修权留了座位。

1981年伍修权在古田会议旧址留影

会议一开始由博古主持。他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开始，主要议题是对第五次反“围剿”进行讨论和总结。李德听了伍修权的翻译，眼里流露出不满。这次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如此重大，事先未征求他的意见，连博古都没有向他通气，明显是藐视他这个顾问。他压着火，听伍修权将被人们称之为“主报告”的博古的总结一句句译出来。伍修权注意到，李德对博古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很恼火。但博古在谈到失败的原因时，首先强调客观原因：国民党用于“围剿”的兵力过于强大，又有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使他们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占有重大优势。对主观原因，提及党和红军政治工作做得还不够深入普及，也没有做好分化、瓦解白军的工作，缺少游击战的配合等，又讲到红军指战员未能贯彻执行好军委制定的战略战术，也是失败原因之一，而这些军事决策本来是“基本正确”的。伍修权译出这些话后，才见李德的眉头稍有舒展。博古讲完以后，周恩来接着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报告，即“副报告”。李德听着听着又不高兴了。原来，周恩来强调红军所以失败，首先是由于主观原因，是执行了不切实际的作战指导方针，他坦陈自己在这方面也应承担责任，请求会议对他进行批评。

博古、周恩来报告之后，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三人作了反对和批评博古报告的发言，即“反报告”。“反报告”明确表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批评博古所讲的失败原因是“机会主义的结论”。他接着系统地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在军事领导、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及其所产生的恶果，进行了分析批判。李德没有想到，这个被他视为“马列主义和国际主义者”的张闻天，竟第一个如此激烈地“攻击”同为莫斯科回来的“国际派”核心领导人博古，而他自己竟也被点名批判，不由十分丧气、懊恼。

在张闻天之后接着发言的是毛泽东。他讲了一个多小时，同别人的发言比起来算是长篇大论了。他批评李德制定的军事路线是“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并通过实例剖析李德在军事决策和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又引经据典，引用《水浒传》中的故事，说有个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摆开架势连唤几个“来来来”，却被林冲看出破绽，退让几步后一脚踢翻在地。毛泽东的发言，伍修权有的因为来不及解释典故及出处，有的因为其中的奥妙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译出，对李德只翻译了个大意。从李德的反应看，他并未完全听出毛泽东对其批评的尖锐与深刻。

毛泽东发言时，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凯丰（原名何克全）忍不住打断他的发言，说毛泽东只会《三国》、《水浒》和《孙子兵法》上的那一套，都是些故纸堆里翻出来的陈旧东西。毛泽东不气不恼地说，《三国》和《水浒》他是看过的，却没有细看过《孙子兵法》，想必凯丰都很精通，请问这《孙子兵法》到底有几章几节，都讲了些什么？一下子反而把凯丰给问住了。他们两人的对话，把会议参加者都吸引住了，李德也瞪大眼睛，让伍修权快告诉他，毛泽东和凯丰在说些什么，别的人为什么发笑。伍修权没对他细说，只说与他没有什么关系。

毛泽东发言之后，王稼祥作了补充发言。他同张闻天一样，对博古和李德丝毫不留情面，直截了当地提出应该撤换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已被实践证明是不称职的李德和博古，改由既了解实际情况又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毛泽东这样的人来指挥红军。接着点名批评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作风，说他以个人包办、独断专行代替集体领导，压制正确意见，任意惩办将士，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正常生活。王稼祥是带着伤病来参加会议的，因为身体不好，说得很轻很慢，伍修权逐句译给李德听，李德只是低着头大口抽烟。

接下来的发言，特别是几位红军高级将领朱德、彭德怀、聂荣臻、李富春等，都指名道姓地批评指责李德，要求把他从指挥位子上“轰”下来。朱德发言时也追究了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弄丢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红军指战员。其他人也相继表态，绝大多数人支持对原军事决策人李德、博古的批评，同意撤销他们的军事指挥权。李德不待伍修权翻译出来，仅从发言者的眼神、语气和情绪上，就看出自己已成众矢之的，低着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不抽烟的伍修权被呛得难受，却又躲不开，只得硬着头皮执行自己的翻译任务。所有人的发言以至每一句话，特别是重要的内容，伍修权都得及时而准确地翻译出来，既要认真听，又要迅速译，从会议开始直到结束，他得连轴转地说个不停，口干舌燥却连水也顾不上喝。一向盛气凌人的李德对于伍修权的辛劳并不领情，反而在回忆录中说“伍修权显然不乐意给我翻译，而且译得很不完全”。

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博古和李德（用华夫代名）等人“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应该指出，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伍修权回忆说：“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改组了党和军队的领导，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又在随后的战斗行军中，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实际负责人，有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这是遵义会议的最大成就，是中共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6]

红军大学翻印的遵义会议决议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