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监外就医”到再次“收监”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从“监外就医”到再次“收监”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如同黑暗的牢笼中透进一缕阳光的探监，此后还有几次，每次都给伍修权带来了外面的最新消息。儿女们了解他患病的情况后，又联名上书周恩来，请求及早安排治疗。

当时的周恩来，已成为蒙冤的广大干部群众的希望所在。他每天都会收到大批求援信件，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也总是尽量给求助者以帮助。1973年春，被“监护”了整整五年的伍修权，终于获准住进了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阜外医院条件较好又便于保密，到这里住院的未获“解放”的老干部，需经周恩来批示并对江青集团保密。与伍修权同期来阜外医院就医的还有黄克诚、吕正操、刘澜涛、李井泉、罗瑞卿、张爱萍、李维汉、林枫、周荣鑫、江一真、熊复、徐冰、王尚荣、雷英夫等人。对外都不得透露这些病人的身份和姓名，一切活动都由军队干部负责处理，一律不准外出和对外联系。

伍修权是由卫戍区的人押送进医院来的，住院后病房内还有一个战士不分日夜地守护监管着。好在医生、护士对伍修权态度都很好，治疗也很认真，看来上面已向他们打过招呼。医院的生活也比卫戍区好多了，伙食费提高到每天八角钱。虽然只增加了两毛钱，却是极大的改善，伍修权可以在规定的标准内，自己预定饭菜，这也是被剥夺多年的一份自主权。

阜外医院是治疗心脏病的专科医院，伍修权的心脏病经住院治疗有所好转。由于营养得到基本保证，身体状况也日渐好转。1973年3月，专案组换了负责人，新来的干部态度和作风大大好转。对方让他多想想自己历年来究竟有哪些错误，不要老是记挂自己的功劳和正确方面，告诉他如能严格检查自己，对问题的解决有好处。伍修权感到言之有理，就按当时的认识和要求，再一次梳理了自己的所谓问题。虽然在梳理中不无被当时的主流意识扭曲了的自我检讨，但在原则问题上没有随波逐流。对于涉及康生、江青等的问题，则尽量回避，不过多纠缠。伍修权在家里和很小范围内曾对康生和江青有过表示不满的议论，认为江青成为毛泽东夫人，是挖墙脚行为，硬把贺子珍给挤走了，她长期没做什么实际工作，“文革”中却摇身一变成了“伟大旗手”，到处“代表毛主席”出头露面、招摇过市。专案组让他把这些议论写成书面材料，他就是不写，几经坚持，也就不了了之。这次专案组确实比较认真负责地调查核实了他的材料，排除了许多不实之词，连他的家庭出身、加入青年团和共产党的时间、地点等等，都一一核实订正，做了结论。虽然仍有“上纲上线”的话，却将他的“滔天罪行”一一去掉了。他的问题也由“敌我矛盾”改为“人民内部矛盾”了。专案组答应把对他的审查结论和有关材料尽快上报，让他安心等待。(www.guayunfan.com)

伍修权不再是“敌我矛盾”了，一直在病房守护的战士，也因朝夕相处成了他的忘年交。那战士家在与湖北邻近的洞庭湖畔，与伍修权是大同乡。这个纯朴的农家子虽然不知道自己守护的人的具体身份和真实姓名，却从专案组与伍修权的谈话中，听出他是个老革命。加上伍修权遵守规矩、谦和可亲，因此对他相当尊重，主动给他帮助，在没有别人在场时，还请他讲讲革命故事。从湖南、湖北出来的几位将帅的事，那小战士听得尤为入神，对那些革命前辈由衷地表示敬佩。有一回他忽然问伍修权什么叫作“超天才”，并且悄悄说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就被人称为“超天才”，他弄不懂是什么意思。一直被关着的伍修权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他也不知道九届二中全会批判“天才”论的情况和背景，只能对那战士从字面上解释“天才”的意思。他们还悄悄地“探讨”一些问题，伍修权从中了解到外头的一些情况。那战士很重情义，有一次伍修权不慎摔坏一支体温表，他打算从自己的伙食费中省下钱来照价赔偿。那战士却不同意，说伙食费只能用来吃饭，他可以帮伍修权去领一支新的，不必赔偿。这使伍修权一直感念那个善良纯朴的小战士。

1973年从春天到秋季，伍修权一直住在阜外医院，疾病已得到有效控制，审查结论也已上报，他一心盼着早日“解放”，可始终没有下文。其实当时形势只是稍有好转，并未根本改变。在这一年召开的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康生、江青等人挂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甚至副主席的头衔。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纠“左”，为大批受诬陷的老干部恢复名誉。但是“解放”干部的工作，仍然障碍重重。1974年初，康生、江青等人发起了“反对复辟回潮”、“反对右倾翻案”甚至“批周公”的新攻势，使“解放”干部问题被迫搁置起来，政治气氛更加压抑，“大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周恩来的处境异常艰难。连已经“解放”出来并在中共十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的王稼祥，也在“批林批孔批周公”中猝然辞世。伍修权并不了解这些情况，以为很快就能获得“解放”，便主动提出出院，心想只要离开医院，就可以马上恢复自由。不料冬天批准出院后，又被送回卫戍区，重新关进了那间门窗紧闭的囚室，连家属探视也被取消了。

1974年8月，“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过去了，恢复了家属探视，伍修权又见到了家人。这次见面的地点改在北京市内铁狮子胡同的一幢小楼里，看守也不像先前那样严密。伍修权最关心的当然是“解放”干部的情况。利用节日，公布一批参加庆典活动的干部名单，这是当时“解放”干部的特有形式。“八一”那天，伍修权从报上看到不少熟悉的名字出现在参加招待会的名单中，其中有杨成武、王尚荣、吕正操等。

伍修权企盼着能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10月1日喜获佳音。可是，国庆节一天天临近了，“解放”的消息仍杳如黄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