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面深入的调研开始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从全面深入的调研开始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中国驻南使馆从大使到工作人员，出国前所接触到的南斯拉夫情况可谓五花八门，对其社会制度的定性的认识，往往相去甚远。

来自苏联方面的，1948年欧洲情报局开除南共的决议和苏联出版的中文小册子《叛徒铁托》等历史资料中，自然都是负面的评价。苏南关系“解冻”时，为消除苏共党内的不同意见，1954年初，经赫鲁晓夫提议，专门成立了研究南斯拉夫问题委员会。该委员会经过调查，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确认南斯拉夫的社会性质为社会主义国家。

即使在中南宣布建交之后，中宣部1955年3月12日所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南斯拉夫最近情况的通知》中依旧认为：“南最后倒向帝国主义阵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一方面要争取与其改善关系，另一方面只能将其当成资本主义国家看待，要保持应有的警惕和谨慎态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出使南斯拉夫的中国使馆人员，只按通常外交礼仪，将南共方面的人称为“阁下”或“先生”，而对方一开始就称中国使馆人员为“同志”。

对南斯拉夫的看法，有无误导、误读造成的偏见？伍修权不是从现成的结论出发，而是从全方位深入调查研究入手，用自己的眼睛去透视，用自己的头脑去剖析，一切从实际出发。(www.guayunfan.com)

到任后，结合礼节性拜访，伍修权通过一切途径，进行全方位的调查研究。陆续看到和听到的情况，使他发现事实与先入之见并不相同。当时南共中央一位曾任少共国际（共产国际的青年团组织）书记的老共产党员、负责南共对外联络工作的弗拉霍维奇，向伍修权详细介绍了南斯拉夫与苏联发生冲突的来龙去脉和严重后果。他说苏共操纵欧洲情报局开除南共以后，从政治、经济、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封堵行动，造成了南斯拉夫的巨大困难，使南共和人民感到非常痛苦。为了让国家生存下去，在苏联和东欧各国中断对南斯拉夫的一切支持、援助和正常贸易往来后，南斯拉夫不得不从美国进口国内急需的粮食，并接受西方国家的各方面援助。美国当然是企图乘机插手别国事务，但是铁托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主要在经济上建立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在政治、军事上却不与任何人结盟。弗拉霍维奇的谈话以及周秋野等介绍的情况，使对苏联以社会主义大家庭“家长”自居深有感触的伍修权对南斯拉夫产生了新的认识。他在到达贝尔格莱德以后，在大街上看到好几处只有建筑框架却没有封顶的大楼，开始不知道这些建筑为什么半途而废，后来才听说这些是苏联的援建项目。苏南关系破裂后，苏联停止所有援建工程，撤回全部援建人员，连设计图纸都一同带走，迫使工程无法完工，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更严重伤害了南斯拉夫人民的感情。伍修权感到他们能顶住压力确实很不容易。

伍修权在与南斯拉夫各方面进行广泛接触的过程中，发现南共领导人及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普遍持友好与尊重态度，且怀有一种特别的亲密感情。他们认为中共和南共一样，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武装斗争夺取胜利、建立政权的，两国在革命和建设道路的选择上都更注重结合自己的国情，在事关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也从不含糊。伍修权等人曾在南斯拉夫的博物馆中看到，陈列的革命文物中竟有南共在战争年代翻译的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论著的油印本。南共领导人说，他们早就注意和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战术，铁托当年被捕入狱时，就曾读过毛泽东的著作；他们对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更是十分钦佩；对由代表新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的伍修权出任驻南大使，格外欢迎和尊重，一直把中国客人当成一家人。这使伍修权对南斯拉夫又多了几分亲近感。

南斯拉夫对中国使馆人员采取了无保留的开放态度，安排他们几乎走遍了各个联邦共和国及其自治省，参观了几个主要工业基地、革命纪念地和名胜游览地，走访了企业单位、建筑工地和农村，伍修权的全方位调研也由此展开。一提到“南斯拉夫道路”，过去常被说成是大逆不道的东西，通过在南斯拉夫长时间、各方面的观察和了解，伍修权逐渐发现他们的确有些与众不同的做法，但是看来也并不都那么可怕和可憎，有不少东西还是值得中国借鉴和参考的。他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是，长期以来，在苏联、中国以至国际共运内部，都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个人迷信或个人崇拜问题，铁托却力求避免在国内形成个人迷信盛行之风。伍修权看到，在参加大会或集体活动时，只要不是铁托主持或作报告，他就和别的与会者一样坐在台下。在广场上开大会，他也和所有人一样在下面听别人讲话。只有该他发言时，才走到设在主席台前面一侧的讲台上去，说完仍然回到台下，不总是由他占据主席台的中心位置。伍修权还注意到，铁托并不是什么都一把抓，他只管主持制定大政方针，具体工作则由分管者和执行机关去办。这使铁托有充裕的时间在全国各地视察、调研，随时发现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伍修权感到铁托这个一把手当得轻松自在。决策、把关之外，还有闲心回自己的别墅品品名酒、做做钳工。伍修权认为铁托的工作方式和他们的一些制度，不少是值得参考的。他和使馆人员将南斯拉夫的各种情况写成了一系列的调查报告，陆续发回国内供中国党和政府制定对外政策时参考。

伍修权（右三）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期间到南斯拉夫各地进行调研（右一为周秋野）

伍修权（左三）在南斯拉夫与农庄领导人座谈

1955年6月10日，到任才三个星期，伍修权就发回了一份《南斯拉夫的情况报告》：“同所有南方接触的人员中，都表示他们是执行马列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90%以上的工商业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但允许5人以下的私人小工厂、作坊继续存在……商业主要掌握在国家公营企业和合作社手里。市场公开标榜‘自由竞争，市场价格通过供求关系确定’。”7月30日，伍修权发回《关于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参观的报告》，共17页，基本结论是：“……从国内所有制、政权组织、群众基础等基本问题上来看，总的方向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1956年发回的报告更多，如《南斯拉夫的农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最近在农村工作方面的动态》、《关于南斯拉夫工人管理制度的若干问题的报告》、《关于南斯拉夫国家机构变动情况的报告》。其中涵盖“南斯拉夫道路”的诸多方面，涉及面宽，内容丰富，最长的达20页，对南斯拉夫的农业和农村工作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认为他们在农业上不强求形式上的集体化，有点像中国的生产责任制，实际上是一种农业生产的联营合作性质，只是没有采取苏联和中国的形式。

从这些报告中不难看出，伍修权和他领导的中国驻南使馆人员对“南斯拉夫道路”的认识，虽然不可能不受苏联的影响，不可能摆脱当时国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等局限性，但是，始终坚持一分为二和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始终把听其言和观其行有机结合起来，眼睛向下关注普通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始终尊重南斯拉夫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实践与探索，肯定其“总的方向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基本方面是符合马列主义原则的。

伍修权对南斯拉夫各方面的情况所进行的客观、全面的考察，实事求是的分析，不但确立了使馆大力推进与南斯拉夫发展正常关系的认识基础，也为国内正确看待南斯拉夫、制定对南方针提供了客观依据，产生了互动作用。外交部1955年7月给伍修权的复电称，他关于南斯拉夫的报告很好，望继续注意研究。国内对南斯拉夫的定性也逐步有所改变。12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宣部关于南斯拉夫宣传事项的请示中，与3月的“通知”相比，基本定性变了，提出南斯拉夫虽并不承认两大阵营，也不愿别人说它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但应该承认它是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与参加中共八大的南共代表团谈话时坦率地承认中国共产党过去有对不起南共的地方。

对南斯拉夫社会制度定性的改变，尤其是毛泽东的真诚致歉，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伍修权发回的以在南斯拉夫获得的第一手调研资料为依据的报告，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