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关隔离到卫戍区“监护”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从机关隔离到卫戍区“监护”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伍修权一出医院，造反派受康生指使，宣布对他进行隔离审查，由软禁在家改为在机关里集中关押。

“文革”中，被揪斗的对象，被称为“牛鬼蛇神”；关押他们的地方，被称为“牛棚”。关伍修权的“牛棚”设在中联部大院的南小楼里，他进去时那里已关了不少人。伍修权是所谓的“要犯”，因此单独关押，被关在里面的一间，外间由造反派人员日夜轮班监视着。“牛棚”只管关，不管饭，饭由各家送，但只能送饭不能见人。开始时监管人员对送来的饭菜检查比较严，时间长了就有些松懈了。伍修权的子女们就仿照父辈“地下斗争”的方法，在送的食品里，时常会悄悄塞进一张用糖纸包着的小纸条，或把报纸上的相关消息剪下来放在饭盒底部，及时向他通报“牛棚”外一些比较重要的消息。

在“牛棚”关了一段时间后，像伍修权这样已被“斗倒斗臭”的老干部，被扔在一边。但造反派不让他们“闲”着，又变着法子整他们。清理废旧大字报、打扫公厕、在院子里平整土地、给暖气锅炉劈柴，这些活伍修权都干过。造反派本来是想用这些来惩罚“牛鬼蛇神”的，伍修权虽然每天干得汗流浃背，却从体力劳动和来自群众的体谅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慰藉。有的干部群众不忍看到他们敬重的老领导受折磨，常常从伍修权手里抢过工具帮着干，或者抢在前头把造反派分派他们干的活做完了。

1968年4月，伍修权被关进“牛棚”满一年时，由于揪出的人越来越多，“牛棚”里人满为患，一度被转移到院内的22号楼继续接受隔离审查。后来22号楼的新“牛棚”也住不下了，就把他这类“死老虎”赶回家住。正是周末，孩子们回到家时，发现爸爸回来了，都高兴得不得了。伍修权十分慈爱地拥抱了孩子们，这是他少有的感情外露。孩子们已经许久没有看到父亲的笑容，没有感受到父爱的温馨了。但伍修权忧虑的是，中联部自许立和他先后被“打倒”以后，其他的副部长赵毅敏、熊复等人，也都被一一揪出全部“打倒”了。康生宣称“那里的领导人都是坏人，特务、叛徒很多，部长和副部长都垮了”。伍修权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怎么能全盘否定中央重要部门的整个领导班子，并将之一棍子打死！(www.guayunfan.com)

伍修权从“牛棚”放回家后，在家过了一个五一节。5月3日在机关大院干活时，一辆军用吉普车朝他们劳动的地方开了过来。中联部一个造反派头头跟着两个军人下了车，他们叫住伍修权并宣布说，接上级命令，由北京卫戍区将伍修权押走，对他实行“监护审查”。说着就一人一边，将伍修权强行押上了车。吉普车路过家门口，他见妻子正在外头，却不能打招呼，就这样突然被绑架似的抓走了。事后得知，这又是康生搞的鬼：他以“监护审查”的名义，让卫戍区把伍修权关起来。

被押上吉普车的伍修权感到车正沿着长安街向东开，他多么想看一眼熟悉又久违了的天安门啊。小车开出市区约几十公里，进了一个部队营区。一个部队干部把他带进一座二层小楼上的房间里，冷冷地甩下一句话：“你就住在这里，好好地反省检查自己吧！”伍修权一看，这间房大约有十二三平方米，里面有一张旧木板床、一张破桌子，外加一把木椅子。那人指着光板床上的一条破棉被说：“这是留给你用的。”伍修权一看真是哭笑不得，用它当被子盖太小，当褥子垫太薄，卷起来当枕头又太脏，这简直是一种人身侮辱。那人说完转身将伍修权锁在屋里。后来由中联部转送来家人托带的衣服、被褥等生活用品，伍修权不得不“既来之，则安之”，开始了六年半被监禁的岁月。

关伍修权的地方，是北京卫戍区一个团在通县的驻地，“文革”中许多被揪出来的领导干部，都被送到这里“监护”。名义上，除了监督管制，还要进行保护，实际上是在坐牢。进行了特殊改造的营房也很像牢房：本有一门一窗，窗户玻璃上却涂满了白色油漆，使被囚的人看不见外头，不折不扣的“不见天日”；窗框上加钉了粗厚的木板木条，使人无法打开。门上有一个鸡蛋大的圆洞，供哨兵巡查、监视之用。通常只有开饭时间房门才打开一下，让炊事员给里头的人送饭。饭食终年不变，早上是一大碗棒子面糊糊加一块咸菜，中午和晚上各两个棒子面窝头，外加半碗熬白菜或萝卜，偶尔吃上白面馒头或豆类就算改善伙食了。伍修权说：“这种伙食在当时的全国人民中，按说也不是最差的，我在年轻时也长时期过着困苦的生活，但是这与我近一二十年的生活水平相比，可就悬殊很大了，最初确实难以适应。尤其是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受到压抑，根本谈不上什么胃口，只是勉强吃点维持生命而已。”[6]

从送饭的开门声中，伍修权听出他的左右及对面都关着跟他一样的“监护”对象，只是见不着他们。唯一能出牢房的机会是上厕所，获准后，在走廊上无人时才押去。有时厕所隔板另一侧也有人，他忍不住想试探一下那边会不会是熟人，便故意咳嗽几声，引得对方也以咳嗽回应。不过还没等答话，看守就发觉了他们的意图。一顿训斥之后，又宣布了新的戒律，上厕所禁止咳嗽。这下不仅不能再在如厕时寻“知音”了，还剥夺了他们咳嗽的权利。除了上厕所，能出牢房的机会还有每隔几天的一次放风，不过仍见不到任何一个被关押的人。放风时都是一个个地错开出去，放风地点也经过了特别设计：将一个大院分隔成几个十几平方米的天井，放风的人互相看不到，高处的哨兵却将他们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每次只能享受30分钟的阳光，呼吸一点户外的新鲜空气。伍修权每次都充分利用放风的机会，活动身体、做深呼吸，享受一下平常人不在意的极其珍贵的阳光和空气。

所有在那里被“监护”的人，一律用数字代号相称，伍修权是42号。为了便于“监护”，“囚室”内通宵不准关灯。伍修权本来就常常失眠，开着灯更无法入睡，心情格外烦躁，只能闭眼假寐挨时间。有时实在忍受不了，用毛巾盖在脸上遮光，却常被看守强令取掉。灯光煎熬不好受，夏夜蚊虫的叮咬，也使他受不了。因营区周围都是农田，蚊虫小咬甚多，夜里一见灯光就钻进来。开始是有蚊帐的，挂了几夜就被收走了，说是蚊帐挡住了看守的视线，不利于“监护”。于是，一到夏季，他们就成了蚊子的袭扰对象。长期无法安睡，伙食又差，尤其是精神压力，伍修权的身体很快垮了，先是逐渐消瘦，接着出现浮肿，每天头晕目眩、四肢无力。伍修权请求看病吃药，但那时“医疗为政治路线服务”，“监护”这群“黑帮”的人竟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敌我矛盾，我们对于敌对分子是不讲仁政的，你们的身体就自己支撑着吧！”

“监护”使伍修权失去了行动自由，却捆不住他思想的翅膀。饱受病痛和精神折磨的伍修权，在失眠的长夜里，竟想起了几年前生的一场病。那是1964年底，多年持节衔命在国际共运一线征战的劳神劳形，伍修权病倒了。1965年春季不得不暂停工作，在组织安排下到海南去疗养。南太平洋的海浪、亚龙湾的沙滩、在海风中舞出灵秀之气的椰林、在亚热带花草包裹中的温泉，使伍修权享受到难得的闲适。他乡遇故交，更是赏心乐事。在南海之滨，伍修权碰上了曾经多次访问毛泽东，并将他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公之于世的美国记者、三S（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之一的斯特朗女士。闻名不如见面，两人一见如故，常常聚在一起打桥牌。斯特朗那年80岁，斗志却丝毫不减，每次“交战”，不赢绝不收场。伍修权与老人在“天涯海角”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春季，病体也渐渐康复。可是现在……想想自己革命大半辈子，没有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却进了共产党自己的特别牢房，感慨油然而生。

难挨的夏天终于熬过，严冬紧跟在短暂的秋季之后来到了。“监护”室内没有暖气，天冷后装了炉子，发了一些煤面炭末，各人自己做煤球取暖。伍修权童年在老家捡过煤渣，做过煤球，没想到几十年后还能派上用场。每次做出一批，够烧三五天，然后再做再烧，弄得手上总是黑乎乎的。就这样，他熬过了一个个逼供比蚊子更磨人的夏季，一个个心里比囚室更寒冷的冬季。

“监护”的时间长了，伍修权逐渐发现关在他旁边的大约是些什么人。有一回他被叫去提审，半路上有个战士追上来，对押送他的战士说，带错人了，要找的是蒋南翔。于是，他知道隔壁住着的，是曾任高教部部长和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还有一次从厕所出来，迎面碰上了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平杰三，只见他满脸胡须。押伍修权的战士连忙命令他转过身去，不准看对面的人。直到平杰三走后，那战士仍不放心地问他刚才看到谁了，伍修权故意说不认识。以后又陆续得知，铁道部部长吕正操、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张学思、中联部副部长赵毅敏等，也都关在这里。多半是老战友、老同事，如今却咫尺天涯，不能接触，不准相认。

“监护”生活几乎与世隔绝，但伍修权照样能从这密封的“罐头”里提取精神营养。他利用这难得的“清闲”，把一部《毛泽东选集》翻来覆去通读了好几遍。因为整天被独自关着，没有聊天的对象，于是他就朗读起《毛选》来。后来允许他们看报了，每天一份《人民日报》又成了他“监护审查”中的必需品。报纸一到，他就连忙拿起来看，从国家大事到国际要闻，从头版头条到末版下角。国内，中央召开了什么会议，有什么动向和迹象，有哪些人出席和出现，他都反复琢磨；国际，哪个国家发生了什么情况，哪儿有些什么活动，他都像当年搞国家外交和党际交往时一样关心。

70年代初，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名字在报上突然消失了。与此同时，报上又号召全党学习马列主义原著，识破和批判“假马列主义的骗子”。伍修权虽然不知其中内幕，却意外地获准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他如获至宝，在度日如年中，又有了新的精神食粮。伍修权读书上了瘾，又向管理人员提出，请他们通知家人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给他送来。他青年时期对政治经济学很感兴趣，却一直未能挤出时间通读《资本论》，一心想利用这个空当通读一遍，却不知为什么提了几次始终没有拿到，而是给了他长篇小说《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这两部小说里的农村虽然与伍修权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时所见差别颇大，可填补了他囚禁生活中的不少空白。

伍修权在铁窗中阅读《简明中国哲学史》时，看到几句佛教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他掩卷沉思，感悟良深，提笔写下小诗一首：

身为共产党，坚贞为革命。时时勤检讨，莫使染病根。

这时仍不断有人来提审“监护”对象。负责伍修权专案的有三个人，陆、海、空军各一人，由陆军的干部负责。伍修权对他印象最深的是派头不小：每次提审，他朝中间一坐，审问前还要先泡上一杯茶，抽的烟也是比较高级的。他们刚开始打交道就顶上了牛，争执的焦点是伍修权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那人端着架子对伍修权说：“对于你的问题，应该先按敌我矛盾来考虑，自觉地以此为根据进行交代检查，这样才有利于解决你的问题，否则对你将是很不利的。”伍修权不吃那一套，理直气壮地说：“我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应该首先依据事实来说话。在还没有弄清我到底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不能先定下我是属于敌我矛盾的性质。”[7]

可是专案组的人对这些话根本听不进去，伍修权给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就必然要讲到自己的经历。专案组那个头头见伍修权不肯就范，气得直拍桌子，训斥他是拒不认罪、态度恶劣。明知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伍修权还是要说，他对革命事业的执着，此时演化成了在歪理面前决不低头的执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