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与宣判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量刑与宣判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通过法庭调查和辩论，确认各被告共同或分别犯下的罪行后，如何按照中国现行法律对他们量刑和判决，成了全党全国以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当时从党内到党外，从中央到地方，到处都为此进行着热烈讨论甚至激烈争论，人们用各种方式向特别法庭表达自己的愿望和建议。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江华说，判他们死刑也是罪有应得，但综合多种意见，考虑多种因素，判为死缓更为稳妥。伍修权赞成江华的意见，他说：“我们都是林彪、江青进行反革命活动时期的当事人，曾经亲身受到他们的迫害，正因为此，我们要克服可能有的感情因素，要更加冷静客观地来处理这件事，要经得起后人的检验。”

后来特别法庭也同意只将江青、张春桥判死缓。对于江青反革命集团中其余的人，王洪文在集团中的地位、作用稍低于江青、张春桥，判无期徒刑。姚文元的量刑应该再轻些，就判了有期徒刑的最高年限20年。黄、吴、李、邱和江腾蛟五人，根据各方面的反映和意见，认为这些人都有一定的革命经历，有的还有过战功，他们的罪行主要是党性丧失殆尽、私欲恶性膨胀，上了林彪的贼船，参加了篡党夺权的活动。并且早在1971年9月就被捕关押了，有的人一直态度较好。江腾蛟最早交代自己的罪行并揭发同伙，有助于侦查和审判工作；吴法宪、邱会作对自己的罪行也都供认不讳并认罪。邱、吴、李、黄、江分别被判了16年、17年、17年、18年、18年徒刑。陈伯达也是18年，因为他1970年就已羁押，刑期只剩了6年。

从1981年1月20日起，即开庭公审十个主犯的整整两个月后，特别法庭连续召开审判人员全体会议，特别检察厅厅长、副厅长和检察员等列席参加，对经过26遍修改的判决书草稿，进行最后一次讨论修改。江华强调，审判这样的重大案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特别法庭做出的判决书也是历史性文件，要求大家再作认真讨论、仔细修改，使其成为一个成功案例。伍修权对判决书的前25稿，都已逐字逐句推敲改动过，现在又一次参加集体讨论，大家读一段议一段，重要的地方甚至逐句逐字讨论。出现相持不下的意见时，会议授权江华和伍修权等裁决。于是他们在大会后又做了研究，确定了最后的修改方案。1月21日继续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判决书的第二十七稿。22日的会议改到人民大会堂天津厅内，举行特别法庭合议庭的评议，由两个审判庭分别就各自审判的被告案情，介绍判决根据。第一审判庭由曾汉周介绍；第二审判庭因伍修权一度住院，他委托刘继光审判员向会议作具体介绍。随后大家作了讨论发言，最后对10名主犯的量刑进行表决。表决之前，江华说，这次审判是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根据国家法律进行的，特别法庭说是特别，其实是合法、依法的。法庭充分考虑了被告们犯罪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尤其是他们各自的犯罪特点与历史条件，一一依法对其判决，所以我们在法律上是能站得住的。随后由参加会议的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逐一举手表决，通过了对10名被告的量刑判决。1月23日上午，伍修权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审判指导委员会会议，听取了彭真对审判工作最后阶段的指示；下午，特别法庭举行了判决书签字仪式。1月24日，伍修权主持召开了特别法庭全体会议，对即将举行的宣判大会等工作进行检查落实。(www.guayunfan.com)

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两案”主犯进行了终审判决。10个受审主犯被押解到庭，一字排在审判台前听候宣判。这天，法庭里的气氛格外庄严肃穆，旁听席上坐满了人。江华、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和35名审判员，面对站在被告席上的10个主犯，面对旁听席上近千名全国各界各地的代表，面对正期待和注视着这次判决的亿万人民群众和海内外同胞，面对全世界不同立场不同身份却同样关注这次审判的各方面人士，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由于判决书全文长达1.6万余字，江华宣读了前一半，后一半由伍修权接着宣读。虽然当时伍修权已经73岁，但宣读时腰杆笔挺、声音洪亮。

当宣读最后的量刑判决部分时，全场上下从审判台到旁听席鸦雀无声，气氛尤其凝重，连10个被告也竖起了耳朵。当江华宣布刑期时，刚宣布“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还没说出“缓期二年执行”，江青就慌忙叫喊起来，喊的仍然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等。伍修权下令：“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在场的记者报道了对“两案”相关人员进行历史性宣判的一幕：张春桥几乎站立不住地歪向一边，姚文元“颓丧地闭上眼睛”，陈伯达“嘴巴直哆嗦”，吴法宪“两腿在发抖”。

在庭长宣告闭庭时，全场竟打破了法庭原定的限制规则，忽然爆发出抑制不住的掌声、欢呼声和祝贺声。正如新闻媒体所言：“从天安门的声讨到正义路的审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表明中国人民已经同自己灾难深重的‘过去’诀别！”“历史的审判，正义的判决，将教育人民，总结历史的经验……不让十年浩劫的历史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