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经过与走马上任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受命经过与走马上任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1955年1月11日，中国和南斯拉夫发表了建交公报。周恩来召集伍修权等几位外交部副部长和各司司长，讨论首任驻南大使的人选问题。

南斯拉夫的国内情况很特殊，与苏联和东欧邻国的关系很复杂，与中国的关系也很复杂。出使这样的国家，等于把自己推到了国际政治、外交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政治责任也格外重大。因此在讨论大使人选时，人们一片沉默。冷场中，周恩来忽然转向伍修权问：“伍修权同志，你去当这个大使，怎么样？”[1]伍修权不由一愣，这个问题有点突如其来，便如实相告：“总理，我一点没有这个思想准备，请你让我好好考虑一下行吗？”周恩来说：“那好，你回去考虑考虑，明天再答复我。”

伍修权在分管苏联东欧方面工作期间，涉及中南建交的重大活动有两件。一件是1954年秋，苏共中央派中央国际部的特别代表专程来华拜会毛泽东，建议中国与南斯拉夫建交。因事关重要外交机密，由伍修权翻译。苏共代表陈述了他们对于恢复和改善苏南关系的意见，希望各兄弟国家都恢复和建立与南斯拉夫的正常关系，为了与各兄弟党协调一致，建议中国也采取同样的行动。会谈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商谈了苏共的建议，经过政治局讨论，最终做出了与南斯拉夫建交的决定。另一件是同年12月10日伍修权关于中南建交问题给周恩来的报告。为了尽量少占用周恩来的时间和精力，伍修权草拟了两个方案供选择。方案一，周恩来以外长名义致电南斯拉夫外长，表示愿同南斯拉夫建交并互派大使，并草拟了甲、乙两种分寸有异的电报稿；方案二，用时任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的名义照会南驻苏大使，转达中国同意与南建交的意愿。此外建议周恩来在某一场合（如政协会议）讲话中对南斯拉夫问题有所表示。周恩来批示：同意以外长的名义给南外长发电，表示愿同南斯拉夫建交，电文请张闻天面交南驻苏大使转达，双方建交的公报，可各自发表，以使南方可提到1949年承认新中国的历史事实。或许正因为参与了中南建交的前期工作，熟知其来龙去脉，周恩来才萌生了派伍修权出使南斯拉夫的想法。这一夜，伍修权满脑子翻腾的都是南斯拉夫。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从新中国的全局利益考虑，在无损主权和尊严的前提下与苏联保持一致，中南关系也以苏南关系为转移，南斯拉夫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交恶，成了影响中南关系的主导因素。东欧几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大都是“二战”中由苏联红军从德军占领下解放出来的，而南斯拉夫主要是靠铁托领导的游击队解放了自己的国土。但是苏联要南斯拉夫像其他东欧国家一样，什么都听他们的，这一做法严重地伤害了已经获得独立解放的南斯拉夫人民尤其是铁托的民族自尊心。他们不愿任由别人驱使，在本国实行符合自己国情却不同于苏联的某些方针政策，因而得罪了社会主义国际大家庭的“家长”，被开除出由苏联和波兰、匈牙利等九个国家组成的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并且不承认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同西方国家有合作关系。被排除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后，不得不更多地发展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1949年10月5日，南斯拉夫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中国建交的愿望时，中国采取了既未接受又未拒绝的留有余地态度。而南斯拉夫政府在受到冷遇后，仍然执行对中国友好的政策。斯大林逝世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新的苏共中央开始调整对外政策，谋求缓和世界局势，加之在反斯大林问题上有共同语言，因此主动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1953年6月，苏南双方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这为中国解决中南建交滞后问题创造了条件。于是有了伍修权呈周恩来的报告，有了1954年12月14日周恩来签署的致南斯拉夫外长的电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欢迎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www.guayunfan.com)

1955年1月21日，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维地奇约见中国驻苏使馆代办温宁说：“我国将派一位政治地位很高的大使到你们国家去，人选现正在物色中，但不知你们将派怎样身份的大使，希望很快将贵大使身份告诉我们，以便我们最后确定人选。”1月23日，周恩来签发了内容为“告我驻南大使身份”的电报：“我方亦拟派政治地位高的大使前往南斯拉夫，人选不日即可提出，请告南大使。”这便是周恩来主持讨论中国驻南大使人选，要伍修权“明天就答复我”的由来。

伍修权认真考虑了周恩来的意见，他想到了两点：一是自己从事外交工作已经四五个年头了，蹲在国内居多，出去较少，应该到外面去积累更多外交工作的实践经验。二是南斯拉夫既然情况复杂、任务重要，领导也已经考虑到自己，风险越大越应该知难而上。于是，第二天就向周恩来表示同意去南斯拉夫工作。2月15日，外交部给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发去由周恩来签发的电报：“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已决定派伍修权同志为驻南斯拉夫特命全权大使”，要其转达南斯拉夫政府并征求意见。在得到南斯拉夫对中国派伍修权担任大使表示满意的答复后，于3月1日对外公布了这一任命。九天后，即3月10日，南斯拉夫宣布派弗拉迪米尔·波波维奇为首任驻华大使。

中南两国宣布建交并任命首任大使以后，两国之间开始了友好往来。4月底，南斯拉夫应中国邀请，以参加北京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为由，派出以贝柯维奇为首的工会代表团来华，就两国建交中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磋商。由于多年的隔阂，这次活动出了一点岔子。南斯拉夫代表团在游园时发现，在一幅国际形势图上，南斯拉夫被划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边，并被标为美国在国外的军事基地，贝柯维奇对此表示了不满。周恩来、邓小平得到报告，马上指示有关方面撤去了那幅地图，对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意见表示理解和接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伍修权开始了使馆筹备工作。经相关部委批准，他首先请曾在中央军委一局和东北局与自己共事多年的周秋野作为主要助手，担任使馆政务参赞，具体负责筹建使馆的各项工作，并决定由他带领一个五六人的筹建小组，以驻南使馆临时代办的身份，于4月13日前往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具体落实建馆事宜。苏联和南斯拉夫预定在当年5月26日，由赫鲁晓夫和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率代表团赴南访问，以进一步推动苏南两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并通报各国，希望各兄弟国家的驻南大使届时一起参加在贝尔格莱德的有关活动，以示社会主义“国际大家庭”的团结一致。5月下旬，驻南使馆全体人员已陆续报到就位，收回旅顺口主权的工作才告一段落的伍修权也收拾行装，于5月24日，即苏联代表团访南的前两天飞赴贝尔格莱德。

伍修权到任的第二天，在使馆听了周秋野等的情况汇报，26日在赫鲁晓夫到南斯拉夫前的几个小时，和周秋野等人一起，在南斯拉夫外交国务秘书科查·波波维奇和总统办公厅秘书长等陪同下，向铁托总统呈递了国书。伍修权在致词中代表中国人民和国家领导人，对铁托和南斯拉夫人民表示敬意和祝愿，并表示将在自己的大使任期内，尽全力发展中南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铁托在答词中说，他深信伍修权的出使对发展和巩固中南两国关系和国际合作事业，都具有很大意义。

由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飞抵贝尔格莱德时，伍修权作为中国驻南大使，和各兄弟国家大使一起，到机场参加了欢迎仪式。赫鲁晓夫一下飞机，就对敢于与斯大林分庭抗礼的铁托表现得特别热情、谦恭。他在致词中说，苏共就以往对南共的错误态度及其行动“衷心地感到遗憾”，表示要消除那个时期留下的一切芥蒂。但是伍修权看到，铁托对此表现得颇为冷漠。

赫鲁晓夫与铁托等南共领导人经多次会谈，于6月2日发表了苏南两国共同签署的《贝尔格莱德宣言》。其中苏联重新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表示两国将再度合作并发展关系。在外交政策方面，还共同表明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立场，支持中国对台湾的主权等等。伍修权感到，苏南关系确实就此好转，将对欧洲以至世界形势产生积极的影响。他将情况向国内汇报后，毛泽东也据此公开表示，苏南两国关系的恢复“是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重大贡献”。在与伍修权的交往中，南方显得特别热情、周到。就在赫鲁晓夫访南期间，铁托还单独约见了刚刚到任的伍修权。会见中，铁托愉快地接受了伍修权带去的几件精美的中国民族工艺品，那是毛泽东特地委托伍修权送给铁托的。铁托对伍修权的工作，表示将积极支持，提供各种方便，努力建立并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伍修权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铁托还特地向他表示祝贺，并且认为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南斯拉夫和中南关系的重视。上行下效，南斯拉夫各方面对中国使馆人员都很热情和真诚，与苏南之间仍然互存戒心形成了强烈反差。

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伍修权（左二）与使馆政务参赞周秋野（左三）、武官丁甘如（左一）等在使馆合影

伍修权（二排中）与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人员合影

与伍修权上任同时，南首任驻华大使波波维奇也来到北京，他在贝尔格莱德居住的别墅，就成了伍修权的大使官邸。这栋别墅外观虽不豪华，内部设备却很齐全。南斯拉夫又将一处原是他们高级干部住的三层楼房腾出来，作为中国驻南使馆的办公地点。这座建筑相当讲究也颇有气派，楼内的柱子都是大理石砌成的，略加修整后挂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国徽，确有一副大国使馆的威仪。当时中国驻南使馆连同武官处、商务处等机构共有五十余人。政务参赞周秋野的夫人张月担任使馆党支部副书记，协助伍修权负责使馆的党务和政治工作。驻南使馆武官丁甘如也是伍修权在延安和东北时的老战友。商务参赞李琢之、文化参赞卢耀武和一秘苏丹，加上负责机要、通讯、保卫和各种外文翻译的工作人员与服务人员，人数虽然不多，却是伍修权率领的又一个远离大本营的战斗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