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远东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在苏联远东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在中国东北境内，自内蒙古自治区东端到黑龙江省南部，横贯着一条时称中东铁路[5]的交通干线，它经苏联赤塔由中国满洲里入境，经过齐齐哈尔、哈尔滨和牡丹江向东偏南，再到苏联远东港口海参崴。

中东铁路是沙俄侵华的产物。19世纪末，根据1896年的《中俄密约》和1898年的《中俄旅大租地条约》，俄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沿路的各种物资，修筑了一条纵横贯穿中国东北三省、长达2800余公里的丁字形铁路。中东路实际上造成了沙俄控制中国东北的局面，故为日本的“大陆政策”所不容，成为1904年日俄战争的原因之一。沙俄败北后，依据1905年的《朴茨茅斯和约》，中东路的长春至大连段被割让给日本，并改称南满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东至绥芬河，西至满洲里，南至长春的部分，仍为沙俄所控制。

1919年7月25日，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声明废除沙俄同中国政府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和因此而获得的一切特权，放弃沙俄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的权益。1924年5月31日，中苏达成建交协议，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简称“中苏协定”）。苏联政府鉴于中东路处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内，乃于同年9月与东北地方当局签订了《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政府之协定》（简称“奉俄协定”）。当时国内各界有识之士无不称赞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其实，就在那时，斯大林也不无谋求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在合营中东路的问题上，当时双方的合作远非和谐：说是中苏两国共管，实际主要由苏联人管理，这就与东北当局发生了矛盾。张学良1929年6月22日至25日在沈阳召开对苏会议；7月7日去北平与蒋介石商谈有关中东路的对策；8月15日下达对苏作战动员令；8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对苏联交战宣言。东北军还大量征召大都曾是职业军人的白俄流亡者入伍，企图以俄制俄，此举更加激怒了苏联。苏军针锋相对，早在8月6日就成立了特别远东集团军，司令员布柳赫尔，也就是当年北伐军的军事总顾问加伦，于1929年10月率部攻入黑龙江省境内，史称“中东路事件”。(www.guayunfan.com)

“中东路事件”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等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组织反对国民党、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即便是国民党高层，也不乏为苏联说话、对此次冲突深感遗憾的人士。孙科称之为“……东北地方长官张学良误听宵小的播弄，用武力行动企图从苏联方面抢占中东铁路的事件”，并说：“这是很可惜的，因为中苏两国在此时期不但失掉很好的合作机会，而且种下不幸的恶果。”[6]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伍修权等十来个精通俄语的中国人，被从莫斯科步兵学校等处抽调出来赶赴远东。带队的周岱云被留在远东军区所在地伯力，梁振鸿去了海参崴，彭文畅转去赤塔，王懋坚分到黑河对岸的海兰泡，伍修权被派往即将进入中国境内的参战部队。他奉命跟着一个红军步兵营，乘坐舰艇，从伯力沿着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开进松花江，深入中国东北的国境线以内，走走停停，航行一昼夜，进入了当地军阀部队已作鸟兽散的松花江南岸的富锦县城。

伍修权随军上岸时，看到的是刚刚经受了战火的一片狼藉。“10月31日，苏舰行至下吉利即向城内开炮，炮弹落处一片火光，县城东部成为一片火海。苏军进城后，纵火烧毁了县政府，炸毁了所有军政机构和电讯、电台设施，街头弹痕累累。正大街东部几乎全被烧尽。城内许多居民纷纷逃于乡下和外埠。事后，群众把苏军攻打县城的军事事件叫‘跑毛子’。”[7]原来，伍修权所在的这个红军步兵营是负责搬运战利品的后续部队。他们到达之前，富锦之战已经打完。

在中东路事件中，虽然伍修权是受组织派遣去苏联红军中担任翻译，但看到遭受城门失火之灾的祖国同胞，童年在社会底层滚爬摔打又极富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伍修权，能不感同身受？于是，伍修权在受命为苏军办事时，还做了一件让祖国同胞受益的事：带队的指挥官下令就地处理掉他们一下子搬不走的官仓物资，伍修权就想方设法让当地的老百姓把其中的面粉扛回家去。

1929年11月，解除了作战任务的部队回到原驻地以后，不再需要翻译人员，伍修权奉命去苏联远东地区的首府伯力市，到设在那里的苏联远东边疆保卫局工作。

这里实际上是当地的最高军事机关。伍修权的主要任务，一是处理这次边境战争的遗留事务。他与周岱云等一起，到设在红河的俘虏营中，对被俘的几千名中国东北军官兵，逐一进行审查讯问和登记立档。名叫韩光第的东北军旅长第一个被审，由保卫局的负责干部主审，伍修权和周岱云做口译和笔录。其余被俘人员的审查工作，就以伍修权等为主，几个苏联人反而成了他们的助手。他们将讯问结果汇编后交给边疆保卫局存档备用。这项工作历时一个月，其间中苏两国进行了外交谈判，在双城子签订了《停战议定书》（又称“双城子会议纪要”），规定两国立即息争，中东铁路恢复中苏合办，苏军尽速退出满洲里，彼此释放所俘军民，重设领事馆等。韩光第等被俘官兵，即根据此项协议全部被遣返回国。第二项任务仍与这次战事有关。这次进入中国东北的苏军各路部队，每到一地都有专人负责收集当地军政机关的公文卷宗和各种档案资料。伍修权等受命将这批卷宗资料进行清理、分类、登记，从中找出有参考价值的内容，译成俄文交给上级审处。当他们打开这些箱箱包包翻阅时，发现里面除了官场指示、报告、文牍手稿和官司案件、民事民情等方面的文件外，就是历年的统计报表之类。当初对此不以为然的伍修权，在后来从事军事和国家安全方面工作时，才明白那时苏联大量搜集并十分重视这批中国资料的原因。第三项任务是审讯嫌疑犯。中苏边境地区活跃着一批往返于两国之间的商人，他们通过非正式途径倒买转卖双方民间的紧缺物资以牟利。边疆保卫局为了防止其中混入中国军方和日本等外国在华势力的特务间谍，每次抓到这些人都严加审讯，弄清他们的真实身份和活动目的。伍修权等审讯的结论是，这些人主要从事民间自发贸易和物资交流活动，虽然不合法，但并未发现政治性的或军方派进的特务间谍之类。呈报上级后，除了少数留有疑点又一时难以查证的人，大都从轻处理，遣送回国。

1930年伍修权（左）在苏联远东边疆保卫局

伯力与中国仅一江之隔，原属中国，后来被沙俄侵占，那里有很多中国人和华裔苏联人。当地宣传部门经常编辑出版一些中文书刊和小册子，介绍苏联的方针政策和国内外形势，对这些华人进行宣传教育。在边疆保卫局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应宣传部门之约，利用业余时间，按要求将苏联的一些公报和报刊上的通讯报道译成中文，有时一个星期天就能译出上万字中文稿。

伍修权到伯力工作一年后，恰逢远东边疆保卫局成立十周年纪念日。按照苏联的惯例，每到节庆活动，都要发展一批新党员。当时，在那里工作的华侨不少，但大部分受教育程度极为有限，讲的是“洋泾浜”俄语，而伍修权俄语纯熟，又积极肯干。于是，伍修权所在的共青团组织主动推荐他入党。那次一共推荐了五名，只有伍修权一个中国人。在边疆保卫局成立十周年纪念日前夕，伍修权被批准入党，并在庆典大会上宣布，皮达可夫已被批准由共青团员转为联共（布）预备党员，还让他作为新党员代表讲了话。会后，伍修权到伯力市党的机关领取了党证。在边疆保卫局成立十周年的纪念册上，还发表了伍修权应邀用俄文撰写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中国游击战争的发展和革命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