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步兵学校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在莫斯科步兵学校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1927年9月，中大第一期学员的学业全部结束。在此之前，已有一部分人提前回国：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一批由国民党方面选派来的学员，不等学业结束就纷纷回国；接着是一批比较能干、学习又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共青团员，根据国内斗争的需要，也陆续奉调回国，邓小平等人就是这时回国的。

先期回国的中大第一期学员，都是从外蒙古越界的。伍修权等按期毕业的学员，按原定计划也应相继回国，但是前几批人走过的外蒙古通道被切断了，其余的途径尚未打通，包括伍修权在内的一批人，被迫滞留在莫斯科。何去何从？蒋介石的叛变、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不掌握武装不行。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大毕业原拟回国的学员中抽选一批转入苏联各军事院校，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培养经过正规教育和训练的军事人才。

当时苏联的军事院校很多，海军、空军和陆军的步兵、炮兵、工兵、骑兵、通讯兵等都有，大都位于莫斯科市郊，那一带原是沙皇军队的军校旧址。在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安排下，伍修权他们根据各自的条件与意愿，分别报考了不同的军种、兵种和学科门类。伍修权考虑到国内的武装斗争当时主要是游击战争形式，海军、空军等一时还用不上，陆军中的步兵作用最大，就报考了莫斯科步兵学校（简称“步校”）。他的同学朱瑞等报考了炮兵学校，进过黄埔军校并参加过国内战争的左权和陈启科去了培训中级指挥员的高级步兵学校。朱瑞、左权后来又和屈武等进了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又称“苏联陆军大学”）。

与伍修权同时去步校的11名中国学生被编为一个独立的中国班，班长是广东人梁振鸿，学员有原为黄埔军校学生的彭文畅，从法国转到苏联来的甘瑞、傅汝霖，江西人郭景淳、罗文炳，河南人李星若，陕西人董汝诚，还有原为上海邮电工人的尤赤等。(www.guayunfan.com)

步校留给伍修权的第一印象，是大不同于中大的军营气息。步校的校舍是俄罗斯兵营式建筑，主楼只有二层。学校行政机关和学员集体宿舍、学员食堂、教职员食堂等，都分设在二楼上。一楼则是教室、礼堂和有各种军事训练器材、体育运动设施的大厅，还有能打篮球、网球和进行单双杠、木马等活动的室内运动场。伍修权所住的学员宿舍比在中大的宽敞了许多，是按一个步兵排的人数设计的，每个房间能住三十多人。宿舍里一人一张木床、一个小柜，靠门处是一排枪架，整齐地排放着装有俄式带棱刺刀的步枪。房间外头照例是俄式建筑共有的宽大走廊，每天操课和集体活动前，都得先在那里集合，然后列队下楼。主楼外的校园范围很大，有一个训练场，早操和队列训练，从单兵到班、排动作以及全校集合都在那里。19岁的伍修权就在这里开始了全新的军事生活。

步校军事化的集体生活，既刻板又紧张，显然比不上中大，但伍修权很快就适应了。在步校学习期间，每月有30卢布的津贴，这对他来说可是从未有过的高收入，除了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和支援老同学外，偶尔也调剂一下生活。步校的伙食虽然管饱管够，却很少变换花样。离步校不远的莫斯科城郊结合部的街道上，有一家中式餐馆，他自从跟着别人去那儿品尝了久违的中国菜之后，有时也在节假日邀上二三知己去那里小酌。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从常年居住的到临时过往的一批又一批，市内有数的几家中国饭馆，也就成了他们的小聚之处。有一次，在伍修权多次去过的那家餐馆里，他看到去了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中大同学左权，正和两位中国同胞相聚，其中一位高大魁梧、三十开外，右眼虽有残疾，举止言谈却气度不凡。经左权介绍，才知那人是久闻大名的刘伯承。他是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927年冬来到苏联的，先在步校学习，后来也去了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刘伯承是四川人，他们要的是川味的回锅肉、辣子鸡丁和麻婆豆腐。左权他们邀伍修权并桌共餐，伍修权虽不太吃辣，也加点了豆豉鱼等川菜，结果辣得不亦乐乎。刘伯承风趣地说：“越会吃辣，就越能革命。你看左权同志故乡湖南和我的老家四川，出了多少革命者啊!”

与中大一样，步校的学员也首先面临着信仰、立场、道路的严峻考验。“我们在莫斯科步校学习的两年里，在追随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受共产国际领导的几十名中国留学生学业结束后，超过半数以上的人已投靠了国民党。剩下的不足一半的青年军官，虽然当时仍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其中不少人在以后残酷的革命战争中，未能经受考验，叛变了党和革命。真正革命到底的同学寥寥无几。修权没有被国民党的拉拢所腐蚀，义无反顾地坚决摒弃了国民党”。[2]

把学员置于现实氛围中接受熏陶是步校的教育理念之一。伍修权进步校两个月后，就是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为了参加这次阅兵式，他们一到步校就投入到紧张的队列训练中，连续苦练了近两个月。十月革命节那一天，伍修权和同学们凌晨就起床开饭，随后便穿上崭新的红军制服，带上擦拭得锃亮的武器集合整队，在身挂绶带、擎着马刀的指挥员带领下，迈着整齐的步伐，列队走向莫斯科市内，在指定时间进入了通向克里姆林宫的鲍曼区大道集结待命。大阅兵开始后，走在队列中的伍修权，和着嘹亮的军乐节奏，平端着带刺刀的步枪，迈开穿着铁掌马靴的双脚通过红场，阔步迈向主席台。当他们的方队正步通过主席台前时，只听领队一声号令，整个方队一齐向右看，伍修权看到斯大林等苏联党政军高层领导人，春风满面地向受阅部队回礼致意。步兵方队刚刚通过，紧接着是海军、骑兵、炮兵等各路方队。几十万人的群众游行队伍发出的欢腾的声浪以及动人的景象，使伍修权终生难忘。

1927年9月伍修权入校时，同期学员共有三个连队，绝大部分是俄罗斯人，也有乌克兰、哈萨克、格鲁吉亚等加盟共和国的人，还有少量其他国家的学员，分别来自波兰等东欧国家和朝鲜，有的已经加入了苏联国籍或者成了侨民。伍修权到校后，学校将朝鲜学员与中国班合为一个排，编入非俄籍的学员连队，连长是来自苏联红军部队的军官，据介绍是一位得过勋章的战斗英雄，作战和训练都很有一套。步校的校长叫斯多诺森科，是一位中将，伍修权入学一年后，他又晋升了一级。

步校的校部有一个军乐队，军鼓、军号等一应俱全，每次重要的集体活动，军乐队都要来壮声威。大家在行进时都情不自禁地跟着节奏、和着乐曲，把脚步迈得整齐划一。

苏联红军那时还没有正式实行军衔制度，但是已经有了不同的军阶识别标志，步校学员佩戴相当于士官生的领章，上面是一种三角符号，最少的缀有一颗，最多的四颗。全校师生冬天都穿呢制军服，不过尉官以上是细呢子做的，学员穿的是粗呢子大衣和套服。大衣长得一直拖到脚面，脚上的马靴或毡靴则高到膝盖。这是为适应严寒季节而设计的，穿上十分暖和，就是有点笨重。

伍修权他们享受苏联红军的士官待遇，伙食也按照红军的供给标准，每月都能吃到约十公斤肉类，生活水平比当时的苏联老百姓甚至普通干部高不少。步校领导说，部队和军校学员运动量大，体力消耗多，这个生活待遇是必要的。俄罗斯的冬季格外漫长又特别寒冷，这样的“能源”才可以保证他们更好地接受军事训练。

步校所授课目分为军事、政治两大门类，以军事教育为主，占整个教学时间的三分之二。军事课有步兵战术、制式教练、兵器学、射击学、地形学、筑城学，以及军队作战、内务、纪律等条令和警戒、卫戍、执勤等守则。军事课的教官除了从红军中选调来的有实战经验和军事知识的军官外，也有不少是原来的白军军官和沙俄时代的军校教官，他们大都有校级以上军阶，却多数不是联共党员。这些人教学经验和军事知识丰富，教学和其他工作一丝不苟，对学员也很和气。教学方式是课堂、操场结合进行，每课开始时先听老师照本宣科，再结合图表、图例等直观性资料，由教师“纸上谈兵”。学员记笔记并领会其要领，随后到实习教室观察和接触武器等实物，再到操场上实际操作，按战术课或条令内容进行演练。最后再回到教室，通过问答、讨论以巩固所授课程的内容。这种教学过程虽不免有脱离实战环境尤其是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之弊，却为伍修权打下了扎实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基础。

步兵学校的生活比中大紧张得多，生活规律和作息制度与军队一致。每日黎明即起，整队出操、集体跑步，早餐后马上进课堂或去操场，一口气连上五节课，中间加餐有牛奶、面包，吃午餐时已是下午1点多。饭后小憩，接着又是操练，每天要上够八个小时课。傍晚有点自由活动时间，学员大都去球场或室内运动场，也有人利用这段时间办点写信等私事。晚上自习两个小时，是整理笔记、温习功课或阅读参考书籍的时间。正课以外的临时讲课和辅导讲座等，大都也利用晚上时间。除了八小时睡觉，从黎明到黑夜，全天一环套一环，极少空闲。到学习的后一阶段，军事课更重了，从俄罗斯式步枪到德国式马克沁重机枪和新出的捷克式轻机枪，还有迫击炮等步兵火炮，伍修权都一一学习了使用、分解、故障排除等内容。后来的许多课目都得到室外甚至校外去上。讲步兵攻守战术和地形学、筑城学等课，得开到莫斯科郊外的山野河谷或平川地带去实地演练、观测和操作。这些室外和野外活动都是风雨无阻地摸爬滚打，训练强度大，体力消耗有时达到极限。

骑兵在苏联是一个重要兵种，因此也是步校的必修课之一，学员必须学会骑马和马上作战。从小很少见到马更没骑过马的伍修权，带着新奇感认真学起马术来。苏联的战马主要是顿河流域出产的高头大马，伍修权从学习上马、下马开始，到熟练驾驭、纵马奔驰，后来竟能只用双腿夹住马肚子，两手放开缰绳射击或挥刀砍杀。这身能耐是不知摔了多少跤才练出来的。

为了训练学员的野战能力，步校在冬夏季节把学员拉出莫斯科，进行野营拉练和战术演习。夏季有时是学员自己带帐篷，在远郊区扎营训练，有时则分散住在野营地区农村中，三五人住一家。俄罗斯农民家都有砌得又高又大的暖炕，伍修权就在暖炕上休息过。有一次野营训练，除了步校的师生，还调来了一个师的红军配合教学。先让步校学员跟红军连队一起做攻防演习，后来又将学员集中起来，到一个便于观察的位置上，一边听教员讲解，一边观摩红军的战术演习和战斗动作。这使学员们对从单兵动作到连排战术和部队调动转移等行动，都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冬季外出训练基本不在校外过夜，大都是当夜回到学校。由于俄罗斯的冬天特别寒冷，训练时既要贯彻、体现教学要求，锻炼在严寒条件下行军作战的能力，又要保证学员不被冻伤。伍修权穿着又长又厚的粗呢大衣，套上捂得严严实实、只留出两眼和面部的尖顶毡帽，脚蹬带毛皮里子的高腰长靴，踩着一两尺深的积雪，一步一个深坑，还要按照战术要求，不断做摸爬滚打动作。这些既要付出很大的体力，又要具有很强的意志。每训练一段时间，汗水便湿透了内衣，刺骨的寒风却直往里钻。

伍修权的刻苦精神和认真态度，常受到步校领导和教官的表扬。他与苏联教官们相处得很融洽，一些教职员还把他请到家里做客。步校除了紧张的学习、训练，也不时有一些文娱活动。每逢星期六晚上，步校俱乐部便会组织晚会，学员们各自出些文艺节目，有人引吭高歌，有人朗诵马雅可夫斯基或普希金的诗。伍修权也参加过集体小合唱，有苏联青年用手风琴为他们伴奏。组织者有时还会从附近的工厂请来女工参加晚会，使军营的男人世界中增加了不少情趣，学员们纷纷邀请姑娘们一起跳舞联欢。每隔两三个星期，还能看次电影，放的大都是苏联当时拍摄的黑白影片。

伍修权到步校之后，又有不少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在中国共产党安排下秘密来到苏联。他们根据国内武装斗争的需要，都迫切要求学习军事。这些人中，有的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当地无法立足而出来的；有的是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部队被打散后出来的；有的曾是上海武装起义的工人骨干；有的是冯玉祥部队的青年爱国军官；还有几个原属农民自发武装，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红枪会”中的进步人物。步校的中国学员，最多时达到三百余人，成为当时中国在苏联学习军事人数最多也最集中的军校。这些人一部分进了步校，插进伍修权所在的班。这个班先是扩大为一个排，后来发展为一个连。因为刚来苏联，他们还无法听懂教官用俄语讲授的课程，校方就找了几个华人华侨担任他们的汉语翻译。但这些翻译多半文化水平有限，军事知识更少，苏联教官讲的内容，他们常找不到适当的汉语词汇来表达。伍修权便一边听课一边琢磨该怎么翻译，有时就帮着翻译有关内容。这类“业余翻译”，不仅使伍修权对这一行产生了兴趣，也引起了校方的注意，后来让他当了课堂翻译。

1928年，又有几批中国学员陆续来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先在莫斯科郊外找了个地方，用东方大学临时特设的军事班名义，由军事学校派去教官，对他们进行短期军事训练。那时正是夏季，就采取野营方式，连着训练了三个来月，天气较凉时正好受训结束。他们中有参加革命时间较长的斗争骨干，分别从不同路线和渠道先行回国，以充实国内斗争第一线。一些年轻人则被分到中大等院校继续学习，还从中挑选出一百来人来步校接受正规的军事教育。曾分别在基辅军官学校和莫斯科高级步校学习过的王智涛、田德修，因为在东方大学军事班带领和辅导过这批青年人，这时也作为工作人员来到步校。

1928年“中国连”野外演习旧照

原东方大学军事班的一百来人，大都不会俄语。步校也曾打算让他们先学俄语，但是这批学员中工农出身的比较多，文化水平偏低，学俄语困难很多。步校每期又只有一年时间，光是军政两类课程就把课时占满了，挤不出学俄语的时间。于是，校方决定索性取消俄语课，听课学习全靠翻译。这批学员到达步校是1928年9月，伍修权这一期已经学满一年，正要结业，于是多数留校工作，成为这批新学员的辅导员、翻译或助教。步校将这批学员编成一个连，大家习惯地称之为“中国连”。全连分为三个排，王智涛担任一排排长，田德修是三排排长，二排排长则由原中国班毕业生、曾在黄埔军校学习过的彭文畅担任。伍修权和梁振鸿担任中国连的俄语翻译。担任了专职翻译，伍修权才悟出了翻译的难处。苏联教官讲课的意思他一听就明白，但是翻译成汉语，表述如何准确简洁、通俗易懂，其中大有学问。好在伍修权到苏联已有三年，俄语已经相当熟练，加之讲课的内容多半是他近年学过的，虽然在《俄汉字典》和《日露词典》[3]中都找不到现成用词，他却能从汉语中选用近似的词语，或临时创造出代用的新词，将原意明白地译出来，从而逐步“逼”出了自己的翻译功力。

后来校方分派伍修权专任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翻译兼辅导员。伍修权在中大时就对政治经济学很有兴趣，学得比较扎实，到步校后等于又复习了一遍，不只对内容更加熟悉，并且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他在步校学这门课时，就曾帮过翻译的忙，已是驾轻就熟、成竹在胸了。在担任专职翻译后，常常是主讲这门课的步校政治部主任只讲了三五句话，他就连翻译带解释一讲就是一二十句，教学效果明显提高。因此，主讲忙的时候，就干脆让伍修权代他去讲课。伍修权也不负所望，有时连课本也不看，凭着记忆对学员作生动具体的讲解。这门本来比较枯燥的理论课，学员们却学得津津有味，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作为一个称职的翻译，得力的助教，伍修权受到从教官到学员的一致好评。

也算是对好评的褒奖吧，1929年暑假期间，伍修权得到了去苏联南方黑海边的安拉普休假疗养的机会。他住进了附近集体农庄的农民家里，每天晚上都在海风的轻拂中、海涛的伴奏下慢慢入睡，白天则游玩观光或下海游泳。黑海也盛产葡萄，他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美味的葡萄，休假结束时还买了不少带回莫斯科，请没休假的友人尝尝鲜。当地的集体农庄主席热情邀请他与一起去疗养的同事乔丕成夫妇参加农庄的集会，并要他们在会上给庄员们讲话。乔丕成夫妇极力推荐伍修权讲，伍修权就用俄语即席发言。他的讲话赢得了大家的热烈掌声，连乔丕成夫妇也说他讲得不错，为中国人争了光。

步校中国连从1928年到1929年学习了一年，多数学员结业后陆续回国，少数留在苏联工作或继续学习。此后步校的中国学员人数就减少了，因为没有整批集体来的，就不再编为单独的连队，来几个中国学员就插在苏联学员的连队中。由于这时在苏联远东的中苏边境地区发生了军事冲突，伍修权和梁振鸿、彭文畅等一起被调往远东。

对莫斯科步校生涯，伍修权说：“在我国革命的艰难年代，特别是我国人民革命武装力量的初创阶段，党中央决定派出大批有志于武装斗争的革命者，不远万里，不顾险阻，赴苏学习军事，为我国革命造就了一大批军事人才，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我们在苏联各个军事学校学习过的人，通过回国后的斗争实践，虽然感到苏联的军事教育也有其不足之处，我们在那里学到的东西，并不尽合我国我军的实际需要，但是许多军事上的基本知识和战术、技术，他们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方法，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