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遍祖国青山_竺可桢的故事

踏遍祖国青山_竺可桢的故事

几年时间过去了，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

1956年，中科院由原来的6个研究机构发展为44个，科研人员中，副研究员以上的高级研究人员有近400人，总人数由开始的219人增至2496人。中科院取得了一批又一批的科研成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切成就和竺可桢的个人努力是分不开的。

然而，正当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时，一场反右斗争风暴席卷全国，一大批知识分子受到了冲击。有的被打成“右派分子”，有的被下放到农村，有的被关押到劳改农场，还有的被监督改造。竺可桢的大儿子竺津曾在国民党军校读书，也被作为“右派”送去劳改，竺可桢的一些朋友和学生也没能逃脱厄运。

对于这一切，竺可桢十分不解，他当时还没有入党，他提的意见也没有任何效果。无奈之余，他只好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对国家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的组织领导及学术研究中，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更多地为国家作贡献。(www.guayunfan.com)

当时，作为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的竺可桢认为，考察应该由简到难。早期考察应以普查为目的，主要考察对象是边疆待开发地区。而第二阶段的考察则应由普及转向重点深入，进入实验研究阶段。届时，有必要运用新的技术装备，对长江、黄河流域的土壤，柴达木盆地的盐湖，对沙漠的治理以及南水北调工程进行专业考察。

竺可桢的日记里，记下了他踏遍祖国青山的足迹。

1957年2月至3月，竺可桢与中国科学院、林业部、农业部的有关专家及苏联专家一行40人，到海南岛考察橡胶和其他热带经济作物的种植成长状况。

同年7月，竺可桢带领6名中国科学家，和苏联专家一起，沿黑龙江而上。在整整一个月时间里，他们对两岸的11个城市进行了考察，提出了黑龙江水力资源开发的方案。

1958年，竺可桢乘坐一辆吉普车，穿越茫茫戈壁，到新疆考察，足迹遍及广阔的新疆，行程超过4000千米。

1959年，为了在西北建起沙漠定位试验站，竺可桢先后四次到西北沙漠地区考察。从此，以中国科学院治沙队为主体开始了科学治理沙漠的工作。

竺可桢丢下一切个人的事情，一心扑在科学考察上。他坚持在长时间的野外作业中要亲自观察掌握第一手资料，谢绝了政府对他的各种照顾。

竺可桢外出必带四件宝：照相机、罗盘、气温表和高度表。他每到一个地方，第一步要拿出罗盘，定好方向，第二步用高度表测量海拔高度，第三步用气温表测量温度，最后用照相机拍摄植物生长状况和自然生态环境。一步步顺序明确而完整，不能有半点马虎，把所有情况一一记录下来，留做研究资料。

考察中，高龄的他常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在黑龙江流域考察时，他踏入杂草丛生的原始森林，不顾森林中扑面而来的蚊虫叮咬。他在黄河的滚滚浊流中，乘小船顺流而下考察黄河流域土地被侵蚀的情况时，有一次小船搁浅进水，一船人险些遇难。他和年轻的考察队员一起去川西高原勘察南水北调引水路线，不仅登上海拔4000米的高山，还下到又窄又深的谷底，那里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在广袤的新疆考察时，越野汽车几次在茫茫戈壁滩上抛锚，有时还要在汽车里过夜，不时还要接受饥饿、寒流的考验，更可怕的是，不远处还传来阵阵凄厉的狼嚎。

当年随同竺可桢参加综合考察的年轻人，如今都已是年过花甲的科学家。对于当年和竺可桢一起参加科学考察的情景，他们至今仍难以忘怀。在那些日子里，是竺可桢为他们树立了科学探索、不畏艰险的榜样，是竺可桢为他们指明了科学事业前进的方向。

走遍全国各地，竺可桢的心情越来越沉重。本来就沉默寡言的他，在看到各地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后，更加沉默不语了。

他来到了美丽的海南岛。海南岛号称“天然植物园”，但是现在远远望去，好像身处华北干旱地区的荒山，山峦呈现出一片灰黄的颜色。这些都是乱砍滥伐的结果。当地除了椰子树和橡胶树外，再也看不到比碗口更粗的树木。

他来到了神秘的西双版纳。这里的田野景色令人触目惊心，白天烟雾弥漫，夜里火光熊熊。大面积的盲目开垦，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这里的耕作方式还是延续了几千年的远古时期的刀耕火种。

他来到了北国黑龙江。这里与苏联可谓天差地别：苏联境内是茂密的森林，林中湖泊水光潋滟，水鸟翻飞，动物成群；而中国境内的山放眼望去是光秃秃一片，林中湖泊干涸。完全相同的自然条件、气候环境，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自然景观。

他来到了开阔的河西走廊。以前他看到的铁路旁是种植着红柳的，如今红柳被大量砍伐，农民每年要割1000多万斤的红柳。他们并不知道，红柳是这里的保护神。红柳是固沙植物，农民割去红柳，造成风沙肆虐，风沙不仅袭击农田和村舍，就连世界闻名的艺术宝库敦煌石窟也会受到威胁。在兰新铁路沿途考察时，竺可桢在心里默默记下了一个数字，每隔半小时，这里就有七辆卡车满载着被砍伐的红柳呼啸而去。

他来到了内蒙古的巴丹吉林、毛乌素沙漠。身处辽阔无边的大漠，他不禁想起了那首著名的北齐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他想，当时的西北，还是水草丰美的大牧场。自然万物是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我们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行事。一旦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森林被砍伐，草原被破坏，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考察回来后，竺可桢经常在各种场合呼吁大众，呼吁各级政府重视生态环境，切忌乱垦乱伐，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的加剧。

竺可桢有一次在中国科学院院党组扩大会议上，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大会发言。他综合运用考察过程中的第一手资料，全面阐述了他对当时农业生产的意见，提出改革农业生产方式的迫切要求。

他在发言中指出，我国有近三千年的农业生产历史，作为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人民只注重发展农耕业，不重视畜牧业和林业。汉字中的“男”是由“田”字和“力”字组成，在田地里劳作是古代男子的主要任务。如果再乱垦滥伐草原树林，就会引起大面积的土地沙化。炎黄祖先的发源地黄土高原也因开垦过度而造成植被严重破坏，水土流失，给黄河中下游带来巨大的灾难。

竺可桢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的东北和内蒙古自治区草原不能再重蹈黄河中下游的覆辙，草原地区应该成为牛、马、羊、骡的乐园。”

他还说道：“森林的主要功能是保护山地，如果人们一味大面积开垦，必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肥沃的土壤会随风飘荡，从空中飘浮到大海。”

还有一次，竺可桢根据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的结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呼吁开展自然资源保护工作，他说：“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自然保护区，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实现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他在会上明确指出，干旱地区的年降雨量不足350毫米，坡度超过35度的山坡以及大江大河的上游地区应该绝对禁止开垦砍伐，以保护山地地区的生态平衡。

他依据自己在野外考察的第一手资料，写作并发表了《雷琼地区考察报告》、《要开发自然必须了解自然》、《新疆纪行》、《让海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向沙漠进军》等科普文章。这些文章说理深入浅出，内容活泼，分析透彻。《向沙漠进军》一文还被收录于中学语文教材中。

令人遗憾的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以竺可桢等人为代表的科学界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回应。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任意夸大“人的因素”的年代。特别是在1957年反右斗争和1958年“大跃进”之后，许多工作严重脱离了客观实际。当时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提出节制人口的理论，结果却横遭批判，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所以，不管竺可桢多么卖力地呼吁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他的建议也不可能得到重视。在那些年里，全国各地的科学研究普遍陷入停滞状态。

到了十年“文革”时期，种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更是登峰造极，“围海造田”、“围湖造田”、“屯垦戍边”、“向荒山要粮食”……科学与理性被无知与蛮干所代替，面对这种种令人痛心的举动，一向视科学为生命，以“求是”为原则的竺可桢已回天无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