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妻失子长悲痛_竺可桢的故事

丧妻失子长悲痛_竺可桢的故事

浙大迁到江西泰和后，由于很快又面临战争的威胁，竺可桢不得不外出寻找迁校的地点。就在这次出差途中，他接到了学校的电报，告之夫人张侠魂患病，催他速回。竺可桢闻讯，不得不放下手头工作，立刻坐车往回赶，两天后，等他回到江西泰和上田村堤上，已是晚上。女儿竺梅拉着弟弟竺安、妹妹竺宁等候在这里。他好像从孩子们愁苦的脸上看到了什么，竺梅后来告诉爸爸，从妈妈病重以来，他们每天都在这里等候爸爸归来。

竺可桢心疼地搂过几个孩子，突然发现竺衡没来，便问竺梅怎么回事。孩子们这时已经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告诉父亲“衡儿没了”。

原来，在当地医疗条件相当落后的情况下，竺衡因患痢疾得不到及时救治，在一个星期前去世了。竺衡是竺可桢的二儿子，他性情温和，聪慧好学，不仅性格很像竺可桢，连长相也酷似父亲。这一年，他才14岁。

一时间，竺可桢悲痛欲绝，一阵阵剧烈的眩晕袭来，他多么希望自己正在做一个噩梦。此时此刻，他想到了多年前自己也未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而这时的衡儿，连自己父亲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他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及时赶回来，恨自己不是个称职的父亲。(www.guayunfan.com)

他匆忙赶回家中，夫人张侠魂卧病在床，不能起身。衡儿死去也不敢告诉她。她已经患了半个月痢疾，此时的她十分虚弱。她见到竺可桢后，泪流满面，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过了很久，她才缓缓说了一句：“你再回来得晚些，恐怕我们就见不着了。”

竺可桢握着妻子的手，此时的她发烧不止，心跳过速，喘不过气，身体十分虚弱。之后几天，竺可桢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顶着巨大的哀伤和焦虑，四处寻医问药，日夜守候在妻子身边。

可惜人无回天之力，在他回来的第四天，张侠魂的病由痢疾、肺炎并发褥疮转为败血症。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心率达每分钟140次，身上的褥疮溃破，脸上起了水泡，眼睛都睁不开了。她流着泪，握住竺可桢的手。竺可桢感到了她那越来越弱的脉搏，他连连轻声呼唤着妻子，但很快她就昏迷不醒了。

1938年8月3日11点24分，张侠魂永远停止了呼吸，离开了竺可桢和可爱的孩子们。

这短短半个月，竺可桢先是失去了儿子，而后又失去了妻子。但他告诉自己，不能倒下去，他还有孩子，还有浙大师生在等着他。他压抑住内心的悲痛，为妻子检点入殓的衣服。这时，他在柜子里看到妻子一个月之前写的文章，那是为纪念卢沟桥事变一周年而写的。多么熟悉的笔迹，多么动人的文字！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他到处为妻子找坟地，路过华阳书院，他回忆起自己不久前曾经和妻子在这里漫步，如今却阴阳相隔，物是人非！张侠魂最喜欢的就是那块手表和自来水笔，在入殓时，他把它们放入了棺中，那是五年前他在美国波士顿为妻子买的礼物。

他在日记里写了一首诗祭奠亡妻：

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

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

8月12日，浙大师生员工和竺可桢一起为张侠魂举行了追悼会，3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

浙大教务长郑晓沧教授主祭，致悼词。当看到竺可桢瘦弱的身躯、憔悴的面容时，许多人禁不住低声呜咽。

刚刚料理完丧事，学校的迁移又搬上了日程。竺可桢强忍着心中的悲痛，又开始为学校奔走，经过多方考虑、研究，最终选定广西宜山。

9月中旬，浩浩荡荡的学校迁移又开始了。由于路途遥远，物资、人员众多，不得不分批进行。学校的图书仪器及大件行李走水路沿赣江而上，师生员工及随身行李经衡阳走陆路。临出发前，竺可桢带着孩子们来到张侠魂的墓前，让他们和母亲告别。此时长子竺津在军校上学，战争期间军校学生是不可以随时离开学校的，所以母亲去世他也没能回家。

竺可桢和孩子们静静地伫立在墓前，久久不愿离去。夕阳下，墓前有孩子们用松柏和野花编扎的小花圈，他们的身影被拉得很长很长……

宜山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北部，是广西八大城市之一。这里远离战火较为安全，很多单位都迁到此处。

浙大师生迁到广西宜山后，竺可桢作了开学演讲，再次强调“求是”为浙大的校训。他说，“求是”就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他再次用著名科学家布鲁诺、伽利略、牛顿、达尔文、赫胥黎的事迹激励学生。他要求学生按照古人所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去努力，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去实行。

竺可桢立“求是”为浙大的校训，而他本人的一言一行，就是“求是”精神的最好体现。

他认为，只有靠全体国民努力奋斗，中国才能强盛。任职于气象研究所时，他兢兢业业，为中国的气象事业探索和开拓出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就任浙大校长后，他的目标是在中国培养出“不仅仅是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问利害的气概，还必须是有着强健的体格与为公献身热情”的人才。“求是”精神使他无论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对自己所选择的科学教育事业都呕心沥血，倾尽全力。

广西宜山风景秀丽，民风淳朴，但却“宜山宜水不宜人”。滇桂之地自古被称为瘴疠之乡，浙大的教师、家属和学生搬迁到这里后，由于不适应这里的气候，很多人都感染了疟疾。患者恶寒恶热，高烧不退，被折磨得形销骨立。与此同时，这里的条件也非常简陋，破旧的大草棚就是浙大师生的教室、礼堂、宿舍。到了晚上，只能用小燃煤灯来照明。

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浙大却培养出了一批栋梁之才。

在这里，竺可桢鼓励学生多和老百姓交流联系，做有利于老百姓的事。他还亲自前去检查、指导学生在课余时间开辟“第二课堂”。学生自治会在宜山办了识字班、常识班，教当地老百姓学习文化和科学知识。

一天，学生会的女干事王爱云来见竺可桢，她说：

“竺校长，前些天送走了战地服务团的同学后，我们就商量着为前方的将士们再做点什么。同学们想星期天在文庙搞一次义卖活动，义卖所得的款项全部捐给抗日前线。你看行吗？”

竺可桢为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他微笑着点头说：“这个想法很好。抗战无小事，前方的将士在流血，我们后方的人当然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在此之前，竺可桢曾不止一次地为抗日捐款捐物，这次他也想再做点什么。送走王爱云后，他找出自己珍藏着的亡妻的一些物品：汕头的绣花台布，精美的闽漆花瓶，珠绣手袋，一串项链……这些都是亡妻生前喜爱的饰物，他挑拣了几件较为实用的物品，交给了学生会。这样做不仅是他自己的心愿，而且他相信亡妻若九泉之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