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弯曲的民族脊梁_竺可桢的故事

不可弯曲的民族脊梁_竺可桢的故事

1942年2月27日，日军攻陷香港。香港沦陷前，许多著名的爱国人士滞留在香港，无法脱险。这时重庆的《大公报》却披露了一条消息：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派专机到香港把妻子宋霭龄、女儿孔二小姐，以及大批的行李和四条洋狗接到重庆。

一石激起千重浪，人民压抑已久的愤怒被点燃了。

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学生举行了游行。与此同时，竺可桢也接到了教育部的电报，要求学校阻止学生上街，因为当时浙大的学生也决定游行示威。

第二天清晨，遵义街头布满了军警。竺可桢深知形势的严峻性，他不愿意看到流血冲突事件发生。考虑到学生们的安全，他召集各学院的院长来到学生集会地点，力图劝阻群情激愤的学生。(www.guayunfan.com)

面对那一张张年轻而又愤怒的面庞，竺可桢压抑着自己想和学生们一起出去游行的冲动，言辞恳切地说：

“大家都知道孔祥熙做的事情是不得人心的，可是，你们出去游行太危险。街上的军警，早已荷枪实弹，弄得不好，就会流血。”

他停顿了一下，又诚恳地说：“你们在学校里可以集会，可以演说，可以出壁报，也可以发电抗议。为了你们的安全，还是不要上街为好。”

学生代表说：“竺校长，现在是什么社会？老百姓连起码的权利都没有。四条洋狗可以坐飞机，而知名爱国人士却没有这个资格。竺校长，您也是有声望的爱国人士，对香港的那些同人，您难道不寄予同情吗？”

竺可桢说：“我同情他们，也支持你们，可我还是希望你们不要离开校园。”

竺可桢肩上的重担，使他满腔的愤怒无法痛快地表达出来，他不能像学生们那样呐喊。这些犹如他自己孩子的学生一旦走出校门，天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学生们仍在七嘴八舌地说：“把我们关在学校里有什么用？我们要向人民大众宣传，揭露政府当局的消极抗战、贪污腐败！我们要唤起民众！”

学生们一次次地恳求竺可桢让他们出去。他们斗志昂扬的情绪感染了竺可桢，他下定决心，对大家说：“你们既然要游行，那就让我来领队。但必须排好队伍，保持秩序，勿与军警冲突。”

游行队伍出发了，竺可桢高举浙大校旗，领着教职工走在前面，中间是女生，后面是男生，整齐的队伍呼喊着口号走遍了山城的大街。

途中，竺可桢找到警备司令张卓，要求军警不要干涉学生的爱国活动。一路上，游行队伍秩序良好，军警也未加以阻挠。

学生们在前面刚刚贴上标语，军警就立即在后面撕掉，但广大市民对学生们却报以热烈的掌声。就这样，在竺可桢的带领下，学生游行得以顺利进行。

当时的贵州是国民党的模范省，浙大的这次示威活动惊动了最高当局。蒋介石亲自给警备司令张卓打电话，下令严查浙大的共产党。教育部和中统局也派了要员到遵义调查，形势十分紧张。

一天深夜，时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的叶道明，拘捕了浙大助教潘家苏和学生滕维藻，因为他们以查户口为名在两人的住处搜出了“反动标语”。

深知叶道明为人的竺可桢说：“这里边一定有鬼！”他去县党部要人，可是，潘家苏和滕维藻已被押往重庆。

为了还潘家苏和滕维藻一个公道，竺可桢忍着脚上冻疮的疼痛，在严寒的遵义山城跛着脚四处奔走。

经过不懈的调查，竺可桢证明这是一起栽赃陷害事件。他在中统局的保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把潘家苏和滕维藻从看守所保了出来。这是他一整个冬天东奔西跑、不懈努力的结果。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月19日深夜，国民党特务又逮捕了浙大史地系学生王蕙和中文系学生、黑白文艺社社长何友谅。几经转移，他们最后被关在重庆青木关附近的“战时青年训导团”集中营。

青木关在重庆郊外。为了探望这两个学生，竺可桢早上5点就起床了。他步行到北碚车站，等了两个小时才坐上公共汽车。下车后他还需要走一条蜿蜒于丘陵七八里的石板路，几乎见不到什么行人。但是他心中并不胆怯，因为这条路虽然艰险，却是一条通往胜利的路。

竺可桢在名为“战时青年训导团”，实为关押进步青年的集中营里，见到了王蕙。

从王蕙口中，竺可桢得知何友谅曾越狱逃跑，后被抓回，所以看管得格外严密，不允许任何人探视。王蕙还告诉竺可桢，他们之所以被捕，是因为那次大游行，关押期间审讯的内容都是关于那次游行的事情。

半小时的探视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竺可桢十分难过地离开了这里。

竺可桢回去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有人越狱了。他等了两个小时，直到警报解除后才饿着肚子往回赶。在青木关车站，他见到一个穿警服的人押着一个戴手铐的学生模样的人。见此情景，他突然觉得有些力不从心。但很快他又想到自己是浙大的领导，是浙大师生的精神支柱，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住，不能放弃。

不久，何友谅被国民党杀害。王蕙则在竺可桢的多方奔波和努力下，终于被保释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