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子三之死_竺可桢的故事

于子三之死_竺可桢的故事

1945年，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了。浙江大学于1946年迁回了杭州。

然而，全国民众没有想到，八年抗战获得了胜利却没有获得和平，打败了日本鬼子，盼来的却是令人忧虑的时局和朝不保夕的生活。

国民党政府悍然撕毁和平协议，内战即将来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反动当局不但对全国民众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实现政协决议”、“保证人民民主自由”的正义呼声置之不理，还大肆逮捕、监禁、屠杀爱国进步人士。终于，国共内战开始了，觉醒的人民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之中。(www.guayunfan.com)

1946年9月的一天，竺可桢的女儿竺梅和未婚夫在投奔解放区之前，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为自己临行前不能与父亲、兄妹们道别而难过。

竺梅的体质一向很弱，每年冬天都要犯哮喘病，发病时常大口喘气，脸憋得青紫。听说女儿去了北方解放区，竺可桢既惊喜又担忧。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从此，他再也见不到心爱的女儿了。竺梅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病逝于解放区。

竺可桢的命运、竺可桢家庭的命运，已直接与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事业紧密相连。

1947年5月，全国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蒋介石大为恼怒，大骂学生“形同暴徒”，决心“断然处置”。

当时正在欧美考察的竺可桢，接到了教育部长朱家骅的急电，要求他“立即返校，平息学潮”。

竺可桢急忙返回浙大，但在了解了浙大的学生运动情况后，他不仅没有按当局的意思对学生采取任何惩罚性措施，还处处为学生着想。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对竺可桢的态度极为不满，他对竺可桢说：“之江大学学生不及浙大的三分之一，就开除退学了四五十人，浙大实失之过宽。”

竺可桢当即反驳道：“学校处置学潮不能用武，学校须以德服人方能令人信服。”

竺可桢始终认为，学生绝大部分是优良子弟，要千方百计保护他们，他不能赞同之江大学让军警入校抓人的做法。

但当局并未就此罢休。最终，竺可桢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0月26日，传来了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和另外三名学生在校外被特务跟踪，以共产党嫌疑被捕的消息。

竺可桢担心这些学生被秘密杀害，他找到省政府、警察局、省党部，要求当局立即放人。他对保安司令竺鸣涛说：“如果你们认为这四个学生有重大嫌疑，应送交法院。如无证据，应由学校保释。”

但保安司令竺鸣涛、警察局局长沈溥却一再推诿拖延。于子三等人被拘留时间早已超过法律所规定的刑事拘留不得超过的24小时。

学生们行动起来，他们发出警告：限当局立即无罪释放被抓同学或送交法院审理，否则，将全体罢课以示抗议。

然而，当竺可桢找到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时，却得到了于子三已畏罪自杀的消息。

竺可桢悲愤难当，他责问沈鸿烈：“于子三有何罪？他为什么要自杀？”

沈鸿烈无言以对。竺可桢立即返校召集校医和学生代表一同赶到保安司令部。他们找到保安司令竺鸣涛，质问于子三的死因。

竺鸣涛的答案是：于子三是用玻璃戳破喉管自杀的。

竺鸣涛找人拿来一块血迹斑斑的玻璃，告诉竺可桢说，他们要求于子三交代策划学生暴动的阴谋，于子三觉得事情严重，回到牢房就没吃晚饭，在下午6点20分左右自杀身亡。

竺可桢反驳道：“你们的说法太离奇了。我了解于子三，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哪有无罪而畏罪的道理？再说，你们的牢房看管森严，哪里来的玻璃？”他相信自己的学生。

竺鸣涛与他的手下面面相觑。

竺可桢接着说：“不管于子三死因如何，你们都责任难逃。”

在法医的陪同下，竺可桢于雾气朦胧的午夜前往监狱，查看于子三的遗体。阴森森的牢房里，一股血腥味扑面而来。仰卧在监狱窄小的木板床上的于子三，一双眼睛大睁着，喉管被割裂，颈上、胸前和床上大片的血迹已变成了黑褐色……

竺可桢从清晨到深夜，连续奔走，水米未沾，现在又亲眼看到自己的学生死于非命的惨状，悲痛和愤慨一起撞击着他的心，令他几乎昏厥过去。陪同的校医忙给他注射了一针强心剂，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气来。

这时，地方检察官拿出一份早已填写好的“于子三于狱中用玻璃片自杀身亡”的尸检证书，让竺可桢签字。面对这些人的阴谋，心痛不已的竺可桢瞥了一眼证书上的文字，当即拒绝道：

“我只能证明于子三已死，不能证明他是用玻璃片自杀的。”

他在验尸报告书上写道：“在狱身故，到场看过。”

10月30日，于子三被害的消息传遍了浙大校园，千余名学生冲上街头示威游行，合众社、新华社播发了这一消息。当天夜里，杭州宣布戒严。

在竺可桢报告了于子三事件的经过后，学生的无辜惨死激起了浙大教授们的极大愤慨，教授会议发表宣言要求主持公道、保障人权，处理事件责任者。一向不赞成学生参与政治的老教授也拍案而起：

“我就不信我们不能罢教！”

于是，就有了浙大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次教授罢教。

接着，竺可桢又赶到南京，在司法行政部、教育部等部门奔走呼号，要求他们伸张正义，主持公道。

他还向上海《大公报》、《申报》的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对于子三之死，政府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要求政府查明事实真相，惩办杀人凶手。他对记者们说：“这一事件的最后结局，将使人们看到，政府是否真的有诚意依法治国，是否真的愿意保障人权。”

这让当局十分恼火。浙江省主席沈鸿烈电告蒋介石，说竺可桢有意“煽动学潮”。蒋介石接电后，令教育部长朱家骅要求竺可桢在报纸上发文“更正”。面对黑暗势力的威胁，竺可桢毫不犹豫地回答：

“报载是事实，我无法更正。”

面对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学潮，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向国民党中央汇报表示，学潮的根源“乃在浙大”，在于浙大竺可桢这个“国内第一流校长，在学潮中持第三者之态度”。

教育部长朱家骅给竺可桢发来密电：“闻浙大近来又开始罢课，实属目无法纪，不容宽贷。学生自治会应解散，为首滋事者应严惩，所以救浙大，亦所以救全国大学。”

竺可桢仍据理力争：“学生如有越轨行为，学校自然可以处理或解散自治会。否则，做事无根据。”他给朱家骅复电道：“尽快复课，电令暂缓执行。”

黑云压城城欲摧。面对巨大的压力，竺可桢对前来看望他的学生说：

“……一本过去的理智态度、求是精神，决不以利害得失而放弃是非曲直。”

竺可桢敬佩赞赏明朝著名思想家王阳明的“何等沉毅的大勇”。王阳明在日记里记录下了他因反对宦官专权险些遭杀害，而被贬谪途中乘舟又遇飓风时所写的一首诗：“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这是竺可桢在光明与黑暗的激烈搏斗中，同样坚持的“沉毅的大勇”！

这场由浙大于子三之死而引发的全国性大规模学潮持续了半年，是新中国成立前最后一次全国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在这场斗争中，竺可桢出于一个正直爱国的科学家、教育家的正义感，出于对学校和学生的责任和爱护，对民主、自由的强烈渴望，始终站在斗争的前沿，坚决抵制反动当局对进步学生的迫害。他不顾个人安危、深明大义、追求真理的精神，成为广大师生心目中的一面旗帜。

1948年3月14日，于子三遗体在竺可桢亲自选择的凤凰山墓址安葬。

那一天，数千名学生胸佩白花，手持挽联、横幅，在学校广场追悼于子三。广场一片素白，回荡着低沉悲愤的挽歌：我们抬着你的遗体向前走，走在祖国的土地上。仇恨的人们听着记着，今天将烈士埋葬，他日开出民主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