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_竺可桢的故事

临危受命_竺可桢的故事

1935年，北京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全国各地学生集会抗议当局镇压，杭州也不例外。第二天，浙江大学学生就集会响应，到了第三天，全杭州市的大、中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动政府竟然调动军警镇压学生的运动，还拘捕了12名学生。愤怒的学生把校长郭任远赶出了校门，坚持长期罢课。

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搞得蒋介石无可奈何，他决定起用竺可桢，企图利用竺可桢的声望来缓和学潮，笼络人心。

临危受命，竺可桢深知国民党当局的用意，因而提出了两个先决条件：到浙江大学可以，但政府不得干预校政，作为校长要有用人全权；政府还要按时供给经费，保证学校各项事业得以顺利进行。得到国民党政府的保证后，竺可桢才到浙江大学出任校长。到任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浙江大学的法西斯式的教育制度。

浙江大学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创立于1897年。竺可桢就任校长后，想起在哈佛大学学习的点点滴滴，决心学习哈佛的治学精神，提出“求是”二字为校训。他认为，科学精神的集中体现便是“求是”精神，做学问来不得半点马虎，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不行的。“求是”校训，深得全校师生拥护。(www.guayunfan.com)

本着这一精神，竺可桢深知人才对教育的重要性。他亲自走访，网罗各地、各学科人才，延聘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同时号召乡绅资本家捐款，筹集资金购买书籍、仪器。

在竺可桢的努力下，浙江大学改变了原来白色恐怖笼罩、学术空气窒息的局面，学校的学术氛围逐渐苏醒过来，在教学和科研方面都有所发展。

作为校长，竺可桢不仅要管理行政事务，还要负责学生们的日常生活。浙大的学生食堂一直存在问题，竺可桢发现后，立即派沈思筠去管理，并定下两条原则：一是学生监督，二是收支平衡。竺可桢还叫上训育主任陈相青和沈思玛，每天去食堂吃饭，对学生嘘寒问暖，亲自监督，亲自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浙大师生员工见校长和他们同甘共苦，十分感动，也很高兴，发自内心地敬爱这位校长。

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抗日战争自北向南全面展开。

日军飞机沿着中国的铁路线进行疯狂的空袭，杭州也不能幸免。昔日美丽的西子湖畔生灵涂炭，硝烟弥漫，人民性命难保，学生的生命安全也受到了威胁。

清晨，浙大的学生刚刚开始上课，刺耳的空袭警报就划破了宁静的校园，从早到晚，师生们没有片刻的安宁，每天跑警报占去了学生们大部分的学习时间。为保证全校师生员工的安全，竺可桢决定将全校师生员工迁移到浙江比较安全的建德县。

离开杭州之前，竺可桢走遍了整个校园，从教学楼到实验室，从操场到图书馆，想到自己亲手建起的校园昨日还是井井有条，而今却是人去园空，他不禁备感心痛。他想到了搬迁后的每一个问题，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八年。八年里，他带领浙江大学的师生走了半个中国。

建德在杭州西南约240千米处，这是浙大在抗战期间搬迁的第一个地方。

这时，日军占领了东北大部，渐渐向华北、华南逼近，各级政府纷纷往相对安全的地方迁移，老百姓四处逃难。南京的中央政府迁到了重庆，浙江省政府迁到了浙南。浙大在竺可桢的带领下再次西迁到600多千米外的江西泰和。

泰和位于江西省中部偏南，赣江环绕着县城。竺可桢经过实地考察，发现那里的上田村有许多空闲的房屋，只要稍加修葺就可以住进去。听说是浙大学生，当地政府应承下来，不用缴纳房租。于是，师生们在这里安顿下来，马上就恢复了上课。他们不仅补上了落下的课程，还举行了学期考试。学校各项事业又走上了正轨。当时的教育部还嘉奖了浙江大学，因为他们在巡察后发现浙大是所有迁移的大学中，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最好的一所学校。

当时，浙大的驻地临着赣江，赣江多发水灾，当地的防洪堤坝早已破损，当时老百姓说：“三年不遭水灾，母鸡也戴金耳环。”竺可桢与当地政府协商，由浙大免费提供设计、施工方面的技术指导，地方提供资金，修筑防洪堤。于是，在当地群众和浙大师生的努力下，仅仅两个月时间，上田村的赣江沿岸就建起了一条长7.5千米的防洪堤。从此，上田村的村民因这项工程而受益，他们对浙大师生为民服务的行为赞不绝口。直到今日，这条防洪堤还发挥着作用，人们称之为“浙大堤”。

不久，战火又烧到了江西北部，浙大在泰和只待了半年时间，又不得不准备迁校。偌大个中国，难道连一个能安放书桌的地方都没有吗？竺可桢顾不上抱怨，他马上动身再一次寻找新的地点。他研究地图，研究战况，从湖南到广西，辗转奔波近一个月，历尽艰辛。

1938年，浙江师生走了2200里地，到达广西宜山。

浙大的事情千头万绪，都等着竺可桢处理，尽管战时的交通非常不便，他大部分时间都长途跋涉在宜山、重庆、昆明之间。他要为浙大的种种事务与当局洽谈，他要处理气象研究所搬迁到重庆后的各种事项，他还要参加中央研究院的院务会议。在此期间，日军进攻华南地区，日益逼近宜山，为了浙大师生的安全，竺可桢又一次想到了迁校。

1939年最后的日子，新的校址尚未完全落实，浙大师生分的分，散的散，搬迁费用已严重不足，政府也不给予其他的帮助。战情紧急，空袭警报司空见惯，到处都是逃难的人群，他们忍受着饥寒，往自认为安全的地方撤离。竺可桢心里十分焦急愁闷，但作为一校之长，他不能退缩，也不能放弃。在浙大师生面前，他永远是以精力充沛、信心百倍的形象出现。

1940年1月，竺可桢离开宜山，到贵阳、遵义勘察迁校的地址。遵义是在贵阳以北150余千米处的城市，是从贵阳到重庆的交通要道。不久，浙大的师生经过千里跋涉，搬迁到遵义复了课。

前后不过两年时间，浙江大学四易校址，在战乱中，浙大师生们离开了美丽的西子湖，离开了西子湖畔优雅古朴的校舍，跋涉10000余里。艰苦的战争环境，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锻炼了浙江大学师生们顽强的抗争精神。

出于一个正直科学家的正义感，出于爱护自己心血所凝成的学校，竺可桢竭力保护学校的安定和师生的安全。不仅如此，他还竭力保护我国的历史文献。

《四库全书》是清朝乾隆年间编撰的一部大型丛书，十分珍贵。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000多种、79300多卷，装订成36000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全书缮写七部，分藏文渊、文源、文津、文宗、文汇、文溯、文澜七阁。文汇、文宗都毁于战火，文源为英法联军焚毁，文澜所藏亦多散失。

竺可桢在浙江大学西迁时，想尽办法将杭州孤山文澜阁的《四库全书》随校西迁。当时战火四起，人的生命随时会受到威胁，谁还顾得上保护古籍呢？但竺可桢的建议得到了积极的响应。有一部分人主动承担了护送《四库全书》的任务。竺可桢深知这套丛书的价值，向护送人员郑重交代说：

“你们一定要把它保护好，顺利西迁。这可是我国古代文化瑰宝，不能等闲视之。”

经过长途跋涉，多次辗转，他们终于将《四库全书》完好无损地运到贵州西山的子母洞中保存起来。日本投降后，又随校运回杭州，至今仍保存完好。

竺可桢对科学的尊重，对国家文化遗产的爱护，深深地打上了爱国主义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