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站队的抉择_竺可桢的故事

面临站队的抉择_竺可桢的故事

1948年除夕，这是一个极为黯淡的春节。

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浙大教职工生活艰窘，无以为继，纷纷来找竺可桢，向学校借钱度日。夫人陈汲也对竺可桢诉说家中连买菜的钱都没有了。竺可桢苦笑着和夫人打趣道：“人们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回，看你这个巧妇怎么办？”大年夜，他们全家吃的是霉米饭。

少年不知愁滋味。院子里不时传来孩子们清亮的笑声，不禁让竺可桢回想起自己幸福的儿时。在故乡绍兴，从腊月二十六开始，人们就祭祖祝福，开始过年了。孩子们换上新衣新鞋，天不亮就起来放鞭炮，吃年糕。那是过去的岁月里最快乐的记忆。而如今，面对三三两两面有菜色前来拜年的教职员工，竺可桢和他们谈起时局，只有相对叹息时势的不堪。

这时的国民政府，已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军事危机和经济危机。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钞票面额最大已达百万。抗战前一担米六七元，如今已涨到五六万元。全国各地都有饥民抢米的风潮发生。号称“天堂”的杭州市面上商品奇缺，各种食品被抢购一空，大街上不时有抢劫事件发生。(www.guayunfan.com)

竺可桢一心想抓科研、抓教学，却不得不面对更为严峻的生存问题。他多次主持校务会议，研究学校捉襟见肘的经费开支和师生员工的生活问题。正如他叹息着说的：“校务会议讨论柴米油盐，恐怕中外教育史上没有先例。”

经1948年岁末的紧急校务会议决定，分别派人到杭州周围的萧山、兰溪、富阳等地去购买一批黑市米、高价食油和木柴，以备不时之需。

为人敦厚、认真的数学系著名教授苏步青，连日奔波在富阳乡下的集市，为浙江大学购回了100余担木柴。

与此同时，为了挽救军事上的败局，国民党在政治上加强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压政策和法西斯专制。

1948年6月，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为《操刀一割》。文中指责浙江大学是京、沪、杭的学潮中心，认为当局必须采取极端手段加以解决，“与其养痈遗患，不如操刀一割”。

这表明反动当局已经对浙大、对竺可桢十分不满，准备动手了。竺可桢的安危受到了严重威胁。

1948年8月2日后半夜，浙大校园一片静寂，睡梦中的竺可桢蒙蒙胧胧听见几声哨音。

清晨，校警和学生代表来向他报告，凌晨4点左右，200多名军警分乘五辆卡车闯进浙大校园，封锁了所有通往学生宿舍的路口，在一些身穿雨衣、以帽子遮面的特务学生的带领下，抓捕了吴大信等三名学生。

事情发生后，在竺可桢动员一切力量组织营救的情况下，除吴大信外，另两位学生获得保释。

不久，一份教育部的密件摆到了竺可桢的案头。这是一份关于浙江大学及竺可桢的情报，上面说道：

自8月22日特刑庭拘捕吴大信后……竺可桢甚至包容奸伪匪谋学生之一切非法活动于不问不闻，而对于特刑庭之传讯则加以拒绝……无怪社会人士称浙大为共匪之租界……综上各情，浙大当局包容匪谍学生之非法活动，实责不容辞。

教育部将这份直指竺可桢、内容咄咄逼人的情报送给被检举人竺可桢，用心可谓十分阴险。竺可桢不禁担心起来。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结束，全歼国民党军队46万人。国民党的全面崩溃开始了。

在急转直下的政治形势面前，人人都在考虑和选择自己的出路。

就在这一年，蒋介石的心腹谋士、侍从室二处主任、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布雷，因痛感“时局艰难、前途无望”，服安眠药自尽。

竺可桢在杭州九溪参加了陈布雷的葬礼。

陈布雷与竺可桢是同乡，也是绍兴人。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在上海办《天铎报》、《商报》，宣传民主革命，名噪一时，被称为“如椽大笔，横扫千军”。但自从他跟随蒋介石后，正派的文人品格与“士为知己者死”的效忠思想始终使他处于矛盾痛苦中，最后走上了“自绝人前”的道路。

竺可桢被任命为浙大校长，还是陈布雷力荐的。竺可桢出任校长一职后，与朝气蓬勃、富于革命精神的青年学生朝夕相处，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最后追求民主、进步，与陈布雷背道而驰。

1948年12月，南京政府指示各大学准备“应变”迁移。

浙江大学在全校教职工中进行了调查，96%的教职员工反对迁校。12年前，为了抗战，全校师生不畏艰难，四迁校址。如今，全校师生团结一致，反对南迁。

有人告诉竺可桢，国民党特务手中有两份黑名单，一份是“反动分子”名单，一份是所谓“和平分子”名单，竺可桢的名字列在后一名单中，表明他已被国民党列入“另册”。

1949年元旦，竺可桢收到了“中国共产党杭州工作委员会”的新年贺信，贺信中希望他坚持工作，保卫人民财产，参加新中国建设。

竺可桢相信中国共产党，相信中国人民和浙大师生的选择是正确的。因此，在这风雨如晦的日子里，他决定留在学校，等待大变革的到来。

决心下定，竺可桢的心情反而平静了。公务繁忙之余，他没有放松对科学的研究和日常的学习。他查阅资料，讲演《地缘政治学与世界霸权》，他拟写《18世纪末中国之人口压力及马尔萨斯所倡之学说》，他翻译的清代学者洪亮吉有关人口问题的论述《意言·治平》英文版，也在那个时候完成。

4月28日，当时的教育部长杭立武从上海来电，要竺可桢“尽快莅沪”，并称“教授愿离校，到沪后可设法”。接着，催促的电报又接踵而至：“有要事相商，速来沪。”

竺可桢到了上海，果然不出所料，杭立武是要他尽快去台湾或广州，竺可桢当即拒绝。他托回杭州的人转告夫人陈汲，他绝不去台湾或广州，请她放心。之后，他避开一切耳目，住在上海的一个朋友家中。一天，他打开报纸，只见报纸上赫然登着：“竺可桢已飞往台北。”他笑了一笑，把报纸扔在了一边。

一天，竺可桢外出，遇到了正四处寻找他的蒋经国。蒋经国对他说：“家父从舟山派我来上海，就是专程迎接先生去台湾。”

竺可桢婉拒道：“经国先生，历史兴替，大势已去，台湾能维持多久？”

他还劝蒋经国不必去台湾了。蒋经国没想到竺可桢会是这种态度，只好悻悻地说：“人各有志。”两人不欢而散。

5月25日，上海解放了。清晨，竺可桢走上街头，淡淡的晨光下，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席地而坐，纪律严明。他仿佛看到了新中国的光明前景。

他兴奋地来到闹市区，看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只见沿途人山人海，欢迎解放军的群众排成了人墙，人们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学生们把鲜花插上了解放军的衣襟……

5月27日，上海解放的第三天，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

当年国民党自广州出师北伐，人民也像今日一样欢腾。但国民党自己不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才造成今日的倾覆。

解放军之来，人民如久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

竺可桢怀着欣喜和希望，还带有几分陌生和迷惘，迎来了新的时代。

幸运的是，他的理想在日后得到了实现，中国共产党没让他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