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反帝第一线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站在反帝第一线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三、站在反帝第一线

1926年9月5日下午4时，英军装甲舰“嘉禾”号由宜昌驶到万县，逼近被杨森部扣留的“万县”轮，乘守轮士兵不备，袭击该轮船。英军猛用机枪扫射，击毙杨森部士兵百余人。同时，英舰“柯克捷夫”号及“威警”号用大炮袭击万县县城两岸陈家坝、南津街及省长行署等地，引起大火，焚毁民房、商店千余家，死伤人民4千余人，酿成惨无人道的“万县惨案”。邓演达闻讯后，立即向广州国民政府转呈万县人民向英政府提出的抗议要求，站在反帝的第一线。10月26日，广州国民政府支持万县人民的正义要求，向英驻粤总领事提出严正抗议，照会并保留要求赔偿的权利。

1927年1月3日，为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科组织宣传队在汉口江汉关前广场作宣传演说，英帝国主义以此为借口，制造事端，调集大批水兵登陆，冲入华界，用刺刀向人群乱戳，当场刺伤群众30多人，刺死工人一人，酿成“一·三”惨案。当时，邓演达正在南昌参加军事善后会议。当他接到总政治部关于“英租界英军与民众发生冲突，租界戒严，江面英舰炮衣已脱，随时可粉碎武汉”的急电报告后，立即在会上报告，力言武汉英租界和英炮舰威胁革命，民众已自动奋起反击，革命政府应全力支持民众执行驱逐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任务。他的发言慷慨激昂，使参会人员为之感动而支持他的动议。

1月4日，邓演达给总政治部工作人员的电文指出：“政治科学生，竟被英兵戕害，死伤相继，无任愤悲，已请总座电外交部严行处理，希就近督促办理，学生等应告悼忱。”[32]邓演达参加南昌军事善后会议结束后，立即返回武汉，一方面力劝民众冷静，听候政府解决；另一方面向武汉国民政府建议收回租界。

惨案发生的当天，湖北省总工会立即通电全国，提出了包括“请政府自动收回租界”等内容的六条要求。1月4日，湖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学生联合会等200多个团体代表500多人召开紧急会议，以湖北省总工会的六条要求为基础，决定了八项对英办法。当日，武汉临时政府派兵三连入驻英租界，省总工会也派工人纠察队300名入界，配合维持租界治安。1月5日，武汉20多万市民举行反英示威大会，会后冒雨游行，穿过租界。武汉临时政府决定设立“汉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由外交、财政、交通三部部长组成，以外交部长为主席，管理租界内一切治安事宜。从这一天起，为英帝国主义盘踞66年的汉口英租界被中国人民收回了。(www.guayunfan.com)

英帝国主义制造汉口“一·三”惨案之后，紧接着又制造了九江“一·六”惨案。1月6日下午，英兵枪杀工人伍宜山，并发射炮弹两发，以威吓群众。英帝国主义者的暴行，激起工人群众的愤慨，7日晨，工人群众将租界四周的沙袋、木桩、带刺的铁丝等障碍物全部拆除，在江海关和工务司门前遍贴“打倒帝国主义”、“驱逐英兵登陆”、“反对英帝国炮舰政策”、“为被难同志伍宜山报仇”等标语，把英国人吓得退回兵舰。英领事要求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师长贺耀祖负保护租界之责。贺耀祖即派第三团入租界弹压，一时使租界的群众十分慌乱，幸得政治部人员极力劝说，才使群众逐渐散去。但贺部的士兵纪律太坏，抢劫英租界住所竟数日，造成极坏影响。

惨案发生后，邓演达于1月7日午后9时赶抵九江，处理这一事件。他“一面严函贺师长负责维持，一面拟明日加派第六军一营前往”，并“严令九江各军确守纪律，否则定引起重大问题”，还拟组织一个“临时维持租界治安委员会，由人民与政府合组之”。[33]8日清晨，邓演达亲赴租界视察，商定由贺师长委派龚团长为租界临时守卫司令，协同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委派的九江交涉员周雍能管理租界一切事务。同时决定“由党部、人民团体及政治部组织九江市民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以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为主席，责成此会领导对英群众运动勿使逾轨，一面使此会与租界临时守卫司令及九江交涉员合组共同办事机关，俾各方面能消息灵通，切实联络”。[34]随即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宣告成立，九江英租界也被中国人民收回了。

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创举。邓演达赞扬了人民群众的这一创举。他说：“1月3日，我们工人群众、兵士群众竟将汉口英租界收回，接着九江的英租界又收回了，这是表现我们民众的力量，足以制胜一切的。”[35]

英租界被中国人民收回后，英帝国主义扬言要以武力恢复租界的特权。1月底，邓演达在和日本新闻记者的谈话中，严正声明：“英人如欲用武力恢复，我等亦当以武力应付，盖中国人对于外国枪弹之恐怖，已成过去！”[36]充分表现出邓演达敢于同帝国主义斗争的精神。

3月24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六两军占领了南京城。当晚，英、美帝国主义借口侨民和领事馆受到“暴民侵害”，下令停泊下关江面的军舰对南京的革命军队与和平居民进行疯狂的轰击，死伤两千人，制造了轰动世界的“南京惨案”。

4月4日，邓演达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纪念周的政治报告中谈到了“南京惨案”的实质，他指出：“此次南京的惨案是英、美帝国主义共同对我们的屠杀，但因此更显露了帝国主义者的真面目。”“英、美在中国的利益是相同的，所以暂时可以合作来对付中国。”“但事实又告诉我们……他（美）实有后顾之忧，决不敢放心大胆地和英国联合起来压制中国。”[37]

4月5日，国际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由柏林来电，恭贺中国人民收复了沪、宁，对于“南京惨案”表示深切的愤恨和同情，并计划在欧洲开展一个反抗帝国主义暴行的运动。因此，邓演达在6日召集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上提议“应由中央党部答复，同时附带的诉说南京事件的真相”。

邓演达还提出了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和策略。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反帝斗志，他们提出要收回日租界的要求，因而日本帝国主义坐立不安，非常恐惧。面对这种情况，在武汉政府内部引起了对日方针的讨论。在4月1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上，陈友仁提出应即设法消灭“在汉口屡次发生在日界抢东西的事”。鲍罗廷为了使“英日分离”，赞同陈友仁“保护日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提议”。孙科、谭延闿也都表示赞同鲍罗廷的意见。徐谦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日本传统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在激烈的争论中，邓演达作了系统的发言，他把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分析了他们对待中国革命的不同态度，指出应采取不同的策略。他说：“日本对于中国革命的观察，我们可分析一下，从政府方面说，如果他们认为中国的革命，只是民族革命，那他们就要想到，中国革命成功之后，经济一定很有进步，日本方面方以得着利益，但是他们在东三省有很多的特权，要是中国革命成功，将来一定是收回，那又于他们是一种损害，这就是书上所说的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如果他们认为中国革命有社会革命的倾向，那他们就要怀疑恐惧，或加入帝国主义者的战线中，也未可知。从人民方面说，只要不是带有封建色彩的人，一定知道用帝国主义的政策，用传统的外交政策，准是得不着利益的，尤其是工农阶级，更决不得赞成。那末，我们究竟是利用他们的政府呢？是唤起他们的民众呢？还是二者兼行呢？我们不妨对他们的政府，完全用一种策略，允许他们在东三省既得的利益；对他们的人民，则完全用宣言引起他们的同情。”[38]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英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次要的敌人。在反帝斗争中，应该对各个帝国主义采取不同的策略，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所以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一些让步的政策是必要的，同时，把日本帝国主义中的政府和人民区别对待也是正确的。因此可以说，邓演达的意见比上述各种意见更明确更正确。

4月3日，在汉口的日本水兵4人乘坐人力车，下车后不付车钱，车夫索要，水兵竟举腿猛踢车夫，附近酒馆日本水兵也赶来助虐，挥刀刺杀援救车夫的中国工人群众。日本领事馆更调水兵200余人登陆，架起机枪，扫射群众，当场被打死7人，伤10人，酿成汉口“四三”惨案。惨案发生后，武汉政府外交部向日本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在愤怒的人民群众的压力下，日本领事只好表示“歉意”，并表示“不齿英帝国主义者在汉宁的举动”。

4月4日，邓演达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纪念周的政治报告中谈到上述经过后说：“我们现在对于日本，也不如对付英国那样来的厉害，因为它没有来直接干涉我们的革命运动。这样，我们并不是要放松日帝国主义，更不是要去妥协日帝国主义。我们暂时用这种策略，是从革命的全局着想，并不像什么独裁的军事领袖，为个人的利害而秘密地去妥协亲善任何帝国主义。这是我们应公开宣布出来，大家应该注意的。”[39]

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第三个高潮中，日本新闻记者永井龙太郎曾访问邓演达。他问邓：“帝国主义者说：由上海溯江而上，愈进武汉，便愈听见国民革命军的赤化的呼声。阁下的意见如何？”邓明确回答说：“这是反革命者的宣传！尤其是北洋军阀之元凶张作霖、孙传芳等恶毒宣传！国民革命军在哪一处赤化给人看了？在哪一点共产化了！请认清了事实，便不难了解吧。并且什么叫做赤化？什么叫做共产化？即我自身亦相信现在中国的革命，尚未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驳斥了帝国主义的攻击。永井龙太郎对邓演达的这种鲜明的态度是钦佩的。他回忆说：“我们向他询问到革命的问题，他不像一般现代中国的要人，闪烁其词，模棱两可，而是态度坚决地表明他的信念。”他称赞邓演达是“反帝国主义的第一线的总政治部主任”，是位“伟大的人才”。[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