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新轴心时代中国哲学的走向问题_汤一介自述

（五）新轴心时代中国哲学的走向问题_汤一介自述

大概在1998年至1999年之间，各国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出“新轴心时代”的观念。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在1999年作了一次“新轴心时代”的演讲。在欧洲，也有学者提出“新轴心时代”的问题，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共有三期发表了关于“新轴心时代”问题的讨论。我也是在1999年秋费孝通先生主持的学术讨论会上，把“新轴心时代”作为主题作了一发言，后整理成文题为《新轴心时代的中华文化定位》，发表在《跨文化对话》第六期（2001年4月出版），后又在多篇文章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如《新轴心时代的哲学走向》（收入《玄圃论学续集——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为什么中外学者都在预期一个“新轴心时代”的到来？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年问世）中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五至六世纪，在世界不同的地区同时出现了不同的文明，比如古希腊、印度、中国，还有中东以色列犹太文明。这些文明各自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西方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以色列则有犹太教的先知们。这些文明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财富，而它们开始时并没有互相影响，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雅斯贝尔斯还指出：“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例如，欧洲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而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辉，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受到印度佛教冲击后，再次回归孔孟，而把中国本土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很可能是对二千多年前轴心时代的一次新的飞跃。那么，我们是否能说当今人类文化正在或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呢？我认为，从种种迹象看，也许可以说人类文化正在或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殖民体系的逐渐瓦解，原来的殖民地民族和受压迫民族有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要从各方面确认自己的独立身份，而民族的独特文化，正是确认其独立身份的重要支柱。我们知道，马来西亚为了强调民族的统一性，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以色列建国后决定将长期以来仅仅用于宗教仪式的希伯来语重新恢复为日常用语。一些东方国家的领导人和学者为了强调自身文化的特性，提出以家庭为中心的“亚洲价值”以区别西方的以个体（个人）为中心的所谓“世界”价值。由此可见，新的获得独立的国家和得到解放的民族都十分重视回归其本土文化，并以其本土文化为主体发展着自身文化。

其次，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世界连成一片，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将不可能像公元前五至六世纪那个“轴心时代”是各自独立发展的，而是在矛盾、冲突和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中发展。每种文化对自身文化的了解都会有局限性，“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从另外一个文化系统看，也就是说从“他者”看，也许会更全面地认识此种文化的特点。法国学者于连·法朗索瓦《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开中国》一文中说：“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在一切异国情调远处，这样的迂回有条不紊。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尽管有认识上的断层，但由于遗传，我们与希腊有着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所以了解他，也是为了发展他，我们不得不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观点。”这种以“互为主客”“互相参照”为核心，重视“他者”反观自身文化的跨文化研究逐渐为广大中外学者所接受。从另外一种文化来了解自身文化，正是为了继承自己的传统文化，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存其文化特性，传承其文化命脉，无疑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知道经济可以全球化，科技可以一体化，但文化不可能单一化。从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看，任何文化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只有充分发挥其固有文化的内在精神，才可以更好地吸收外来文化以滋养本土文化。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积极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的好东西变成世界性的好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这就是说，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必须维护我们自身文化的根基。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只有在维护和发展自身文化的前提下，它才能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因此，21世纪影响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必将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www.guayunfan.com)

再次，就当前人类社会文化存在的现实情况看，已经形成了或正在形成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我们可以看到，也许21世纪将由四种大的文化系统来主导，即欧美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中东北非（伊斯兰文化），这四种文化不仅都有很长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每种文化所影响的人口都在十亿以上。当然也还有其他文化，也会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例如拉丁美洲文化、非洲文化等。但就目前看，这些文化的影响远不及上述四种文化大。人类社会如果希望走出当前混乱纷争的局面，特别要批判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部落主义，在文化上不仅要面对新的轴心时代，而且必须不断推动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对话，使每种文化都能自觉地参与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无疑上述四种文化对当今人类社会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对自身文化都应作一历史的严肃和认真的反思，这对今后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对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特别是对有着较长历史而对当今人类社会有着重大影响的民族和国家说，它的文化传统是已成的事实，是无法割断的，因为其文化传统已深入到这个民族和国家千百万的人民心中，是这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支柱。我们回到“传统”，以“传统”为起点，并从传统中找寻力量和支点，以推进我们文化的发展，来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问题。就这个意义上说，21世纪也许将由有着很长历史文化传统的欧美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伊斯兰文化等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再次回顾公元前五六百年那个轴心时代的一个“新轴心时代”。

那么“新轴心时代”与公元前五六百年那个“轴心时代”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呢？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不同：（1）新轴心时代将和两千五百年前的轴心时代不同，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将不可能是独立发展的，而是在互相影响和互相吸收中得到发展。因为各民族各国家面对的不仅是各民族、各国家自身的问题，而是要面向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只能在面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中，来发展自身的文化。（2）与此相联，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将成为21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3）新轴心时代的文化将不可能像公元前五六百年前那样由少数几个伟大思想家来主导，而将是由众多的思想家群体来导演未来文化的发展。正因为当今的社会发展比古代快得多，思想的更替日新月异，各种文化和各种学说互相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就没有可能出现长时期影响世界文化发展的“独来独往”的大思想家。西方在一两百年间各种思潮不断变换，各领风骚最多也就是几十年。我国，百多年来基本上是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学术文化一直是在快速的变化之中。中外都没有出现像公元前五六百年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老子、孔子、释迦牟尼等那样的大思想家。（4）精英文化将逐渐与大众文化相结合，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传统的慢节奏的文化已不能适应人们感情和精神的要求，因此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趋向大众化，哲学自然也不能例外，因此哲学也将会更加趋向简洁和通俗。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哲学将如何发展？我认为，在新的轴心时代中国哲学将沿着“反本开新”或“继往开来”的方向发展。我们回顾百多年来的中国哲学的历程，可以看到，我国的哲学都是在西方哲学的冲击下发展着的。20世纪初，我国哲学几乎在各个方面大量引进西方哲学，到五四运动前后可以说是全方位地学习西方。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一批在学习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建立“现代中国哲学”的尝试。且不论这次尝试是否成功，但它毕竟企图在“反本开新”的道路上，推进着中国哲学的发展，例如出现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等。这些哲学家都是或多或少地利用西方哲学来研究中国哲学，但这一势头在1949年后被打断了，一直到80年代才逐渐恢复利用西方哲学的成果来研究中国哲学。90年代，回归传统的动向越来越明显，但还不能看出有着一种“反本开新”的自觉。到90年代末，由于“文化自觉”问题的提出，可以说中国哲学将有可能真正走上“反本开新”之路。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传统的人群对其自身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的历史以及其特点（包括长处和短处）和发展的趋势等等做出认真的思考和反省。当然了解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以及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文化问题也有必要。但是，“文化自觉”必须以各民族、各国家对自身文化的了解为前提、为基础。一个多世纪来，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几乎失去了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一直徘徊在如何认识西方文化和如何认识中国文化之中。“全盘西化”和“本位文化”的论战不断。对这段历史的总结，将为我们的“文化自觉”提供极为宝贵的经验。应该说，现在中华民族正是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前夜，因此我们必须给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认真发掘我们古老文化的真精神所在，以便把我们的优秀文化贡献给当今人类社会；认真反省我们自身文化的缺陷，以便我们能更好地吸取其他民族和国家文化的精华，并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下，给中国传统文化以现代的诠释，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前列，与世界其他各种文化一起创造美好的新世界。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文化自觉”说到底也就必须有“哲学上的自觉”。十几年来，中国哲学有了长足的进展，我们不仅在中国哲学史的各段哲学的研究上，如先秦哲学、两汉哲学、魏晋南北朝哲学、隋唐哲学、宋元明清哲学和近现代哲学的研究上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特别是我们在对中国哲学作现代诠释上做出了相当有益的尝试。我们已经在利用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问题的研究上形成着不同的哲学流派，这很像隋唐时期出现的各种佛教宗派那样。当然就目前看，利用西学形成的中国化的哲学流派还在初始阶段，但展望21世纪，中国哲学很可能在“反本开新”上，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新哲学体系，取得辉煌的成就。“反本”必须对我们哲学的源头有深刻的掌握，即如雅斯贝尔斯所说：要回顾二千五六百年前那个轴心时代的我们哲学的源头。我们对自己的哲学的来源了解得越深入，就会有面对新世纪的强大的创造力。“开新”，一方面必须对我们的传统哲学做出新的合乎时代的诠释，另一方面又要利用我们的传统哲学资源来对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做出新的哲学解释。“反本”和“开新”是不能分割的，只有深入发掘传统哲学的真精神，我们才能适时地开拓哲学发展的新局面；只有敢于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新问题，并给以新的哲学解释，才可以使传统哲学的真精神得以继承和更新。21世纪中国哲学将在“反本开新”中“重新燃起火焰”。

为了实现中国哲学“反本开新”，我在上个世纪末，做了两件事，一是主编了一套八卷本的《国学举要》，这套丛书分为“儒”“道”“佛”“文”“史”“艺”“医”“术”，每卷又分“历史概要”“思想精要”和“知识辑要”三篇。我们希望用较为准确，但又较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奉献给读者。这套《国学举要》已于2002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编写这套书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了解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希望能提高人们对我国传统文化（包括哲学）的了解。同时我又主编了一套十四卷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希望通过对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输入中国的历史作一梳理，能为我们今后接受西方哲学提供一些经验教训，以便我们能更好地利用西方哲学来推动中国哲学的发展。该书已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六本。2002年冬我又提出编纂《儒藏》的计划，得到了北京大学校方的支持。我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历来号称“儒”“释”“道”三家，可是千百年来，我国有《佛藏》《道藏》，始终没有把儒家思想文化的典籍、文献编辑为一个体系，这不仅与儒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极不相称，更不能满足传统文化的整理和研究日益广泛深入的需要，今天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编纂这套《儒藏》，重新回顾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源头及其不断发展的历史，必将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有着重要作用。在这新的轴心时代，使我们的文化（特别是哲学）在“反本开新”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将是我们国家千秋万代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