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_汤一介自述

创立_汤一介自述

当时（1984年）正好北京市有一个叫作高教哲学研究会的，林娅可能是这个会的秘书长。她就把中国文化书院挂在下面，我们则开始筹备。一直到1984年12月下旬，我记得是12月25日，我们在城里东厂胡同那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召开了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会议，向大家报告了一下在教育部和北大谈话的情况，大家的意思是我们自己先办起来。当时我们的校址、经费全都没有，就让发起人每人出了一百块钱做基金。在那个会上，任继愈先生提出来，没有校舍没有经费都不要紧，我们有人嘛，在“文革”中不是办过草棚大学吗，那我们就办草棚大学，不必去等那些东西了。

在书院筹备过程中，一开始我的想法就是办一个兼容并包的学术机构，而不是单一的一个学派。我们有老一代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周一良、季羡林等这些老的学者；同时也有像我和庞朴、李泽厚等这样一些五十来岁的学者；还有更年轻的，像包遵信这样的一些学者。这些学者的思想并不一致，比如有偏于保守的，如梁漱溟先生他们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这一派，在中年里面也有较偏重保守的，比方庞朴；但是也有比较开放的学者，如乐黛云他们，许多西方的观念由他们介绍进来，像后现代主义等；还有一些是反传统的学者，比方说包遵信。所以它并不是思想一致的学术团体。因为我觉得各种思想都有，可能更好。所以人都是我找的，有些学者是跨学科的，跨文化团体的。当然我们这些导师也是慢慢发展起来的，到现在好像也就一百人左右吧，开始也就四五十人，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变化。

院长、副院长定下来，得成立一个院务委员会。院务委员会由梁漱溟先生做主席，副主席好像是季先生，我有点记不清了；同时，院务委员会下面有一个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人比较少，六个发起人都是常务委员会里的，我好像是召集人；那么同时就有一个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开始好像是季先生做主席，后来梁先生去世之后，季先生就变为院务委员会主席，庞朴先生就成为学术委员会主席，机构成立起来了，部门也成立起来了，人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