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_汤一介自述

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_汤一介自述

1943年夏，我到重庆进入南开中学高中一年级，这就是说，我没有读初中三年级而跳了一级。这样，我也就没有拿到初中毕业证书。由于跳了级，我学得很吃力，终于因数学不及格而留级，因此我在南开中学一年半，上的都是高中一年级。在这一年半里，我除了上正课之外，大量阅读了俄国小说，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其中托尔斯泰对我的影响最大，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信仰的坚贞，使我深深感动。这时我也开始自己练习写作，就和几位同学办了一份壁报，名叫《文拓》，我写了一些散文和杂文之类，可惜一篇也没留下，现在连题目也记不起来了。由于我们国文课的内容选有《孟子》的某些章节，使我也开始阅读《论语》《孟子》以及《老子》《庄子》等书，当然也只是做些字面的理解，不过总算开始接触中国古典哲学著作了。

由于在南开中学留级，同班同学都比我小一两岁，感到很不光彩，于是我在1945年初又回到了昆明。回到昆明后，没有学校可上，我就到西南联大先修班旁听英文和数学等课程，同时又由钱学熙先生单独教我英文。在钱先生的影响下，我开始对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有了兴趣。1945年前后，艾略特（T．S．Eliot）的文学理论正走红，钱先生向我介绍了他的理论，并且让我读他的诗。正好我家有两本英诗选：一本是《牛津诗选》，另一本是《牛津现代诗选》（The Oxford Book of Modern Verse），我就利用字典来读这两本诗选，当然很多读不懂。其中我最喜欢的是雪莱的诗，特别是《月亮》和《致云雀》两首。这一时期，我不仅很喜欢俄国小说，而且对法国小说也特别感兴趣，纪德的小说和散文的中译本我都读过，我最喜欢的是《窄门》，其中对爱情的执着和宗教道德气味对我颇有感染力。罗曼·罗兰的小说如《约翰·克利斯朵夫》《搏斗》等我也很喜欢，但我更喜欢他的《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和《米开朗琪罗传》。傅雷译的《贝多芬传》中有几句，我至今仍能背出：“人生是苦难的。在不甘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夜的战斗，往往是悲惨的，没有光华的，没有幸福的，在孤独与静寂中展开斗争。”似乎伟大的作家、音乐家和画家等都常常感到孤寂，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对人类有着无限的同情和关怀所致，但很难得到人们的理解，故颇有“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感。后来，在1947年我读到卞之琳翻译克里斯多夫·衣修伍德的《紫罗兰姑娘》中的一段颇有共鸣：“夜里这种时分，人的自我差不多总睡了。一切感觉，对于身份、对于所有、对于名字和地址和号码，都变得朦胧了，这种时分人往往打着寒噤，翻起衣领，想：‘我是一个旅客，我没有家。’一个旅客，一个流浪人。我觉察到柏格曼，我的同行者，走在我旁边。一个分立的，秘密的意识，锁在自己里面，像猎户臂一般遥远……”这些思想让我这本来有些内向的心灵更加孤寂了。

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常常对自己和周围的事物都抱着一种怀疑或与自己无关的态度，因此在那时对政治没有什么热情。闻立鹤曾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给我看，这本书似乎也没有引起我特别注意。1945年12月1日发生的惨案，我当然是同情学生的，但我也没有参加游行。对时事很悲观，可常常是取一旁观者的态度。

我的学校生活可以说是在“非有非无之间”。从一方面说，我上了小学、中学、大学，这是“非无”，即不是没有上小学、中学、大学；从另一方面说，我没有上完小学、中学、大学，这是“非有”，即不能算小学、中学、大学毕业。我学习的内容也可以说是在“非中非西之间”，从一方面看，我更爱外国文学、外国电影、外国音乐和外国哲学，这是“非中”，在我年轻时我看中国小说很少，不大看中国电影，不听京戏，不会下围棋等等；从另一方面说，在我的骨子里都深受我祖父和我父亲传统做人的影响，这是“非西”。说到这里，我又得回到谈谈我祖父和我父亲与我的关系了。(www.guayunfan.com)

照我看，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对我说也是“在非有非无之间”。我从未见过我的祖父，对他的事知道得也非常少，从这方面看，他对我是“非有”；但是他的那些做人的道理，却深深植入我的心灵之中，从这方面看，他对我又是“非无”。我父亲很少管我，他既不过问我的衣、食、住、行，也不过问我的学习情况，平常很少和我谈什么，这对我好像是“非有”，但他的著作、他的为人处世，却对我有着深刻的影响，这对我说又是“非无”。《哀江南赋》对我也就是“非有非无”了。从我希望传“家风”，它对我是“非无”；从我没有条件能传“家风”，它对我是“非有”，也许说是“在非有非无之间”更为准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