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班_汤一介自述

办班_汤一介自述

开始办什么呢？1985年二三月份办班，第一个叫作中国文化研究班，而且办完出了一个论文集。第一次办班很轰动，梁漱溟先生、冯友兰先生、李泽厚和我都是这个班的讲师，二百来人集中学习了一个月。这个班办得很成功，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接下来办了第二期，这一期叫作中外文化比较研修班，请了一些国外的学者，杜维明来了，还有一个叫邹谠，是芝加哥大学一位很有名的政治学教授，还有陈振英等。也是为期一个月，大概有八百来名学生，新加坡的学生还组成一个团来参加。这时，全国文化热的气氛渐渐浓起来。1984年，几乎是同时，崛起了三个重要的学术团体，除了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还有以金观涛为首的一些学者，他们原来是叫作“走向未来丛书”。他们倾向是用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来研究文化问题，包括历史问题，特别是中国历史，出了很多书，叫作“走向未来丛书”。再有一个团体，他们出了《文化：世界与中国》，主编也是北大的，叫甘阳。

到了1987年我们就觉得光办这些短期班不行，一是经费成问题，二是影响也不大。所以1987年我们就开始先后办了两个比较文化研究班，两年制，函授加面授，招生结果出乎意料，有一万两千人参加这个班，我记得西藏地区有二十四个人参加了这个班。怎么指导大家学习呢？我们主要是发教材，通过每个月出一个院报来指导他们读书。每年在不同的地方派五六个教授在一个地方讲课，当然不是每个省都能去，比如在武汉有一个点，江西、湖南的学员都到武汉来，乐黛云负责这条线；还在岳麓书院也办过。我走的那条线是西北，到宁夏、内蒙古去讲课。而且不仅文化书院的导师去讲课，还请了北大其他一些学者去讲课，大家都很积极。我们一出去就是一个礼拜到十天，讲课是一个礼拜，比如在长沙讲一个礼拜的课程，五六个教授都同时在，听课的并不一定都是我们的学员。比如我在宁夏大学讲课，学员都到宁夏大学来，宁夏大学的学生愿意来听课的也可以。就这样，1987年、1988年做了两年。

再稍晚一点，我们还和环保局合办了一个环保班，实际上还是我们办。模式也是和比较文化研究班一样，发材料发书。前年那一万两千名学员，我们（每人）收费只收一百块钱，这笔钱当时还是不少的。这个环保班我们收得比较多，大概学员是三千人左右，我们每人收三百块，这个学费收得比那个高，是因为是跟环保局合办的，环保局要支持一部分钱。这个班也办得还不错，后来就变成“中国文化书院绿色分院”，也叫“自然之友”，以环保作为基础。那时梁从诫先生主持这个班，因为他是梁思成先生的后人，也是政协委员，办分院一般没有独立的账号和图章，大都是因为他的关系，民政部对这个（绿色分院）特别批示了，有账号和图章，有一定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