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_汤一介自述
好像是1981年，陈振英在杭州的新新饭店开了一个“宋明理学讨论会”。这个讨论会都是国内外学者感兴趣去的。在这个会议期间，我就插了一杠子，写了一篇论文，叫作《中国哲学概念诸问题》。当时我就是想破除从20世纪50年代到“文革”以来认为哲学是唯物、唯心两军对垒，唯物主义是进步的，唯心主义是反动的这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模式。我讲到哲学的发展，并不像是一方就要打倒一方这样的发展，常常也许是唯心主义——当时我们并没有摆脱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个概念——有的时候是唯心主义提出了一个概念，对哲学有所推动，然后唯物主义再接着把它发展。哲学不仅仅是由唯物主义或者唯心主义发展的，从概念角度讲，比如希腊的“being”这个“存在”概念，柏拉图提出来，后来有种种不同的解释。中国这个“人性”概念，或者“人性善”“人性恶”，我们不能说，“人性善”是唯心主义的，就是错误的；认为“人性恶”是唯物主义的，就是对的。讨论这样一些重要问题。会上就结识了一些学者，比如当时在武汉大学的萧萐父（我原来也认识）和陕西师大的陈俊民。
与此同时，王元化在上海搞了一个新启蒙运动，认为中国应该有个启蒙运动，当然矛头实际上是针对过去三十年的阶级斗争学说。那时候萧萐父在武汉，陈俊民在西安，王元化在上海。1984年我就在深圳大学成立了一个国学研究所，深圳大学是新办的大学，1984年开办，因为深圳大学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支持办的，我和乐黛云就兼做那边的工作。当时大学校长叫张维，是个工程学家，人非常好。党委书记叫罗征启，也是非常不错的。罗征启曾经在办（深圳大学）以前找过我，因我曾提出清华应该恢复它的国学院，但是清华没做成，所以罗征启找我，我就提出是不是在深圳大学成立个国学院或者国学所，罗认为比较好，他还让乐先生在那里成立了一个比较文学所。那么我们当时就想，能不能把全国不同地方对文化问题热心的学者找在一起开一个讨论会。所以1985年暑假期间，在深圳大学，由文化书院，上海的王元化、武汉的萧萐父，还有陕西师范大学的陈俊民等，一起组织会议，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参与，正好那时华裔学者杜维明也在中国，我们邀请了他。还有一位纯粹的美国学者，中文名字叫魏斐德，原来是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那时他已经担任了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的主席，地位还是比较高的，也参加了我们的讨论会。这个讨论会后来有一个写得不错的纪要，主要意思是说，当时我们国家正要搞四个现代化，我们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光靠四个现代化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来配合，如果没有这两个现代化，很可能所谓的四个现代化就会夭折。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当然，在这个会上，文化书院起了主导作用。
到了1986年，我们就不断地办各种班（研讨会），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其中有两个可以提一下：一个就是讨论文化与科学的问题，这个文化是指人文学科的文化跟科学的关系，主持人叫秦林征吧，正好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请我去讲学半年，我就没参加这个会。在1986年底至1987年初，我们又办了一个叫“文化与未来”的研讨会，与国外未来学会合作，未来学会会长马希尼，意大利人，还有他的副会长、秘书长全都来了，后来出了论文集《文化与未来》。
1989年我们开了三个会，一个是4月在人大附中开的“中日走向近代的道路”，这个会四十多人，规模不大，有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参加，我没参加到底，由日本学专家周一良先生主持；另一个是在香山开的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会，开得非常松散，参会的人也非常多，会后出了一本题为《传统与反传统》的论文集；第三个是5月20日在香山召开的“中国宗教的过去与现在讨论会”，这个是跟国外合作的，由程中英拉的线，我主持的这个会。这个宗教会议应该讲开得比较成功，出了《中国宗教的过去与现在》论文集，这个论文集在大陆和台湾都出版了，而且出了一个英文本的论文集。(www.guayunf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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