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现代”_汤一介自述

什么是“现代”_汤一介自述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由于把“现代化”主要理解为是“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的现代化，引起了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而形成“文化热”。“文化热”的目的无非是要使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对“现代化”，经过“文化问题”的讨论，学术界多数的学者大体上有了共识，认为“现代化”不仅只是科学技术层面，也不仅是“管理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方面，而且更深层的应是价值观念的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但是，在讨论中，大陆学者并没有能为“现代”这个概念下一明确的定义，特别是西方又在由“现代”走入“后现代”，对于我们了解“现代”又增加了一重困难，往往可能把一些“后现代”的现象也归之于“现代”。因此，搞清什么是“现代”对我们中国大陆走向“现代化”应该说更有意义。于是在1992年，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什么是“现代”？这个问题大概很难回答，因为如果你为“现代”下一定义，那么一定会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西方的思想家提出一个有关“现代”的定义，东方的某些思想家总会提出某些不同的看法。那么中国人如何理解“现代”呢？我想谈谈这个问题。不过严格地说，我写下的对“现代”的看法，也不能说是中国人理解的“现代”，而是中国的某一个人理解的“现代”，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现代”。

我们说“现代”无非是说它不是“古代”或“中古”。19世纪中叶，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一些人开始感到要走出“古代”，以便使自己的国家得以富强，保存下来。19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提出若干中国走出“古代”、走向近现代的方案。在这些方案中自然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学）与西方外来文化（西学）的关系问题。因此，在中国百多年来一直存在着“古今”“中西”之争。最初某些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不如西方，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略，后来张之洞等把这类思想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就是说，要以中国原有的圣贤之学（如身心性命之学、伦理道德等）为根本，而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洋枪洋炮）以为用。这样的主张当然改变不了中国贫穷落后腐败无能的挨打局面。到19世纪后期，有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才意识到单靠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能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走向“现代”，因此提出“变法”的主张，要向西方学习政治法律等制度，从而有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一度也有什么议会之类，但却出现了军阀割据的两次复帝制的活动。看来，形式上的政治制度改变了，而人们的观念仍然没有变，学习西方也只能学习些皮毛，中国依然落后。1919年前后发生了新文化运动，这是一次要求改变旧观念的伟大运动，它把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作为追求的目标，以“反传统”作为其精神动力，于是一些知识分子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这就是说要“以西学为体，西学为用”了。以为这样中国才可以走向“现代”。但是，什么是“西学”的“体”，什么是“西学”的“用”，当时似乎并没有认真讨论。不过我们分析起来，“全盘西化”论者大概是以“民主”为“体”、“科学”为“用”吧！但是，“民主”能否是“体”或者颇有疑问，因为人们可以说“民主”只是一种制度，应该属于“用”。因此，“全盘西化”论者是否真正了解“现代”也是问题。由于“全盘西化”论的提出，20世纪20年代前后多次引起东西文化的论战。在此论战中，“全盘西化”论的主将之一胡适也渐感到“全盘西化”这一口号容易引起误解，因而提出把它改为“充分现代化”。我想，胡适大概意识到“现代”应无所谓“西方”或“东方”，从根本上说没有西方的或东方的现代化的不同，但他并没有用“体”和“用”的关系来说明这个问题。80年代，在中国大陆由于“现代化”问题的提出，发生了对文化问题讨论的“文化热”，有的学者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观点。照这位学者的说法，所谓“体”即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但他所强调的是“社会存在”，由于西方的社会生产方式比中国先进，所以应以西方的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现实生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西方思想、理论、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等的“西学”为“体”，而所谓“中用”是指“西体运用于中国”，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学’应作为实现‘西体’（现代化）的途径和方式”。在这种观点里可以说包含着“西方化”就是“现代化”的意思。但是这位学者使用的“体”和“用”的概念已不是中国传统思想中“体”和“用”的原意了。同时期，在海内外还有学者提出“中西互为体用”的主张，他们对此解释说：中学好的就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好的就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实际上就是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拼凑在一起的大杂烩。主张“中西互为体用”的学者对什么是“中学”中好的，什么是“西学”中好的，并无说明，而且也无法说明。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不同的主张，并且由这些主张造成了种种混乱？我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和“用”这两个概念没有正确的了解；二是对“现代”的实质也没有深入探究。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体”和“用”是一对重要范畴，但它不是一对实体性范畴，而是表明事物之间根本关系的范畴。我们必须说：“某某是体”，“某某是用”，这样“体”和“用”才有意义。例如，我们可以说“仁义为体，礼乐为用”“太极为体，两仪为用”“理为体，事为用”“道为体，器为用”，等等。因此，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说“体”一般是指“内在的精神”（或内在的本性）或“超越的本体”，“用”是表现“体”的，是“体”的功用。“用”不能离开“体”而有“用”，“体”不能离开“用”而为“体”，这点早在公元3世纪时的玄学家王弼已经讨论过，他说：“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就是说离开了“以无为体”，就没有相应的“以无为用”。宋儒程颐在他的《周易传》的序文中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照他看，“体”是指形而上的、一般的、抽象的，而“用”是指形而下的、具体的、特殊的，但形上形下是统一的，形下正是形上的表现。既然“体”和“用”是统一的，那我们就不能用这对范畴来表达“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因为无论“中体西用”“西体中用”或“中西互为体用”都是对这对范畴的误用。严复在《与外交部主人书》中批评“中体西用”之说，谓：“善夫金匮裘可桴孝廉之言曰：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严复在另一篇文章《原强》中以“体”“用”关系说明西方社会谓：“盖彼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我认为，严复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来说明西方社会，是抓住了现代社会的本质。但是，照我看，“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不仅仅现代西方社会是如此，而且现代东方社会也应如此，一切现代社会都应如此。这是因为，“自由”是一种现代的精神，“民主”是保证人们实现“自由”的制度。现代社会之所以不同于古代社会（或中古社会），我认为它的主要特征就是可以较好地调动人们的创造力。我们可以看到，两三个世纪以来，无论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还是文学艺术的创作上都是日新月异的，生产力高度发展了。这些只能是在人们充分获得自由的条件下才能取得，而思想自由是最基本的。个性的自由发展、自我价值的实现，都是人成为自由人的觉醒的体现。因此，我们可以说创造力来自“自由”。至于“民主”，它是一种制度，它可以是“共和制的”“君主立宪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等，但它的功用应是保证人民的“自由”得以实现。

如果说，古代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由于地域的隔绝、交通不便，在同一时期社会的差异比较大，但到现代，各个国家与民族之间虽然仍会有文化上的差异，然而由于联系的紧密，从时代性的特征上看则很难说会有本质上的差异。因此，如果要用“体”和“用”的关系来说明什么是“现代”（或者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那么我认为，比较恰当的说法是：“现代”是“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当然，我们说现代社会是“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并不是说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现代社会都一样，没有什么差异了，它仍然会因为历史和文化的原因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实呈现为多样性的同一。(www.guayunfan.com)

现代社会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由于“自由”作用的发挥和民主制度的日趋完善，使得西方国家无论在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方面都远远超过以前几千年的发展。但是，西方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却出现了许多毛病，甚至可以说是到了不能不重新考虑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的时候了。当然，我这里说西方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出现了许多毛病，这是专就西方社会本身说的，并不是说非西方社会就没有毛病，恰恰相反，非西方社会有着比西方社会更多的问题，而且非西方社会还是正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呢！西方现代社会发生的种种毛病，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呢？我认为，其中原因之一可能是由“自由”和“民主”的误导引起的。关于“自由”，我们至少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自由”是有不同层次的问题；另一个是在“自由”中有“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或者是我们对这两个问题没搞清楚，或者是“自由”和“民主”自身不可避免地要由上述两个问题产生种种毛病。

“自由”至少分三个层次：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思想是完全可以自由的，而言论和行动的自由则不能不受到某些限制，因而在思想和言论、行动之间就会发生矛盾。而思想的完全自由正是为人类的创造力提供前提。没有思想自由就不可能有现代的科学理论和社会理想。但是，我们并不能把自由思想的结果全部转化为言论和行动。不过自由思想的结果如果不能见之于言行，它就不会产生社会效果，因而就有可能扼杀人们的创造力。这种矛盾为什么会产生呢？我想，就在于思想是纯粹个人的事，一个人如何想只要他不见之于言行，他对别人和社会就不会发生影响。但言论与行动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事了，表现出来的言行都会对别人和社会发生影响。因此，在“自由”问题上就涉及“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于是就有所谓“个人的自由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的原则，可是这个原则是非常抽象和含糊的。特别是“自由”必然要强调个体的意义、个体的价值，因而难免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况。人们可以利用“自由”的模糊性造成社会的不公平和混乱。如果把一个国家（民族）作为一个“个体”放在整个世界这个“群体”中看，某些国家（或民族）往往也会利用“自由”的模糊性，强调她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意义和价值，因而造成世界上的不公平和混乱。因此，“自由”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虽然是非常重要、非常可贵的，是现代社会的标帜，但“自由”之误导也会造成种种弊端，特别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难免不产生种种问题。

现代社会（现代西方社会）在经历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后，它的弊病可以说越来越明显了。个人自由的强调，一方面调动了人的巨大创造力，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了解和隔阂，正像克里斯多夫·衣修伍德在《紫罗兰姑娘》一书中所说：“我是一个旅客，我没有家，……一个旅客，一个流浪人。我觉察到柏格曼，我的同行者，走在我旁边。一个分立的，独立的意识，锁在自己里面，像猎户臂一般遥远。”现代人是自由的，但人又是孤寂的。因此，近日在西方又出现了所谓“后现代”理论，“后现代”理论开始出现在文学理论上，后来也成了一种文化理论，它涉及哲学、社会学、宗教学、伦理学、美学等各个领域，而且众说纷纭。“后现代”理论尽管众说纷纭，但也无疑是对“现代”理论的某种否定。如果我们从“后现代”理论对现代社会的“自由”和“民主”引发出来的种种观念看，它可能是由于现代社会个人的强调，以至于每个人往往成为孤立的个人，这也表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上面。可是又由于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到信息时代了，从而使得人们之间在精神上是孤寂的，但在日常生活上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分工越细，实际的联系反而越紧。从社会生活看，人们在衣食住行上的“自由”度越大，越来越个人化了，人们生活越来越多样化，他穿的衣服可以是法国制的，吃的是中国饭，住的房子的材料来自美国，乘的汽车则产自日本，如此等等。由于“自由”引起的个人化和社会分工，西方社会发展到今天反而更加谁也离不开谁了。这就是说，极端的个体化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模糊化。现代社会对“人权”的普遍关怀和个人隐私权的强调，国家已有着为其自身利益似乎非常严密的保密制度，但高科技的发展，信息的快速传递，几乎可以无孔不入，个人的隐私、国家的机密都可以曝光，真真假假，成为一片模糊的底片。这样，“现代”理论所具有的明晰性、确定性，价值的终极性、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等等全被冲垮了。“后现代”理论正是由于西方社会出现的这种由极端个体化而造成的模糊化，而追求不确定性、无序性、反中心主义和随意性等倾向。社会生活使“后现代”理论如此，科学发展到今日也正由于分科越来越细而在消除界限，走向模糊化。一方面发展了许多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文化人类学、网络经济学，等等，不一而足。但正因为如此，原来的科学划分就越来越模糊了，本来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化学就是化学，现在既有物理化学，又有化学物理学，在自然科学之间明晰的界线被打破了。不仅如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之间的界线也正在被打破着。从一方面看，学科越分越细；从另外一方面看，科学界限越来越模糊。我们再从世界的格局看，二次世界大战至今变化也非常之大。原来最先进的欧洲，它是在分裂成若干民族国家后得到发展的。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欧洲各国又逐渐趋向联合，成立欧洲共同体，其他地区的国家（民族）也存在着走向合作的趋势，如拉丁美洲、北美洲、东南亚地区、阿拉伯国家等。但同时有些地区和国家又发生了分裂，如原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国家。这些分裂的国家或迟或早将会加入其他联合体，如有些加入欧洲共同体，有些可能加入阿拉伯集团，这里除了其他因素外，文化或者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世界的这种发展趋势，在进入21世纪后，世界的发展很有可能出现一种打破界限、淡化区分的趋势，以便世界走出对抗和分崩离析。因此，我们或者可以用一个形象的说法：“后现代”的特征是“以混沌为体，模糊为用”。世界本来应是和谐的、界限不分明的，因此也许可以用模糊界限的办法而使这个世界成为多样性的统一体得以实现。这种把世界看成是和谐的、界限不分明和使界限模糊的理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或者更接近东方的（中国的）思维模式和理论特点。所以后现代化的理论很可能需要吸取更多东方的（中国的）某些思想。是否如此，这个问题就要再进一步作专门的讨论了。

“后现代”（后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理论是两回事。当然，“后现代”理论应该是说明“后现代”社会和反映“后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的。可是现在，对如何描述西方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可能是五花八门。因此，“后现代”理论也必定是众说纷纭。而我个人认为，存不存在一个“后现代社会”就成问题，我们或者只能谈存在着某些“后现代现象”，而不同于“现代理论”的“后现代理论”多少反映着这种“后现代现象”。我的这些关于“后现代”的看法，可以说只是一种非常直观的印象，说不上是什么理论，甚至对“后现代”的描述也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不过从错误中也许可以发现“真理”。

我们的国家是在西方国家走向“后现代”的时候要实现“现代化”，而且不仅是我们的国家，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都是如此。因此，“后现代”思潮也就不能不影响我们社会的许多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必然呈现着极其复杂的情况，必须考虑到西方现代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时又要面对“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因此研究什么是“现代”和什么是“后现代”应是十分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