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的悄然兴起_汤一介自述

国学热的悄然兴起_汤一介自述

80年代中期在我国出现的“文化热”，虽然中间经过一段曲折，到90年代又有“国学热”悄然兴起，看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可能又要热闹一阵。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中国文化如何由“传统”走向“现代”，这个传统既包括几千年来的老传统，也包括几十年来的新传统。现在悄然兴起的“国学热”如何走向，可能还得有一段时间才能看清。但是从历史的经验和目前发展的趋势看，这次“国学热”有可能又离开学术的轨道，不是走出“传统”，而是回归“传统”。当然，我希望中国文化仍能沿着学术的方向来发展，使中国文化现代化。为此，我提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应放在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以便使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至于游离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大潮之外，而能对人类文化的发展起更为积极的作用。1993年10月和11月有两家报纸就此问题访问了我。

1993年10月26日中国青年报的“本刊专访”以《中国文化——重振辉煌？》为题刊登了一篇访问记。我为这次访问写了一段话：“现在提倡国学自然是很有意义的，但我们应该如何研究‘国学’，我认为有个问题也许应该注意，这就是应该把它放在当代世界文化发展大潮中来了解它和研究它。季羡林先生曾说，现代的国学大师和过去的国学大师的不同就在于现代的大师们不仅能熔铸古今，而且能会通中西。季先生的看法很重要，不能会通中西，今日要想在国学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大概是不可能的，由此，我不主张过分提倡国学。”下面是访问记的全文：

“我不主张过分提倡国学。”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汤一介先生如是说。汤先生这一旗帜鲜明的观点的大背景是：走向现代化，已成为二十世纪九〇年代中国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中国文化，也将迟早要面对整个世界，并且纳入现代文化发展的总潮流。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有它的种种精华，但是，它也确有许多深刻的缺陷。”汤先生说。(www.guayunfan.com)

提起“中国文化”，总朦朦胧胧觉着有点田园味儿。不知原因是否如汤先生的观点：“它有很多不适合现代社会节奏之处”？

中国儒家主张之一，是“内圣外王”之道。所谓“内圣”，指的是对于自己内心的道德修养达到了完善的地步，“外王”，则是把这种完善道德的修养普及推广于社会治理和社会秩序。

“道德的修养固然应该提倡，但这种‘内圣外王’的理论，实际造成的是一种泛道德主义，认为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依靠道德完善来解决，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道德标准是一种内在的标准，它缺乏客观约束力。道德的力量绝不如人们一厢情愿期待的那样法力无边，能够解决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深刻的矛盾和问题。更不可能从这种‘内圣’之学中，自然而然地外化出一套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民主法治制度。”

“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之一。”汤一介先生强调。

“其次，中国文化的另一特征，我把它叫作‘内在超越’，导致的则是社会走向人治而非法治。”

汤先生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具备两套社会支撑系统：其一，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系统；其二，为一套健全完备的政治法律制度。两个系统互为支撑，缺一不可。西方社会存在着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但它们之所以能够相对稳定，就在于它的两套系统的互相配套。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上帝”成为普通人行为准则的外在监督——在上帝面前，人人都需要约束自我；“这其实是一种‘外在超越’；尽管宗教的标准不一定对，但它使得人们的行为准则具有了一种客观约束力。由这种文化观念，可以自然引导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建立起具有客观标准的法律制度。”汤说。

恰恰相反的是，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儒释道都要求，人应注重提高觉悟，提高修养，从而使内心达到一种“超凡入圣”的境界。例如儒家讲究的修养心性，禅宗讲究的人人都具佛性，道家讲究的顺应自然，都追求一种缺乏外在标准的内心超越。

“法律制度，至少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中国之所以不能很好地实行法治，和中国这些文化观念有很大关系。”纵观五千年间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人治历史，直面法律制度建立的种种艰难历程，汤先生所言的意义自见。“国学应该弘扬，但必须用现代观念来弘扬。不了解世界现代文化趋势，怎么可能发展中国文化？”因此，汤先生和他的学生们，近年来一直致力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研究：从十六世纪末期第一个带来“西风”的利玛窦始，历数四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如何以中国学人为媒介，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渗透、对抗、冲击、嬗变……“这算是一次浩大的工程了，我们争取在二十世纪内完成吧！”

自然，研究的目的不在后顾，而在前瞻。

二十一世纪，人类的文化究竟向何方发展？

有这样一个观点：二十世纪人类面临的是政治与经济的冲突。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将是文化之间的冲突。

“我不这样认为”，汤先生说：“为什么不能是人类文化逐渐走向融合，向多元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在繁杂的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的重尘下，汤先生正效力于构筑这样一个体系：“把以外在超越为特征的西方学说与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中国学说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更高层次的文化体系。”

“这样，人类才有前途。”哲学家汤一介说。

1993年11月29日《黑龙江日报》以《全球意识观照下的中国文化——著名学者汤一介教授访谈录》为题发表的访问记全文如下：

11月4日晚，记者前往北京大学中观园拜访汤一介、乐黛云教授夫妇。他们夫妇合用的书房里，线装的中文书、精装的西文书不大整齐却很和谐地共处一室，你会觉得中西文化在这里碰撞、会通、融合。在这里，汤一介教授愉快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听说目前燕园又兴“国学热”，您作为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北大哲学教授，能否谈谈现阶段提倡“国学”的意义？

汤一介：一九四九年以后，我们对传统文化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到“文革”的“破四旧”，对传统文化破坏得更厉害、更彻底。八〇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热，基本也是反传统的趋向，到了九〇年代，人们冷静地考虑一下，只是一味地反传统是不是有问题？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东西都被反掉了，而有些糟粕的东西却遗留了下来。“文革”时这种表现最为突出，一方面反封建，一方面又众口一声地喊“万寿无疆”。一段时间以来出现了道德断层。在这个时候提倡国学，是对“全盘否定传统”思潮的一个冲击。

记者：20世纪初的时候，一些人曾倡导国学。在20世纪临近尾声的今天，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国学？

汤一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国学研究将背离我们的初衷。我是比较早提倡国学的，但我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倡国学，即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提倡国学。二战后，随着“西方中心”论的消退，整个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如果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国学，很可能游离于世界文化思潮发展之外。当然我们要考虑我们自己的文化特点，因为我们是多元中的一元，这是没问题的。可这种考虑必须在全球文化思潮背景下来考虑，否则就会游离于世界文化思潮之外，如果这样，我们就自己封闭了自己，重新滑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国粹主义陷坑，拒绝一切，排斥一切，又一次错过进入现代的机会。这是很危险的。

一种文化，既是纵向的、民族的，又是横向的、时代的。中国文化的方位应设定在民族与时代的交汇点上，过分强调纵向，就容易忽略时代性，我认为目前强调文化的时代性更重要。

记者：文化观念本身是多面的、复杂的，如果不站在全球的、时代的高度去观察它，有些观念很难说清楚，有时还会把糟粕的东西当成优秀的东西去弘扬。国学研究是一项艰巨繁重的工作。

汤一介：是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观念往往是非常笼统的，是直观的、未经分析而得出的观念。由于未经分析，也就形不成理论体系，不成体系就不容易被接受，更谈不上“操作”。再好的观念，如果只是观念，不能被接受和操作，意义也不大。因此，我们要对这些观念进行现代诠释。一个观念你要证明它，像笛卡儿用几何学方法证明“我思故我在”一样去证明它。经过现代诠释的观念才有意义。未经现代诠释的观念甚至良莠不分。如“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是未经分疏、没有明确界限的。我们现在讲“天人合一”必须在“二分”的基础上，讲主体性必须有客体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再如“忠、孝”等观念，如不进行现代诠释，盲目地去“弘扬”就会出问题。

记者：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哪些观念值得弘扬，可以为我们现代文化建设及人类发展提供有益的文化资源？

汤一介：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普遍和谐”的观念，这种和谐可以分四个层面：自然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身心内外的和谐。这是很有意义的观念，在当今世界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价值。西方文化是讲“心物二分”的，强调征服自然。当然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使人类受益匪浅，但随着对自然的不断征服，许多问题就出来了：温室效应、臭氧层变薄、核武器……这些东西威胁了自然的安全，也威胁着人类自身的安全，如果有一种“普遍和谐”的观念，就有可能避免这些问题。西方现代社会发展到现在是一个非常个体化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是阻隔的，就出了许多社会问题，人的心理也不正常了，需要心理医生了……四个层面都不和谐了。因此许多西方学者把目光投向东方，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

记者：谈起我国目前的社会，有些学者常用一个词：“文化转型期”。那么，“转型期”有哪些特征？未来的新社会形态应是什么模式？

汤一介：“转型”，我认为主要是指古代、近古往现代转。其实“转型期”从五四运动就开始了。那时大致可分三大派别：激进主义，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自由主义，以胡适为代表；保守主义，以梁漱溟为代表。社会前进，不是一种力量推动的结果，而是多种力量组成合力推动的结果。所以，“转型期”的文化必然是多元的，当定型后，向纵深发展了，才有一定方向。如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到汉朝定于一尊，儒家成为正统，才有了主导方向；宋明之际，儒释道三教合流，理学成为正统。其实八〇年代以来的文化热也是由三种力量（西化派、西方人文主义派、保守派）共同推动的结果。“转型期”恐怕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新的文化形态的建立需要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

记者：现阶段社会中，过去的价值系统动摇了，一些人失去了人生目标和行为规范，有人称之为“道德真空”状态，我们能否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材料，重建道德大厦？

汤一介：中国传统文化中倒有现成的关于道德修养和社会治理的观念，叫“内圣外王之道”，意思是只要人的道德修养达到完美的地步之后，社会问题就解决了。这其实是泛道德主义。事实上，道德标准是一种内在的标准，它缺乏外在的约束力。道德的力量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以解决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深刻的矛盾和问题，“内圣”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外化出一套理想的社会管理系统。这一点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点，“内圣外王”容易导向“人治”而非“法治”。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具备两个支柱支撑，一个是社会道德教化系统；一个是完备的法律制度。中国之所以至今没有建立起健全的法制，与中国这些传统观念有很大关系。因此，在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时候，只从国学中挖掘材料是不够的，还应敞开国门，向世界学习。西方为解决自身的问题向东方学习，我们为了完善自己、发展自己，为什么不能向西方学习？中国有过“海纳百川”的历史，如唐朝，西域音乐、舞蹈、印度佛教都进来了，当时的佛经“数百十倍”于儒家经典，中国文化并没有因此而消亡，反而繁荣发展了。我们现在同样应该有这种胸怀，这种信心！

“文化热”是讨论和研究文化问题，讨论和研究中国文化如何由“传统”走向“现代”，这对“文化”和“学术”说它是没有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的，因此政治的它说是“非有”，因为它讨论的仍是“文化”问题和“学术”问题；“国学热”也是讨论和研究文化问题，如果搞不好有可能成为“非学术”的而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了，这对“文化”和“学术”说，政治对它的影响又很可能是“非有”了。

人的一生是如何度过的，无疑千差万别。它的走向，既有主观的因素。又有客观的因素；这些因素，对于他，有些是可以说得清，有些又是根本无法说清的。如果你一定要把什么都搞清，那可能是费力而又毫无意义的。因此，对于生活的追求可以是有目的的，是顺乎自然、随大溜的。大概我一生也就是如此这般了。在我写第二章《由〈哀江南赋〉谈起》时，我突然想到，《哀江南赋》对我说是有意义的，又是无意义的。这样，我似乎得到了一种启示，大概我一生的生活、学习、工作、思考、写作可能都是处于一种“在非有非无之间”的状态中。我对我自己了解吗？我想，是又了解又不了解。从我是我说，我对我自己不能说不了解，这就是“非无”；但从为什么我是这样的我，我对我自己又不能说是了解的，这就是“非有”了。因此，我对我自己的了解只能是“在非有非无之间”了。从而我写我自己，大概也只能是“非我和非非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