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文化热的前前后后_汤一介自述

第七章　文化热的前前后后_汤一介自述

人们常常认为在文化转型时期

只有激进主义对文化的发展才有推动作用，

而自由主义特别是保守主义

则是阻碍文化发展的。(www.guayunfan.com)

这个看法，我认为是不正确的。

“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像是一场噩梦，而我无疑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同时也是这场莫名其妙的“大革命”的小卒子。处在我这种地位的知识分子，其苦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是谁也无法体会的。但是，这场“大革命”的结果，却是我人生道路转折的一大关键。毛泽东刚离世，我马上就产生一个想法：今后我到底听谁的？接着江青等“四人帮”垮台，更使我想到，看来恐怕以后谁的“指示”也不能听了，哪怕是“最高指示”。同时，我也深感中国政治之危险与可怕，因为在你还没搞清是怎么一回事时，你就已经陷入那些所谓高层领导的罗网之中。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后，在我得到了所谓“解脱”之后，就决心不再参与政治了。1978年暑假后，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分配让我注释一些中国古代哲学典籍，我很乐意地接受了。因此，从1978年以来的政治活动，我全未参加，甚至很少了解。可是在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前极左思潮对中国社会的极大危害，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确实在思考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的问题。于是1978年在北京西单出现了“民主墙”，不少大字报由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涉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批判，以及对中国现实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提出了种种改革方案，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讨论到自由、民主、人权等问题。北京的这种民主、自由的思潮也影响了全国各地。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中要求顺乎民情的改革派主持召开了“理论务虚会”，随着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向前看”的口号。并且决定平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冤假错案（虽然这次平反冤假错案极不彻底，但也总是小小的进步）和对农业改革的方案。所有这些我都是从报纸上或朋友口中了解到的，它们似乎对我全无影响。青年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驱使着他们不顾自身利害，在1980年的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时又一次掀起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在北京大学又出现了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要求等的大字报，而我连这些大字报也没有看。在这一时期，实际上已有一些中青年学者在思考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问题，例如金观涛和刘青峰。他们两位写了一本书讨论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为什么延续那么长，而且他们请我看他们的稿本，征求我的意见。他们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封建专制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提出了“超稳定性结构”的理论。我由于思想还没有“解放”，实在提不出什么重要意见，我记得大概只提了一个小小的技术性意见。现在我想想，也许金观涛的“超稳定性结构”的理论，不仅是指过去的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同时，有些学者也对教条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怀疑和批评，例如金春峰在1978年就提出“重新评价唯心主义”的问题，他否定在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认为唯心主义是反动的、对哲学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的论断。也有的学者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论证事物往往是“一分为三”的。还有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哲学基本问题“思维对存在关系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本来都是学术文化问题，可往往也被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派”们视为离经叛道。不仅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一批学者组织在一起出版了“走向未来丛书”，这套书一方面介绍了西方当代文化；一方面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并联系到一些现实社会政治问题。我认为，在当时这套书起着“再启蒙”的作用。这一时期，我主要在研究与现实无关的魏晋玄学和道教史，并整理父亲汤用彤先生遗著《隋唐佛教史论》，如前第三章所述。1983年4月至10月我作为罗氏基金访问学者去美国哈佛大学进行研究，我的兴趣也还在佛教和道教方面，虽然也开始对儒学有了一定的兴趣。1984年8月，我到美国夏威夷参加“亚洲哲学与比较哲学讨论会”，这期间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的同仁们给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写了一封信，提出应建立“中国文化书院”作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机构。在这封信上签名的有冯友兰、张岱年等教授和该教研室的一些中青年教师，我当时不在国内，但他们也代我签了名。大概在9月，我们听说胡耀邦对这封信有个批示，据说批示是批给胡启立、田纪云和何东昌的，又据说批示只有几个字：“请考虑，酌办。”中国的事就是那么奇怪，我们给胡耀邦写信，他既然有一个“批示”就应给我们看，可是一直到现在我们也没看到这个“批示”。同年10月，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彭佩云找了我和北大管文科的副校长，还有教育部各司局的负责人开会，她说：“对办中国文化书院事，中央领导表示支持，我们教育部也支持。”本来，我们希望把中国文化书院挂在北京大学，但这位北大副校长对办书院根本不感兴趣，并且提出种种我们无法接受的条件，会议没有任何结果，就散会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总不能因此放弃创办“书院”的意愿，于是就决定自己先办起来再说。我们聘请了一些北大、清华、人民大学、民族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作为书院导师，并于12月1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了一次全体导师会。在会上我向大家报告了在教育部讨论中国文化书院问题的情况，大家都说既然北京大学不愿合作，那我们就自己办吧，任继愈先生说：“现在中国文化书院虽然没有校舍，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曾办过草蓬大学，没有校舍租一两间房子也可以办。”这样中国文化书院就算正式成立了，并推任梁漱溟先生为院务委员会主席，冯友兰先生为名誉院长，我为院长。

在同一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有的学者做了一个统计：自1919年至1949年在中国出版了二百余种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书，而1949年至1979年只出了一本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书，而这一本书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著作。这个统计使大家大吃一惊，于是决定出版一套共有一百本研究中国文化史的丛书。当然还有其他种种情况，就不能一一述说了。这些情况可能都是后来形成“文化热”的前因。

我想，造成“文化热”的根本原因可能是由于“四个现代化”的提出和没有多大动静的政治改革。当然提出“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并不错，它针对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一个政策上的大转变。但是，“现代化”的问题是否仅仅是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的问题？中国的学术界对此颇为怀疑。从中国近代史上看，如果“现代化”只限于这些技术层面，所得到的结果只能是“现代化”的失败。因为没有政治制度的现代化，特别是没有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现代化”必然会落空。虽然也提出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也要进行政治方面的改革，但是在政治改革方面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为什么会如此？一批学者渐渐意识到，如果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思想观念的转变，中国真正的“现代化”是没有希望的。针对这种情况，当时不少学者都提出应重视“文化”的研究。所谓“文化问题”大体包括三方面：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接受西方文化、如何创造中国的新文化。归结起来就是“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如何解决。所谓“传统”，既包含几千年来的旧传统，也包含1949年以来形成的新传统，而“新传统”往往又是“旧传统”在新形势下的变种。为了推动文化问题的讨论，由中国文化书院和上海“新启蒙”发起，于1985年5月在深圳大学召开了一次“文化问题协调会”，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北京、上海、武汉、西安、深圳和美国在中国大陆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二十余人，会后有个“会议纪要”，其中有如下一段：

五四运动以来，现代化的口号提出了半个多世纪，而现代化的进程却一次又一次被打断，这是什么原因？看来，也许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正确解决。现代化不只限于科学技术层面，更重要的是应该有文化深层的现代化相配合，其中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对我国新旧传统的历史反思等。“现代化”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提出要实现现代化就说明我们仍处在“非现代化”的历史时期。那么，首先有一个“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问题，其中包含着深刻的价值观念上的冲突，这个问题不能不和传统文化息息相关。所以在现代化问题上不能取捷径，不能仅仅在科学技术等浮面文化现象上做文章，而要在反思的基础上对文化的内容作深入的研究。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还共同商定，以后每年召开一次类似的“文化研究协调会议”，以便推动文化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向纵深发展。因此，1986年6月在杭州召开了第二次协调会，1987年10月在武汉召开了第三次协调会。

1985年2月，中国文化书院举办了第一次全国性的讲习班，这次讲习班的主题是“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参加讲习班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对文化问题有兴趣的中青年学者、学生二百余人。演讲的学者有梁漱溟、冯友兰、吴晓铃、牙含章等老一代学者，也有像我这样年近六十的学者，如李泽厚、庞朴、戴逸、朱伯昆等。我的讲演题目是“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命题看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还有一些中青年学者如包遵信、孙长江等，国外的杜维明也来讲习班讲演。这次讲习班的讲演稿编成了《论中国传统文化》于1988年在三联书店出版。同年12月底，中国文化书院又举办了第二期讲习班，这次讲习班的主题是“中外文化比较研究”，有来自全国各地近千人参加了这个讲习班，还有新加坡学者来华听讲。讲演的学者共二十人，国内十人、海外十人。这次讲演的学者有专门研究文化的，也有研究政治学的、经济学的、哲学的、宗教学的、历史学的和文学的，来自海外的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以及香港地区的学者。讲演稿也编辑成册，1988年12月由三联书店出版。我的讲演题是“从印度佛教的传入中国看中国当今文化发展的若干问题”，收入论文集中。这次讲习班在全国影响很大，可以说对推动“文化热”起了积极的作用。这种由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短期讲习班有十余次之多。到1987年，这时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已遍及全国，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中国文化书院开办了一期二年制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我们采用了函授与分地区面授的方式进行教学。参加这个研究班学习的有一万二千人之多，连西藏也有二十四人参加。同时，为推动文化问题的深入研究，中国文化书院还召开过国际性的和国内的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一批书刊和制作了一些学者的录音、录像带。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书院集中了五十余位北京的学者作为书院导师，其中一些无疑是当前中国大陆大师级学者，也还聘请了海外二十余位学者作为海外导师。我认为，虽然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中国文化书院没有能完全起到时代赋予它应起的作用，但我们仍可以说，这些年中国文化书院的工作是无愧于我们的民族、无愧于中国文化的。

在80年代中期，在大陆举办各种各样研讨中国文化的讲习班和讨论会很多，大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推动中国文化走出新老传统，面向世界，走向全面的现代化。在整个“文化热”中，有三个学术团体或者可以说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走向未来”（它是二十一世纪研究院的前身）、“文化：中国与世界”和中国文化书院。这三个学术团体可以说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思潮：即激进主义派、自由主义派和保守主义派。这里说的三派只是就它们对待“传统”的不同态度说的。二十一世纪研究院的学者们大体上是反传统的，他们不仅批判几千年来的旧传统，特别是着力批判几十年来形成的新传统。“文化：中国与世界”的学者们大体是主张引进西方的人文主义，提倡自由思想，以破除几千年来的专制主义和把思想意识形态化为目标。中国文化书院同仁的观点颇不一致，有属于激进派的包遵信，也有属于自由派的乐黛云，但更多的学者对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是抱一种同情理解的态度，他们不是“反传统派”，但也绝不是没有看到传统文化的负面作用，而对几十年来形成的新传统则取批判态度。这三派的倾向虽不相同，但在批判几十年来的新传统方面则比较一致。我这里介绍的是北京的学术界在“文化热”中不同的三派，我看在全国大体也一样。中国大陆的“文化热”正是由这三派互相作用的张力推动向前的。

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虽然讨论的是“文化问题”，但它的目的却是很明显的，无非是要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从经济、科技领域扩展到政治和思想领域，推动中国实现全面的现代化。所以在“文化热”中自然会涉及“自由”“民主”“人权”和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文化问题的讨论对当时的青年学生也就不会不发生影响。从当时的情况看，不仅政治改革没有多少进展，而且政治的腐败日甚，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官倒越演越烈，因此在1986年年底发生了全国性的学生罢课游行，要求惩治腐败，深化改革。其结果，不仅学生的合理要求被扼杀，而且比较开明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胡耀邦也因此下台了。于是又掀起一场名为“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在中国大陆事情就那么奇怪，那些贪污、腐化、以权谋私污染社会的被保护起来，而要求清除这些污染社会的力量都被当成“精神污染”来被清除。不过幸好，这次所谓“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没有搞多久就夭折了，因为它太不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热”仍然在继续发展着，到1988年“文化的讨论”就越来越带有政治批判的意义。我想，这也是不奇怪的，因为无论学者还是青年学生看到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又可能像过去一样，失去时机，因而不能不对现实政治采取批判态度。例如在北京大学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社团、沙龙之类，青年学生们请关心中国前途、热心文化问题研究的学者，到学校来讲演和座谈。这样就出现了学者和青年学生之间的交流和结合。

1988年11月，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办“文化节”活动，请了一些学者和改革派的人士与会，我也在被邀请之列，我记得还有李泽厚、朱厚泽等，别人讲什么我已经记不起了，我当时讲的是北京大学的传统是“学术自由”。因为这几年来，北京大学的一些领导为了使学生不要有“越轨”的思想和行动，一再宣传北大的传统是“革命的传统”“爱国的传统”，这个提法当然也不全错，但是它不是北大作为一最高学府所特有的传统，而且往往会被利用来作为抵制“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的借口，而我认为北大之所以是北大，正是因为有蔡元培提倡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才造就了北大与其他大学不同的风气。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到现在“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仍然是北大的特有精神，这是任何权力和金钱都无法改变的。

“文化热”最初还只限于学者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圈内，后来影响到学生，但在社会上的影响并不大。可是《河殇》的演出却在社会上起了相当大的影响。《河殇》这部连续剧，作为一部述说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作品，虽然有许多不足之处，可是它的作用正是借批判三千年的老传统来批判三十多年来的新传统，就这点说无疑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其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全面改革，虽然也批评了自1949年来中国的政治，但这毕竟是间接的，而且这种讨论已经跟不上一些青年人对当时政治的不满和焦急。这时一些青年学生或社会各界青年朋友们不断来找我们，请我们对当前政治发表意见。1988年底北大校刊的一位叫邵燕君的同学访问一些教授，我也是被访者之一，她写了很长的一篇访问记，刊于校刊的理论版上。我当时已感到，我们这些为人师表的学者大概应向青年们说点真心话了，以便响应青年学生促进社会政治改革的强烈要求。在谈话中，我说了以下的一些意见：一个比较合理和健康的社会或者应由三个互相独立的社会集团组成，一个是政治权力集团，它掌握国家的政治权力，但“权力往往使人堕落，绝对的权力往往使人绝对堕落”，因此要有另外两个社会集团对政治权力集团有所制约。一个是知识分子集团，这个集团的社会功能和使命是对社会、政治起批评、建议、议论的作用，以便使政治权力集团对社会起的不可避免的消极作用受到限制，这就像先秦时有一批“士”那样，他们是“不治而议”的（或“议而不治”的）。另一个是企业家集团，这个集团的社会功能应是使社会的财富不断增长，一方面起着从经济上支持政治权力集团对国家治理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起着从经济上影响或牵制政治权力集团的作用。但是，中国社会从古以来基本上是政治权力集团控制了知识分子集团和工商集团（即企业家集团），使它们不能对社会政治发生应有的作用。因此，作为知识分子现在应有一种自觉，使自己成为一独立的社会力量，并与企业家集团合作，得到他们的支持。我这个观点当然和现实政治有关了。关于社会应由三个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的集团组成的理论，以后我又在由中国文化书院与科学院企业家协会主办的1989年“名人名家春节联欢会”上讲过，还在香港《明报月刊》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专栏中发表过，又在同年4月30日至5月3日由中国文化书院、二十一世纪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香港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中讲过。

虽然中国文化书院是1989年“名人名家春节联欢会”主办单位之一，但一切费用均由京海计算机公司资助，这可能是学术文化界与企业界的一次结合。参加这次聚会的有三百余人，有学术界、艺术界、文学界、企业界，也还有一些政府官员。由于中国文化书院为主办单位之一，所以就由我第一个致词，在我阐述了上述三个集团的理论之后，有一位姓马的老经济学家（听说他是国家经委的顾问）发言对我的讲话表示同意。……

1989年以后，政治改革的要求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文化热”好像是由喜剧开始而以悲剧告终。尽管如此，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失望，但并未消沉，在他们冷静下来之后，开始较为深入地思考问题了。由于从1984年起，我就参加了中国大陆文化问题的讨论，有些问题一直没有来得及深入思考，1989年以后时间多了，可以看看书，细细地想一些问题。在这一阶段我主要研究了三个问题：为说明当前文化发展的多元化问题，我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研究了“转型时期中国文化发展问题”；为了说明“现代化”主要不是科技问题而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创造精神，我写了一篇《我所理解的“现代”》，它不仅讨论了什么是“现代”，而且讨论了什么是“后现代”。为了从中国哲学理论中找吸收外来文化的根据，我研究了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双向选择问题，以及在不同文化之间是否应有“墙”的问题和文化之间“误读”的问题。当然也还考虑了一些其他问题。现在我把对这些问题的一些想法写下，以便读者能更了解我的想法以及“文化热”后的一些文化研究动向。